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发端之人石介的人生高度

2015-08-20 08:29阅读:
(为纪念泰安本地的大思想家石介诞辰1010周年而发)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时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到了他的父亲石丙时,家境好转,石介排行老二,少年时经常陪父亲读书,父亲特别喜欢读《春秋》、《易经》等儒家书籍,对石介的影响很大,少年时期,两件事改变了石介一生,一是父亲石丙考中进士(先后任大理寺丞、青州临朐县令等职,终于太子中舍),成为石家第一个做官的人,二是石介的母亲去世。父亲高中进士,在那个文人士大夫集团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那是多么大的荣耀,更主要的是经济有了很大的改观,石介对儒家书籍更加好学,有着精诚报国的远大志向。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南京留守官晏殊邀请他主持应天府学。21岁的石介慕名范仲淹来应天府学学习,成为石介一生的转折点。石介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他在应天府学读书期间,生活窘迫,吃不上菜,口粮也不宽裕。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他以老师范仲淹当年励志求学为榜样,矢志不移,是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府官王渎见他生活太苦,顿生恻隐之心,借会客之机,将做得很好的饭菜送给他吃,石介谢绝说:“甜香的饭菜我石介当然是想吃的,但是天天吃尚可,如果只能吃上一顿,那么明天将吃什么呢? 早上吃了细米鱼肉,晚上就咽不下粗食糙饭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馈赠。”于是石介便把所赠送的美食还给了王渎,王渎对石介更加敬重。
宋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与欧阳修、蔡襄、马永伯等同登进士第,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由于管理应天府书院的原因,他萌发了在家乡建一处书院的想法,通过士建中介绍,石介与孙复一见如故,景祐二年(1035年)冬,石介为其筑室泰山之麓,创建泰山书院(泰山书院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称作是宋明理学的活水源头)。
宝元元年(1038),石介南京推官秩满,父亲石丙的砀山县令也秩满,按例应该到边远的地方任职,石介以父老年已七十岁请于吏部,代父远官,遂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到任后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丁忧在家,康定元年(1040)石丙亡故。石介母服未满,又守父丧。躬耕于徂徕山
下,在徂徕山长春岭建“徂徕书院”开馆授徒,以《易》教授诸生。与泰山书院互为呼应,为泰安的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到京师成为一名京官,历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来到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对于还无政治头脑的石介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同年他的老师范仲淹、同学欧阳修等人被仁宗任命为高官要职,日夜谋虑富国强民的办法,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他说:“这是大好事,我应当歌颂。”于是,他写了《庆历圣德诗》,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怀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同在太学任直讲的孙复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果然,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他命家中女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人,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返回徂徕山待阙,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编置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虚实。当时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中使说:“如果棺材打开是空的,石介真的逃到契丹去了,就是将他的子孙全部斩尽杀绝也不算残酷。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缘无故打开人家的坟墓,是不能以此示范后人的。”中使说:“那又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呢?”吕夷简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殓尸装棺的人,加之内亲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至于抬灵柩埋棺材,必然雇用殡葬铺的人。现在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都来受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立下军令状,官府出具保证书加以证明,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中使按照他所说的办了。等到报告仁宗,仁宗也醒悟到夏竦是诬告,旋即又传旨,把石介的妻子与儿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 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
石介死后二十一年始得正式下葬。应石介之子师讷、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之请,欧阳修撰写《徂徕石先生墓志铭》,给予很高评价: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一 石介的性格
纵观石介一生,他的性格突出特点是刚正。石介也引为自豪,说自己有一种“刚正直烈之气”。他在《赠张绩禹功诗》曾这样描摹过自己:“容貌动人,心胆无有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触鲸鲤。”对于别人说他“好为奇异,”石介还是不服气的。他说“仆诚亦有自异于众者……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
圣人之道:今天下为杨亿,其徒哓哓乎口,一倡百合,仆独确然自守圣人之经。凡世之佛老,杨亿云者,仆不唯不为,且常力摈斥之。天下为而独步为,兹是仆有异乎众者“(《答欧阳永叔书》)。可见石介的”好为奇异“,是包含有囿于世俗之见,敢于道人所不曾道,敢于道人所不敢道的精神,这是石介的卫道精神,是石介的刚正之处,是一个正直的人的高贵品质。
石介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他的心忧天下,在于他的刚正直烈,在于它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虽败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不量敌众寡,奋笔如挥戈”。他认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悟”(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他“心忧天下”,百折不回的积极进取精神,可令人肃然起敬,奋然而起,他说:“古言‘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是弃道而忘天下国家也,颠而不支,坐而视其颠,斯亦为不智者也,曰见而可进,量力而动,其全身苟生者欤”时刻以国家为念,不计个人得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名言。石介的“天下虽乱,民心未乱,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也是历代统治者不容忽视的致理名言。
当然,石介嫉恶如仇,有时言辞之间也难免有过激之处,在方式方法上,间或亦有不够妥当的地方。但是他“上使斯文淳,下使斯民朴”(《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的抱负,却始终不移,南宋叶适对他的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他《习学记言序目》中说:“
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发兹偏岩太过之辞,激犹可与为善者之心,坚已陷于学者之敲,莫不震动惊骇,群而攻之,故回挽无毫发,而伤败积丘陵矣,哀哉!然自学者言 之,则见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视身轻,自谓“大过上六当其任”,则其节有足取也。
二、石介的三次挫折
石介的过激言语给他带来了一生的不幸。石介一生三次大的挫折都是祸从口出。第一次发生在景佑元年(1034年),正当盛年的仁宗皇帝因好色纵欲,时任南京推官的石介上书枢密使王曾,直言谠论:
 …正月以来,闻既废郭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曰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尽夜……(相公)当此之时,宜即以次为谏。谏止则已,谏不止则相公宜辞衡枢之任,庶几有以开悟聪听,感动上心也。若执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欲闲事,不欲极争,则遂启成乱阶,恐无及矣。
仁宗是个多疑自负、报复心极强的君主,在舆论压力之下,处置了尚、杨二美人之后,当时为此事上谏的滕宗谅、庞籍皆以“语太切直”、“言宫禁事不实”相继被贬。石介此次上书王曾,由于官职低微没有受到贬职,但是给宋仁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祸患难测之阴影笼罩了他一生,石介积极干预朝政的第一次行动,就遭到了一记闷棍。
第二次发生在景佑二年(1035年)冬,因彻史中丞杜衍推荐,石介升为御史台主簿,当时宋仁宗下诏录用五代及十国诸伪国的后代,还没到任的石介立即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之后》阻止,反对朝廷的和解政策,宋仁宗以此为借口,罢而不召。这是石介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二次挫折,其实上书的用意是好的,只不过石介不理解朝廷的用意,加上的语气太盛,打击面太大,被宋仁宗厌恶。同时上书的还有以父子双状元著称的东平人梁颢之子梁适,疏论朱全忠实际上是唐贼,其后不应录用,朝廷欣然接受,他不但没有贬职,反而被提拔。
第三次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诸人,着手进行一系列政治革新的措施。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极力推崇范仲淹、富弼,直斥夏竦,言辞激烈。既为庆历新政在舆论方面作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种下了危机。颂成之后,石介即成为众矢之的,在朝廷不能立足,请求外放,未及赴任,于庆历五年七月病卒。这从政以来的第三次打击一直影响到他的身后,夏竦怀恨石介,欲倾富弼,散布石介诈死,富弼让他到契丹谋借兵、富弼充当内应的谣言,多疑的宋仁宗,两次下令核查石介存亡,赖杜衍诸人保全,方免发棺之祸,妻子则被朝廷管制,流亡在外。 综观石介一生,“子生诚多难,忧患靡不罹。”(欧阳修《读徂徕集》)他生当宋王朝号称百年无事的全盛时期,是历史上文人待遇最好的时期之一,作为大文人的石介却不合时代潮流,造成悲剧人生,后世之人,念其一生悲剧“为之掩卷失声”(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徂徕文集跋》)不能不说与他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石介的贡献。
景祐二年(1035)石介在东岳庙(今泰安岱庙)东南隅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名其为“信道堂”。其旧址今在泰安城内岱庙汉柏院的南部。后来由于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于是又到泰山中麓凌汉峰下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
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徂徕山居丧期间,于徂徕山长春岭创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明朝弘治年间,曾在其旧址重建书院,嘉靖间,为祭祀孙复、石介二人建有二贤祠,隆庆间,增祀胡瑷,称三贤祠。1995年泰安市政府把泰山书院修葺一新,重现古老风貌,与大兴书院讲坛有积极的意义。
泰山书院侍立石 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的学风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尊师重道,不计较职务高下。当时孙复是一个累举四次不第的秀才,落魄不得志。而当时石介却早已进士及第,并且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二人功名及职务、地位诸方面都有高下之分。石介却不以为高,却推尊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释儒弘儒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是理学的发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