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这样一个题目，我一直是斟酌踌躇、心存顾虑的，因为英文中Investor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投资人、投资者，也可以译为投资家，但在中文的语境里，投资人和投资家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反复考量之后，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以投资为主业，在经历了市场周期性考验之后，依然能战胜大盘且取得绝对收益，并以此解决了生活中的财务问题；同时将投资知识传播于大众，使之造福社会，且帮助一众社会家庭通过投资达至财务自由的境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一份贡献，这样的人被称为投资家应是无可厚非了。
（一）辨材须待七年期
自1993年算起，我入投资这行已是第二十个年头了，其间1998年开始美国投资，2000年开始香港投资。一直以来，多会遇见关心“今年（或去年）回报多少？”之类的问题，在回答了很多次之后，标准答案是：“
这行业我干了二十年，现在还在”。
明白的人在见了上述答案后自然就会明白，无需再多问，因为凡是经历了过去二十年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其间的风风雨雨，这里虽然没有伏尸千里、流血漂橹的触目画面，却不亚于取人性命于千里之外、消敌于无形之中的惊心江湖，其间的惨烈最终多表现为青春过后，反而与财务健康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不用提那些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曾经的“牛人”们。可惜的是，往往只有历史过后，答案才能揭晓，这便是常言道的“不确定性”。
由于早期没有刻意做投资记录，这二十年来，我约略估计自己的累计投资回报为200倍左右，即百分之两万（+20000%）。而1993年春到2012年春，上证指数从1550点到2300点，累计升幅为52%（+52%），上涨仅仅800点，折合年复利2%（+2%），股市的涨幅远远跑输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也低于同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如果再考虑到80%的市场参与者甚至跑不赢指数，由此可见，
过去二十年选择证券投资作为职业并不是一个好的抉择。
过去数年受邀给《钱经》杂志撰写专栏，截至5月刊的实盘模拟组合部分显示，过去五年（2007年4月~2012年4月）专栏累计收益率为112.92%（+112.92%），而同期上证指数则下跌32.20%（-32.20%）。由于杂志出版的固定性，这个“带着镣铐的舞蹈”较实际的运作为差，例如我们现实中的儿童财商教育账户，在过去两年（2010年4月~2012年4月）中累计回报率63.2%（+63.2%），而同期杂志专栏的回报率仅为19.8%（+19.8%）。
通常考察投资水平仅有单边的牛市或熊市表现不足为凭，有经历完整周期的记录为佳，如白居易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恰好五月份整理了一个投资个案，自2005年5月至2012年4月底整整七年，期间五年熊市、两年牛市，经历了“熊
—— 牛 —— 熊”的市场循环，表现如下：
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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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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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至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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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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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至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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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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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至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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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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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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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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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至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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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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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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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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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至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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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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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至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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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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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年间，在整个世界遭受火山爆发、海啸、地震、暴风雪、核泄漏、干旱、洪水、金融危机等重重打击，以及经历疯狂、惊慌、恐惧、绝望等非人境遇之后，当初的每一个100万最终成长为703万，折合年复利回报率为+32%，累计回报率为+603%，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为+112%，香港恒生指数累计为+51.82%，美国道琼斯指数累计为+28.89%%。这仅仅是个大致的反映，因每个投资案在起止的时段、市场配置的不同，以及对于投资理念认知度、配合默契度的不一，导致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这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资产管理工作的重大挑战。
最早读到关于投资的书，是我父亲买的《在华尔街的崛起》（One Up On Wall
Street），作者是美国传奇的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奇，199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标价4.90元，这本粉红色封皮的书历经二十余年的时空变迁，如今仍奇迹般立在我的书架上。当时读来，里面说的很多东西看不太明白，印象最深的是，林奇买的第一只股票叫飞虎航空，两年时间从7美元涨到32美元，解决了学费问题，林奇自豪地写道：“可以说，我是靠飞虎公司的‘奖学金’读完了沃顿商学院的课程”。没想到在时隔仅仅八年之后，我有了几乎与林奇近乎相同的经历。
（二）股市提供的留美奖学金
与今日争相报考公务员的风气截然相反，二十年前社会流行的是“下海”，很多热血青年辞去公职追寻理想，1991年我也加入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军。
到达椰风海韵的海口，头天晚上遇到一个个子不高、戴眼镜，书生模样的人，给我讲易经，他叫潘石屹 ——
后来的SOHO中国董事长。老潘精于数字与市场，口才绝佳引人入胜，好交友，跟他走在大街上，常是三五分钟就能遇到个熟人。后来老潘推荐了一个戴眼镜瘦瘦的年轻人，是人大的研究生，当时还是很稀少的学历。守着陈旧的机器，坐在院子里简易的凉椅上，对我谈中国的未来，他叫易小迪，现在是阳光100的董事长。再后来，见到理想丰满的冯仑（后来万通的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权（日后著名风投大佬兼2011年更为著名的
“私奔帝”）。总之，
当时他们没房也没有什么钱，不确知未来在哪里，有的只是青春、热情干劲与理想，但是年轻的人们仅仅是暂时的“贫”，却不“穷”。虽然没有钱财，却胸怀远大，之后的二十年他们将理想演绎成现实。
与热血青年的交往对于我后来的投资水平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提升，因为当时中国的股票市场还仅仅局限于深圳、上海两地，其他地方的人很少了解。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听当时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讲股票，他后来在中国证监会任职。当时印象深刻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深圳股市大震荡》，但他日后并不以财经文学闻名，很久以后才知道其代表作有《乌龙山剿匪记》。
实际进入股票市场应该是1993年，北京人成规模地接触股市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当时北京的天龙、天桥终于上市。最初入行，实际的原因与所有人都一样，能在股市投资赚钱，还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送礼，实在是太好了，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正是
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其实害了很多人，并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个方面股市确有与赌场相似之处。
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初开户是在华夏证券东四十条营业部，当时常见负责人之一是范勇宏（后来华夏基金的总经理），还有忙碌的著名股评家赵笑云，那里还有起初寂寂无名日后却名满江湖的人——姓王名亚伟。
当年入市并不是个好时机，1993年春天上证指数达到1500点，相隔12年之后的2005年上证指数是998点，还跌了三分之一；相隔19年之后的2012年春天也不过2200点。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摸索中前进，大家实际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为何涨跌，于是各种今天看来甚至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理论活跃于媒体及市井，有兴趣翻阅1996年之前的证券类杂志，会发现当年的振振有词今日看来多是妄言与臆断。
股市在1993年春天达到1500点之后，次年悲惨地跌至300点，这是个近乎浑浑噩噩的阶段。1993~1995这个阶段我也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处于“玩一玩”的阶段，没有多少钱，跌了固然不高兴，但不至于跳楼；涨了兴奋一下，也解决不了问题。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通过认真工作积累着日后被称为本金的资本，同时继续如饥似渴于各种可能得到的关于投资的书籍文字。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日子中，文字信息的获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华书店看书，常是舍不得买的，为了省下存自行车的2分钱存车费，需要将车停在远远不要钱的地方，再折回书店，好在那时已经开架售书了。即便去图书馆，基本上也是站着看书，舍不得从书架走回座位的时间，这也渐渐养成了飞速阅读的习惯。
这种黑暗中的摸索直到1995年，有关巴菲特的文字首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如同黑屋中忽然射进一道灿烂的日光，又如茫茫暗夜中的航船发现了指路的明灯。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巴菲特的道路》（又译为《股王之道》），他的诸如“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好企业好价格”等投资理念现在听来尽人皆知，但当时简直是天外来音，闻所未闻。时至今日，关于巴菲特的书籍占据着我书架达百余本之多，中英文皆有。对于巴菲特的景仰之情在多年之后融入我写的《巴菲特，生日快乐！》一文中。
乘着来自巴菲特投资思想的灵光，1996年初倾尽所有播种于股市，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在春节休市前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看来收获季节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后的两年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方式，仅仅持有两只股票，分别是长虹和兴化，取得约十倍的回报，奠定了后来的财务基础，同期指数大约上升了两倍。这段经历当时以《关于股票投资的通讯》系列分期发表于《金融时报》上，以至于时隔十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到我。在1996年初时，静态数据显示，即便股价不涨，长虹的派息率也能达到10%，当时的一年存款利率为10.98%。之后的20个月长虹股价涨了十几倍，再之后我决定去美国读书，可以说
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读了美国的MBA。
如何在远隔重洋、没有互联网信息、没有网上交易的年代，决胜万里之外，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三）危机之后的两年40倍
1997年《中国经营报》将我的专访照片恰巧与一篇报道巴菲特的照片刊登在同一版面，兴奋之余地简略翻译一下，寄了一份给遥远的美国奥马哈。不久收到他办公室寄来的感谢信，也令我生发出“有朝一日能亲见巴菲特一面”的愿望。
在人地两疏的异国他乡重拾英文应付托福、GMAT，直至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商学院读MBA，已是巨大的挑战，而生活也需要代价，那时的美元汇率是1:10，我相信
很多可能成为伟大投资家的种子，被扼杀在人生早期的生活成本重压之下。唯一的财务来源就是已有的资本以及由投资产生的或有收益，美国市场还有待熟悉，主要的投资仍然在国内。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愈演愈烈，市场上无数财富随风而逝，忍至次年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总之打击连着打击，就像一个溺水者，每当想喘息一下就被再灌进一口浑水。这是一段没日没夜、焦虑不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日子。
危机自是有危有机的，在1998年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提到：“以现在的价格买万科B，即便其股价不涨，分红也有20%的收益”。但当时没有网上交易，B股甚至没有电话交易，派人天天去营业部下单，市场极其萧条，有时接连下单数日竟然没有交易，因为成交量为零。
互联网当时中文信息非常有限，为了取得国内资本市场的信息，我在洛杉矶的华文书店花高价订阅了海运而来《上海证券报》，每月取一次，而且时间是滞后三个月。这对于天天盯盘的“炒”股者恐怕是难以置信，大家通常都认为股票市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但我的确是凭着过期的报纸，在远离祖国的三年时间里，取得了A股投资翻番的业绩，投资对象有东大阿派、同方等。
2001年秋季在A股市场遭遇欺诈，遭到较为严重打击。同时发现很多香港H股价格远低于A股，于是清空A股转战海外，这也是我们港股投资的开始。我在2001年秋天给投资人的信中总结：“这是我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看淡（A股）后市。”没想到此举使我们幸运地避开了2001~2005年的A股大熊市。移师香港后，买了一系列具有高派息的股票，其中包括后来被巴菲特相中的中石油，当时每股一港元多，仅派息就有10%的回报，令人觉得股价涨不涨已无所谓。
顺便提一下，在2007年秋天我们重演了一次2001年秋的A股大撤退，同样由于认为A股高估，同一股票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远低于A股市场，我给投资人写了一篇名为《为了再见的告别》的投资信件，于是在2007年9月前后全部清空A股，移师海外。但这次没有6年前那么幸运，虽然避开了A股大溃败，但却赶上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所有市场都垮掉的情况，以往，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美国没事、2001年美国科技股崩盘中国没事、2003年中国SARS横行时美国没事等，2008年是所有市场皆崩溃，其强度仅有1929年那次经济危机可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于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在1929年遭受严重打击之后，用了七年时间才复原，我们在2009年一年时间即夺回所有损失，已是幸运之至。
2001年美国遭受“9•
11”袭击，喧嚣已久的科技股泡沫也开始无可阻挡的大崩溃，如同天上掉下的利刃，令所有敢于中途接手的人鲜血淋漓，一年的时间许多公司跌得面目全非，缩水90%以上。搭上末班车的中国网络股新浪、搜狐、网易也没逃脱厄运，新浪从55美元跌到1美元，网易更是惨跌至0.60美元，依稀印象当时的首富丁磊身价从70亿元跌至0.3亿元。换位想一想，如果自己的身价性命在下跌99%之后，再下跌一半，怎不让人骨折心惊、形销骨立？这时一些有胆识的人开始出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段永平，在受到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灵光之后，全力以赴投资网易并最终收益超百倍，奠定了其一生中最为伟大的经典投资案。
这期间我投资了新浪、搜狐，并在之后的两年取得了约40倍回报，这段历史后来被记录在一篇名为《让钱努力地工作》的文章中。但眼见太多的惨烈，这次冒险并不敢倾尽全力，心境已不复当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侠倜快意。
也是这一年，我终于实现一个怀揣已久的梦想——亲见巴菲特。初次见面时巴菲特说：“你可能是我第一个来自北京的股东”。多年之后我将和巴菲特、芒格的合影放大了挂在办公室里，这张三人照片在六年前被媒体首次采用时，被裁成两人照发表，芒格的身影很不幸地被裁去了，原因是“这个老头是谁”？
身在国外，才能感受到埋藏在内心深处，对于祖国的眷恋渗透在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当相隔数年首次飞回首都机场上空，隔着眩窗望见祖国的大地时，我耳畔回旋的竟满是歌曲《我的祖国》旋律：“这是我们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心里说：“祖国啊，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这期间认识到
财务自由的意义，上至民族尊严、国家统一，下至家庭和睦，多与经济基础相关。
钱不再仅仅是钱，它是过去青春岁月、奋斗与汗水、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是未来幸福的保障、家庭和睦的源泉。芒格说：有智慧的人可以用金钱获得幸福。
2004年已是A股下跌的第四年，在温哥华纷飞的大雪中我意气风发地给国内投资人写信，题目是《播种季节》。
（四）财富管理者的唯一美好结局
实际早在1996年就无意接触到了日后被称为投资管理（或称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行业。当投资作为职业时，便产生了投资人与投资管理人的分离。
投资的真正意义在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通过投资企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增加税收，为大众提供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为投资者实现价值最大化。
当投资人亲自管理投资失败时，面临
双重损失：一损失金钱，二损失青春。
投资管理的意义在于，即便在不考虑盈亏的状况下，它替投资人节省了青春，让他们有机会去完成应该做、擅长做、喜欢做的事情，符合社会分工的规律。
2001年秋，由于认为A股高估专门从国外回来将众人的委托解散。当年正经历呼机升级为手机的时代，时隔三年，一些人已经联系不上，辗转之下才将翻了番的资金各归其主。这件与社会上流传的“携款外逃”完全相反的事迹，竟为我日后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好名声，更让人相信：“社会需要有能力的好人”。而证明这一点需要时间，一个
好名声的建立需要很多年，如果一年不行就用五年证明，如果五年不行就用十年，如果十年不行就用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不行就用一辈子，几无捷径。为了妥善安排肩负的责任，我甚至在29岁时写下人生第一个遗嘱，这令很多人吃惊而印象深刻。
“
就资金运用而言，我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钱”。这是我2004年给投资人信件中的话语，但这并不表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投资没有损失。实际上在帮助一众家庭达到财务自由境界的同时，失败的案例也是有的，而失败原因总结到最后只有一点：没有按照规矩办事。
在付出青春和资本的代价后，我们最终总结了十六字的工作原则以提高胜算的概率：“
理念认同、资金合适、沟通顺畅、配合默契”。通常而言的投资知识、经验等等仅仅占到投资成功因素的三分之一，很多投资之外的因素，例如坚韧、毅力、资金的性质、投资规划、沟通的能力等等，
这些看似与投资无关的因素，却可能决定最终的投资命运。
我自己的投资风格可以概括为守正出奇。大约是希望在物有所值的基础上还能有所增长，如果全是“守正”可能平稳有余而增长不足，皆为
“出奇”可能过于冒进而风险太大。但是任何方法与体系，均有利弊共存，没有完美的世界。
投资对象的选择，我们希望“好企业好价格”，即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运营优秀的企业。至于何为优秀企业、何为合适价格，每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解读，就像一千个《红楼梦》的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不同的林黛玉一样。
必须承认，我有很多的不擅长，例如判断庄家机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