[转载]全息思维的文化源起——兼论远山君《伏羲之道》
2016-08-30 09:35阅读：
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两大学者，陈寅恪和王国维，庶几就是清末民初的学术标高。然而，他们面对华夏上古史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陈寅恪选择了驻足，认为史料过于匮乏，从而聚焦于中古史亦即魏晋至隋唐的研究。王国维以文献和实物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步入，其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便是那篇著名的经典论文《殷周制度论》。此乃笔者写作《中国文化冷风景》最为重要的参考，并且深为认同王氏的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在《冷风景》中论述先秦诸子之际，曾经反复对照过西方哲学经典，诸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维特根斯坦乃至索绪尔语言学等等，从中发现了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的人文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差异，从而引发了有关全息思维的思考，并且将此定为下一部论著的论题。就在我思索有关全息思维的论述和写作之时，十分欣喜地读到了张远山君的《伏羲之道》，此著可谓继王国维古史研究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尤其是其中有关伏羲文化的探索，揭示出了我正在琢磨的全息思维的文化源起。
远山君在《伏羲之道》中令人信服地以华夏文化八千年的结论，推翻了此前误传甚广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谬说。远山君详细地论证了华夏文化的历史演变，大致厘定了公元前四千年的伏羲文化，公元前后四千年的黄帝文明承传，此间的界分乃是炎黄之战。很认同远山君的看法，炎黄之战确实改变了华夏文化的走向，可以说是商周剧变之前的一场重大历史转折。这两场战争有一个相同之处，皆为野蛮战胜文明。正如商周剧变是地处西岐的姬氏家族灭掉了黄河之滨的殷商王朝，炎黄之战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战胜拥有四千年文化成就的伏羲农耕民族。这种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的野蛮战胜文明的历史，后来经由秦统天下、蒙元、满清先后入主中原等等一再重演，致使一部华夏历史竟以野蛮战胜文明为特征。
让陈寅恪当年驻足的上古史料奇缺的学术局面，因为近百年接连不断的文物出土以及相应的考古研究而打破。毋须赘言，期间有不少有志有心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努力钻研，认真解读。远山君的慧眼独具在于
，从伏羲族的陶器图纹上，解读出了这个农耕民族画在上面的天文知识和历法体系。那些图案在众多专家学者眼里，大都被解读为装饰、图腾甚至性崇拜等等，惟有远山君读出了其中的文化密码涵义，从而使上古史研究获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如此重大的突破，假设王国维有知，恐怕就没功夫去昆明湖自杀了。
毋庸置疑，伏羲族的陶器图案上具有特定的审美趣味，但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图案所独具的文化密码涵义。远山君称之为图像思维。根据山影间的日出日落所标画出的连山纹，从连山纹衍变出的舞蹈纹、日神纹、谷神纹乃至玄牝纹、太昊纹等等，确实很容易被后人从审美的角度、甚至从生殖繁衍的角度加以解读，从而忽略了其中的天文历法意味。而诸如《山海经》那样的古书里也有不少借用动物形象加以解读的例证，将那些图纹读作烛龙、烛阴之类。但即便是那样的解读，同时也描绘了太阳的运行。更不用说昊文纹、太昊纹之于太阳轨道分合之异的对称性描述。远山君的卓识在于，不仅从中揭示出了连山历的来龙去脉，进而极其详细地描述了从伏羲连山历到神农归藏历的演变过程；而且又同时有力地证明了，上古八卦在伏羲时代只是天文历法，到了黄帝时代才变成了卜占之术。征服了中原的黄帝族的野蛮在于，不仅将八圭变成八卦，亦即将天文历法变成了卜占之术，而且毁掉了华夏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天文台，山西襄汾陶寺的太极台，从而将伏羲族确解认识宇宙的浑天说、浑夕说改换成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
在伏羲族天文历法被黄帝族卜占之术所替代的过程中，远山君还发现了老子思想之于伏羲时代的承继性。早在写作《伏羲之道》之前，远山君已精研过老庄思想，并且著有《庄子奥义》《老庄之道》等等专著。远山君也藉此指出了，因为炎黄之战导致伏羲文化的被人为地雪藏，而此后又在先秦诸子比如老子、邹衍的著述中重新显现出来的隐晦曲折，从而给出了还原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指证了从炎黄之战之后的《五帝本纪》起笔的司马迁《史记》之于历史的断章取义。断章所断者，伏羲文化也；取义所取者，无疑是孔孟之道。司马迁以儒写史的偏面性，由此又可见一斑。
远山君的《伏羲之道》之于上古文化和上古历史研究的开拓性，可谓前无古人。远山君的成就，又一次证明了当今的中国思想学术重镇不在学府、更不在官府，而就在民间，而就在体制外的独立学者笔下。有必要提及的是，远山君的重大突破，是在考古成就及其相应的学术资源被官家学府中一些浪得虚名的权威学霸肆意垄断的前提下取得的，此中艰辛，可想而知。这当然也使其空前的开拓性更加显得意味深长。倘若说诗人木心提供的是一种审美趣味，那么远山君的研究所致力于的乃是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重新定位和重新书写。
远山君的努力于我《冷风景》式的书写无疑大有禆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远山君从连山纹的图案上所阐发的图像思维，使我正在思考中的全息思维有了文化源起的实证。全息思维乃非逻辑思维，以具象而不以逻辑作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因此，全息思维又可说是具象思维。这种具象思维的特征，不在于具有多少逻辑性，而在于是否具有全息性。正如树的年轮具有全息性，人的脚底或者耳朵上的穴位具有全息性，华夏的伏羲先民借助山峦的自然排列找到了山影与太阳、乃至与宇宙运行之间的全息性。这种全息性以具象的图纹呈示出来。伏羲先民以全息的具象思维从山峦间的日影制订天文历法，在陶器上标之以连山纹。倘若将这种思维付诸图象，比如以比较抽象的方式画上陶器，便是图象思维；倘若再从那些图象中继续抽象出象形文字，那么便是形象思维。从《伏羲之道》之于伏羲文化和黄帝文明的划分，似可得知，上古华夏先民的具象思维，在伏羲时代大致以图象思维为主，到了黄帝时代产生了象形文字之后，则以形象思维为主。不过，现在的考古发现依然很有限，因此还不能绝对肯定，伏羲族当年只有图象而没有文字。
当然，比伏羲族有没有文字更为重要的是，伏羲族的那些陶器图纹，相当生动地呈示了伏羲先民的具象思维记录。那些图纹虽然是平面的、二维的，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却是多维的、同时意味着时间和空间、以及太阳轨道甚至星际运行的。那些图纹的全息性可能还不啻于天文和历法。从湖北石家河纺轮的双鱼图所呈示的归藏历双鱼逆反图来看，伏羲先民已经感应到很深的宇宙奥秘。
在先秦的稷下学派中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先哲，邹衍，曾经专门论述过双鱼图的阴阳五行原理。可惜的是，《邹子》、《邹子终始》皆已遗佚，后人无法得知邹子的阴阳五行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双鱼逆反图所蕴含的信息，除了天文历法之外，应该还有更大的宇宙奥秘；天体运行都是旋转的，不仅太阳系中的恒星行星之间有公转和自转，宇宙中的星系也是旋转的，甚至今天人们认识到的黑洞也是旋转的，乃至整个宇宙都处在某种旋转状态中。就此而言，双鱼图与佛家的万字符所表达的几乎是同样的全息涵义：宇宙是旋转的，一如生命是轮回的。有趣的是，远山君在下一部有关玉器三族的论著中，非常详细地谈及的从玉器上发现的华夏先民所刻画的万字符，也是一种旋转标记。
倘若要解读双鱼纹所标画的互动图究竟有多深的奥秘，可能就是宇宙中的这种旋转性。或者说，宇宙中包括生命在内的旋转状态，乃是双鱼图的全息意味所在。而河图洛书的两种数字排列组合方式，很可能就是某种具有宇宙意味的旋转方程式。因为从这两组排列的数字结构中可以发现，河图洛书所对应的是一个旋转的全息对象（具体论述请参见《中国文化冷风景》第三章：“《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座标”）。可能正是双鱼图的全息思维涵义，致使深研此图的邹衍与语言逻辑学大师公孙龙格格不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里有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顺便说一句，庄子学派与惠施、公孙龙学派的冲突也跟彼此的思维方式不同有关。
伏羲族在陶器图纹上留下的这些全息图象，倘若确实具有上述宇宙状态的全息性，那么会有疑问如是：星系的旋转在今天是通过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当时的伏羲先民何以得知？尽管凿凿有据的是天文和历法，但还是不能排除伏羲先民之于星系之类宇宙图象的全息性感知，否则就很难解释双鱼图象的旋转性。当年伏羲先民画出的双鱼图象的逆反旋转，与当今天文望远镜观察到的宇宙中旋涡状星系旋转图象如此的相像，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由此生发的疑问乃是，诸如双鱼图象之类的图纹，除了远山君所指出的天文历法涵义之外，可能还有更加深奥的所指涵义，而那些涵义并非只是通过肉眼之于山峦和日月星辰之间的观察所得到的，而是伏羲先民藉以人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与大自然、与地球、与太阳系乃至与宇宙之间的对应性和感应性获得的。
斯坦福大学心理系助理教授，问澳大利亚北部原始部落的一个五岁小姑娘，哪边是北，小姑娘立即准确无误地指示出来。相反，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厅里，该教授让一群优秀学者闭上眼睛，指出哪里是北，结果没有人能够做到。该教授认为，那是原始部落的语言本身具有东南西北的方向感的缘故，并且凿凿有据地找出了那个原始部落的语言作证。但我认为语言只是表面原因，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生命本身与大自然与地球，乃至与宇宙之间的对应性和感应性。这就好比佛经中所说的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样的超常能力。普通人的视域仅止于当下，有些人、尤其是有一定生命修为的人，能够看到过去未来，看到肉眼无法抵达的远景异像。世人通常将这些无法用常识解释的视力称之为特异功能，事实上，这些被称之为特异功能的视力，是人的生命本然所具的。
老聃在《道德经》里所说的婴儿状态，其实是意指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人在出生后的所谓成长，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恰好是生命本真状态的退化。这其实也是双鱼图纹所蕴含的奥义，当一条鱼从某个方向游动或曰成长时，同时又在朝另一个方向移动或曰退化。因此，所谓长大，与其说是生命的增值，不如说是生命在付出成长的代价。
就此而言，所谓的原始人类，或者说原始部落，其实是与人的生命状态的婴儿时期对称的。那时的人类虽然没有获得如今这般的文明程度，但其生命的元气却极其充沛；换句话说，生命之于大自然之于宇宙的那种对应性和感应能力，尚未受到损耗，尚未严重退化。因此，伏羲先民得以用双鱼图纹表达出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对应、以及生命之于宇宙的感应，而这些对应和感应，正是当今被高度文明化的现代人难以抵达的。
倘若将那样的对应和感应诉诸思维形态，那么毋庸置疑是全息的，而非逻辑的，亦非语言、非文字的。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把他所考察的南美印第安人文化称作野性思维（又有中译原始思维），是很不确切的。因为西方学者习惯于逻辑思维，从而无法理解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更无从领略全息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状态。不管列维·斯特劳斯是否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但他之于印第安部落的考察是相当唯物主义的。
这其实也是远山君在《伏羲之道》里的局限。虽然从陶器的图纹中看出了天文历法意味，却并不愿意进一步深究那些图纹所蕴含的生命密码和宇宙信息。因为那些图纹的全息性，并不啻于天文历法，还有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对宇宙的认知和感应。比如有关被人读作性崇拜的谷神纹、玄牝纹（参见《伏羲之道》第40页），远山君在不否认其中的性崇拜意味的同时，指出了该图象源于伏羲连山历的关联性。远山君同时又援引了《道德经》中的论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藉此指出玄牝纹的涵义：“天道生出万物，如同孕妇生出婴儿”。并且强调：“这只是比方，不宜坐实，因为‘玄牝’位于谷神的头顶，而非谷神的袴下”。但既然并非袴下，为何非得认作玄牝呢？那个被认作玄牝的图纹，可能根本就不是玄牝，而是位于两眼之中略为上方的天眼，或者世人所说的松果体。研究者们乐于将那个图纹读作玄牝纹，除了远山所例举的《道德经》论述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即经由坐实女性生殖器以对应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学说：早期的原始社会是母系社会。玄牝作为女性崇拜，正好对应母系社会。对于这种学说，远山君是相当认同的。
从远山君有关连山纹、连山历的举证中，可以看出，那一系列不断演化着的图纹，主要在于呈现伏羲先民之于生命和宇宙的认识。这就好比埃及金字塔的构造和结构本身，蕴含着深邃而丰富的天文历法、生命宇宙知识一样，伏羲先民的陶器图纹之于天文历法和生命宇宙的认识也是同样深邃而丰富的。但远山君的论述却仅止于天文历法，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的生命、宇宙信息。须知，那样的上古文化，好比人类婴儿时期之于大自然和生命本身的感应感悟一样高度全息。因此，那些图纹在隐喻的意义上呈示女性生殖器是可能的，但由此框定母系社会云云，却是相当唯物主义的。相比之下，当然是《道德经》的描述更为接近那些图纹的涵义：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緜緜呵若存，用之不勤。（——帛书《道德经》）
但这种袴下玄牝的解读，理当以头顶天眼的解读加以补充，才符合双鱼图纹的全息思维原理：当一种解读（好比一条鱼）向着一个方向游去时，必须要看到另一种解读（好比另一条鱼）朝着相反的方向游过来。玄牝和天眼，看似相反，实乃相成；或者说，以相反的方式构成同一种图纹。这图纹的奥妙在于：既通向天地之根的玄牝之门，又呈示了生命之于宇宙的全息审视。亦即《道德经》所言：“反者道之动”。道者，就像双鱼图纹一样，须得有逆反才能成立。道的这种可逆性，同时也是道的开放性。时间空间的双向逆反性质表明，宇宙不仅是弯曲的，而且还是开放的。宇宙并非如同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封闭的。所谓宇宙大爆炸，并非是在一个封闭时空里的爆炸，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可逆的高维时空里的爆炸。就此而言，康德的二律背反倒是无意间道出了这种时空的双向逆反性质。爱因斯坦之于宇宙的描述，有限无边，更近似于伏羲陶器上的双鱼图纹所呈示的逆向同构结构。而这也正是《道德经》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的奥义所在。宇宙的有限无边，可道么？不可道。
远山君指出老子《道德经》的伏羲文化背景，无疑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解读参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道德经》文本所指，远远超出了远山君所阐发的连山历和归藏历的内涵。《道德经》文字的能指，与伏羲先民陶器上的图纹是对称的。但假如后人从那些图纹上的解读仅止于阐发天文历法涵义，那么，不仅会局限图纹的全息性，也会相应地局限了《道德经》的全息思维意蕴。
远山君在举证归藏历太极图的演化过程时，以“湖北石家河1984”所标示的双鱼图纹最为醒目。（参见《伏羲之道》92—93页）在此，远山君指出：“双鱼已分阴阳，而且密合，不留空隙，归藏历标准太极图正式诞生”。然后远山君出示了太极图的演化图纹，以及最终成形的阴阳太极图。在整个演示过程中，远山君全然忽略了一个看上去很微妙、其实是十分关键的细节：“湖北石家河1984”所标示的双鱼图纹，双鱼之间只有一只鱼眼，同时点在了两条鱼的鱼头部位，而最后成形的太极图却有两只眼，分别点在黑白两条鱼的鱼脸上。更发人深省的是，后世所传的阴阳太极图，皆以此图为经典依据，包括远山君书中所例举的宋朝太极图与明朝太极图，无一例外。后世学者竟然在一个虚假的图案上忙乎了几千年！
对比陶器上的双鱼图纹和最终成形的太极图，看上去后者更为完美，殊不知，这种后人自作聪明的完美，恰好破坏了双鱼图纹的全息性。因为单眼的双鱼图纹所呈示的是一个立体的、甚至是更高维的全息图象，而黑白双眼的太极图所呈示的是平面的双鱼结构。或者说，将那个单眼共享的立体图象一剖为二，分解成了黑白各具一眼的双眼平面太极图象。黑白太极图中的那对鱼眼，其实是双鱼空间中那只鱼眼的两个剖面。在黑白太极图中的双鱼，看上去似乎依然是逆反方向互相缠绕的，似乎是依然向着相反方向游动的，实际上却是将一个立体的空间的全息图纹剖成平面然后摊开，分拆出来了一幅相对静止的平面的黑白分明的二维图象。相对于双鱼图纹所原有的真实性，黑白太极图无疑是虚假的；不是空间而全息的，而是黑白分明地平面的。双鱼图纹的特征是双鱼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反向同构，彼此各朝两个相反的方向游动，同时又相辅相成。彼此的同构，就同构在共享同一个鱼眼上。倘若将双鱼比作某个星云团，那么该星云团是以反者道之动的方式旋转的；倘若将双鱼比作宇宙，那么这个宇宙是逆反的、开放的；倘若将双鱼比作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轮回的、生生不息的；倘若将双鱼比作时空，那么这个时空是可逆的、可以反向追溯的。此乃老聃“反者道之动”的普世涵义所在。相反，黑白太极图中的两条鱼，却由于丧失了彼此的同构点或者说空间性，所以无法实现逆向同构，从而不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尽管后人总是想把这幅太极图解释成逆反运动的，但由于把一个鱼眼分拆为二而导致的空间性的丧失，反者道之动就不能成立，只能从中引伸出诸如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之类的平面性概念。
倘若远山君的伏羲文化和黄帝文明一说成立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双鱼图纹属于具有全息意味的伏羲文化，具有反者道之动的逆反同构特征，呈示为一个开放的时空结构；而黑白太极图属于越来越趋于封闭的黄帝文明，双鱼图纹原有的全息性被黑白分明的太极图所取代，从而为一个封闭的尊卑有序的专制体系和社会制度准备了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依据。
《伏羲之道》的杰出贡献在于从陶器图纹上的发现天文历法，但其局限也恰好局限在过于专注天文历法的演变线索上，从而忽略了诸如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等等的演变。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是从炎黄之战之后的《五帝本纪》写起的，伏羲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相应的社会状况，史料极其匮乏。而从远山君在《伏羲之道》所列举的实物和文献里，又确实没有发现伏羲时代的社会形态内容。仅就史料而言，几乎空白。
但也不能说一点痕迹都没有。且不说其它，从箕子对周武王姬发所讲的《洪范九畴》中，似可窥见一斑。箕子在《洪范九畴》中提及的五行、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等等，虽然是从尧舜禹时代说起的，并且传说是由伯禹制定的，但不能排除此中诸多治国大法承继于伏羲文化。因为按照远山君的《伏羲之道》所言，黄帝族在战胜伏羲族之后，一方面在历法上用盖天说取代了浑天说、浑夕说，一方面又悄悄地大量吸收了伏羲文化以为己用，其情形有如满清王朝在入主中原的同时，却被汉族文化所同化。
《洪范九畴》乃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华夏民族最为古老的政治文献。其中，没有论及政权交替，主旨在于如何治理国家。对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的有关周室周制的文献和论说，可以发现，《洪范九畴》了无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内容，反而强调了王道的要义在于平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至于其中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一说，几近于尧舜时代的描画。有关那样的天子准则是否承自伏羲文化，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九畴之中既没有母系社会的迹象，也没有父权社会的例证。至少，根本就没有母系父系这类观念。此中第七畴稽疑，说是“汝则会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土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由此可见，每逢大事作决策，是天子与卿士、庶人、卜筮通过卜占、然后共同商定的。
如此一个政治文献，显然不会出自任何游牧民族，而只能源自农耕社会。好战的游牧民族需要军事首领来指挥战事，因此容易产生尊卑观念。相反，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处，所以会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之说。倘若远山君的炎黄之战之历史划分成立的话，那么《洪范九畴》源自农耕的伏羲族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出自游牧的黄帝族。顺便说一句，《道德经》的这番描述，也应该以上古伏羲族、而不是以黄帝族为其参照对象的：
小邦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同上）
倘若远山君能够不惟天文历法为囿，而扩大其引证和论述的视野，应该能够找到更多的例证，藉以考察伏羲族和黄帝族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道德伦理方面的各种差异。研究拥有全息思维文化的伏羲先民，理当具有全方位思考的眼光和心胸。伏羲先民的天文历法水平，并非是孤立的、没有相应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形态支撑的。《山海经》所记载的诸多神话人物，除了后羿是个射猎者形象之外，诸如女娲、精卫、夸父等等，大都接近伏羲先民的精神气质。即便是刑天，也是一种失败英雄的气概，而不是战胜者的形象。
言及至此，有必要提一下周室的所谓圣贤人物。比如说泰伯。在姬氏家族史上，倘若要数聪明绝顶人物，自然数姬昌无疑。倘若说到圣贤人物，首推泰伯。《史记》专门为其作《吴泰伯世家》，并且还在诸世家中排名第一。司马迁援引孔丘之言称赞道：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由于孔丘之于姬氏家族的五体投地、赞不绝口，其言不可全信。泰伯的逊让王位于三弟，与其说是品德高尚，不如说是内心深处害怕兄弟之间因王位承继而起纷争同室操戈。就让位的心理动因而言，恐惧相残远胜于道德示范。而且，泰伯的恐惧并非毫无缘由，姬氏家族后来还真的上演了一场豆萁相煮的悲剧：姬旦弑兄逐弟。可见，倘若读泰伯让位能够从后来的姬旦弑兄逐弟读起，就不会像孔丘那样津津乐道了。
提及姬氏家族的如许往事，是想指出，远山君的《伏羲之道》虽然是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之后的又一座上古史研究里程碑，但并不意味着《殷周制度论》因此而过时了；相反，《伏羲之道》是对《殷周制度论》的一个沉甸甸的、更为实在的补充和极具开拓性的扩展。炎黄之战改变了华夏文化的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周剧变就不再重要了。这两次历史转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并且是一次比一次更剧烈，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文化时空。从伏羲族美丽的彩陶图纹，到夏商周丑陋的九鼎，中国的历史不是进化的而是退化的。
人的生命本身与宇宙的对称性既在于身体有形或无形的构造，又在于思维方式和心灵感应。比如，人体的穴位是无形的，但倘若将无形的穴位图勾勒出来的话，会发现与星空中的星际、星云图是非常相像的。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在伏羲先民的那些陶器图纹中，除了天文历法之外，难道就没有人体生命本身的所指么？比如与星际图对应的人体穴位图之类？
人的生命之中，最为神秘的当然是思维。因为思维是一种奇妙的抽象能力。即便如图纹那么直观的，也是一种抽象。直观的抽象通常具有全息的可能性，而伏羲先民留在陶器上的图纹，则可说是上古华夏民族全息思维的经典记录。真要说起来，《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以及神话人物，也具有全息意味。但是相比之下，伏羲先民的图纹，更为经典。因为那些图纹比神话更为抽象，更具思维特征，而不是神话的叙事特征。
与《山海经》神话对应的图纹，应该是古希腊陶器的叙事性图纹，或者记载狩猎，或者记载战争，或者记载神话传说。那些图纹具有极强的叙事性，却鲜有如同伏羲族陶器图纹那样的全息性。这是全息思维有别于叙事图案的一个特征。图纹的抽象性，能使图案成为符号，从而具有了思维的特征。思维不是在图案中进行的，而是通过符号实现的。倘若图案仅止于叙事，那么思维就难以成立。惟有图纹既是具象的、又是符号的，抽象的思维才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伏羲先民留在陶器图纹上的全息思维符号体系，是古希腊陶器所没能具备的。换句话说，就思维能力的开发而言，华夏民族的抽象思维历史，显然要比古希腊民族更为悠久。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这种局面的改观，是由各自的文字符号决定的。象形文字长于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短于逻辑思维和形而上思辨式的思维；而拼音文字短于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却长于逻辑思维和形而上思辨。语言，不仅指数学语言之类，还有日常言语，或者说自然语言，大都与思维相关。相对于符号性的图纹，语言无法表达思维的全息性；相对于叙事性的图案，语言却具有更加细致更加明确的叙事能力。一旦语言成为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所阐述的逻辑工具，就会使思维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西方现代文明一个极其根本的支柱，就在于语言的这种逻辑功能。然而，这正好是以象形文字为语言实体的华夏文化的重大短缺。
伏羲族在陶器图纹中显示出来的全息思维，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非但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反而被逐渐泯灭或者被人为雪藏。与该图纹对称的文字阐述，后世能够看到的，惟《道德经》耳。由于儒家的专横独尊，先秦诸子当中有许多与儒家不合的著述，大都被边缘化到杳无痕迹的地步。因此，世人大可以将远山君的《伏羲之道》，看作是一次重新发掘的努力。正如《山海经》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是华夏先民的精神气质写照一样，伏羲先民的陶器图纹乃是华夏民族弥足珍贵的全息思维记录。其中诸如双鱼图纹的全息涵义，在西方直到相对论问世方才始获相对应的揭示。正如现代科学在印证着佛经中的诸多奥义一样，科学的发展也将同样印证伏羲先民在陶器图纹中呈示出来的具有全息意味的宇宙观。
二0一六年三月一日完稿于纽约
此文删减版首发于二0一六年第七期《书屋》
此文全文版首发于二0一六第八期《社会科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