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书院与理学发端？
2017-10-26 09:3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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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刘传录主编的《泰安文化通览》唐宋金元时期 徂徕隐逸与理学发端（下）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时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到了他的父亲石丙时，家境好转，石介排行老二，少年时经常陪父亲读书，父亲特别喜欢读《春秋》、《易经》等儒家书籍，对石介的影响很大，少年时期，两件事改变了石介一生，一是父亲石丙考中进士（先后任大理寺丞、青州临朐县令等职，终于太子中舍），成为石家第一个做官的人，二是石介的母亲去世。父亲高中进士，在那个文人士大夫集团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那是多么大的荣耀，更主要的是经济有了很大的改观，石介对儒家书籍更加好学，有着精诚报国的远大志向。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南京留守官晏殊邀请他主持应天府学。21岁的石介慕名范仲淹来应天府学学习，成为石介一生的转折点。石介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他在应天府学读书期间，生活窘迫，吃不上菜，口粮也不宽裕。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他以老师范仲淹当年励志求学为榜样，矢志不移，是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府官王渎见他生活太苦，顿生恻隐之心，借会客之机，将做得很好的饭菜送给他吃，石介谢绝说：“甜香的饭菜我石介当然是想吃的，但是天天吃尚可，如果只能吃上一顿，那么明天将吃什么呢?
早上吃了细米鱼肉，晚上就咽不下粗食糙饭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馈赠。”于是石介便把所赠送的美食还给了王渎，王渎
对石介更加敬重。
宋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与欧阳修、蔡襄、马永伯等同登进士第，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期间筹建了泰山书院。宝元元年（1038），石介南京推官秩满，父亲石丙的砀山县令也秩满，按例应该到边远的地方任职，石介以父老年已七十岁请于吏部，代父远官，遂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到任后一月，
因母亡归家奔丧，丁忧在家，康定元年（1040）石丙亡故。石介母服未满，又守父丧。躬耕于徂徕山下，在徂徕山办起徂徕书院，与泰山书院互为呼应。庆历二年夏，石介居丧期满，由杜衍推荐任国子监直讲。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到京师成为一名京官，历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来到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对于还无政治头脑的石介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同年他的老师范仲淹、同学欧阳修等人被仁宗任命为高官要职，日夜谋虑富国强民的办法，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他说：“这是大好事，我应当歌颂。”于是，他写了《庆历圣德诗》，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怀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同在太学任直讲的孙复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果然，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他命家中女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人，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返回徂徕山待阙，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编置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虚实。当时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中使说：“如果棺材打开是空的，石介真的逃到契丹去了，就是将他的子孙全部斩尽杀绝也不算残酷。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缘无故打开人家的坟墓，是不能以此示范后人的。”中使说：“那又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呢？”吕夷简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殓尸装棺的人，加之内亲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至于抬灵柩埋棺材，必然雇用殡葬铺的人。现在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都来受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立下军令状，官府出具保证书加以证明，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中使按照他所说的办了。等到报告仁宗，仁宗也醒悟到夏竦是诬告，旋即又传旨，把石介的妻子与儿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 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
石介死后二十一年始得正式下葬。应石介之子师讷、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之请，欧阳修撰写《徂徕石先生墓志铭》，给予很高评价：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泰山书院的真正创办和组织者是泰山之子石介，贫困的生活始终伴随着他，但始终没能压倒他，他所思所想依然是圣贤事业。景佑元年（1034）初，礼部开科取士，孙复第四次应举又告失败。[50]多次的科举落第，使孙复对科举入仕丧失了信心。当时，郓城举子士建中也在此年应举并考中。在士建中的介绍下，孙复来到南京找当时正在那裏任学官的石介。石介在南京任上见到孙复后，力邀孙复来泰山办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应天府同窗之谊，一方面是二人的理想信仰相同。与宋朝的政策相适应，宋代儒学在政治上强调“正统”，思想上强调“道统”，文学上强调“文统”。加之北方燕、云地区尚未恢复，使得孔子以来“尊王攘夷”说和源于《春秋》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石介和孙复在鼓吹“大一统”治国之策方面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景佑二年（1035），石介在泰山筑室完毕，请孙复来居，石介不惜自降身价，自己率领张洞、李縕等拜孙复为师。利用奉符知县马永伯与自己是同年进士的关系，加上在家乡的威望，号召自己的信徒出资筹建讲学场所。景祐四年（1037）在岱庙东南隅汉柏地筑室建起学馆，建起了泰安第一个民办性质的书院，
孙复命名为“信道堂”。他在《信道堂记》中说：“予丁丑岁秋九月作台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名信道堂”。这是孙复讲学泰山的正式地址。不久岱庙整修扩建，信道堂被并入院内，于是北迁至普照寺西侧的栖真观。这原是唐代道士周朴修炼的地方。经过重新修整，拓建厅室，规模大大超过信道堂。石介亲撰《泰山书院记》，正式称为“泰山书院”。宝元元年(1038年)石介“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在家乡教授《易》，创办徂徕书院，已闻名山东。孙复主持书院，石介讲学于泰山书院和徂徕书院之间，胡瑗在此读书并兼任老师，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也前来讲学，八方学子慕名而来，包括以后成为著名人物的祖无择、姜潜、张洞等人，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在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的共同努力下，泰山书院的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他们为宋代学术思想和社会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孙复认为“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孙明复小集·书汉元帝赞后》），儒家学者应该担负起历史的使命，以仁义礼乐为治世之本、教育之本，他认识到隋唐以来，科举“专以辞赋取人”，致使学子“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而探索圣贤奥义的人“百无一二”（《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一》）。他坚持改变这种教育状况，以儒家道统教育士人，使他们致力于圣贤思想的学习和实践。在《答张洞书》中他写道：“远（张洞）以尊道、扶圣、立言、垂范之事问于我，我幸而志于斯也。”（《孙明复小集》）石介也要求学生们读儒家经典，学圣贤功夫，摒弃佛老说教和华丽的时文，做行善为民的实事。
书院教学以儒家经典《易》、《春秋》为主、兼及子、史，对周礼、周诗也极为重视。石介曾说：“先生尝以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两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徂徕集》卷１９）
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书院的重要教育内容。石介曾说：“介日坐堂上……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尝离于口也，三才九畴五常之教不尝违诸身也。”（《徂徕集》卷１５）他以忠义教诸生为人臣，以孝悌教诸生为人子，以友爱教诸生为人兄，以信诚教诸生与人交。礼仪是儒家伦理的核心，石介在师礼上以身作则，他以进士出身拜孙复为师，在这一点上，他说“道可服兮身可屈”，尊师是因为志于道。每当孙复讲解《易》、《春秋》之时，石介总是恭恭敬敬地静立一旁，认真听讲，从来不以进士身份和做过官而自居。
他们经常勉励诸生，以勤奋其学。在《谕学》一诗中，孙复吟道：“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要求学生以勤为友，发奋学习。继而他鼓励学生们说，孟珂、荀子等人也不是生而知之，必是勤学成圣的。石介则告诫学生，年少应加倍努力，应认识到“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将至”的时间紧迫性，因而“昼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徂徕集》卷３），连吃饭、睡觉也都顾不上了。
书院还请当时著名学者前去讲学。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郓州儒家学者士建中都曾来书院讲学。开阔了学生视野，活跃了学术气氛。
孙复、石介在教授学生之外，还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书和文章。孙复在书院写下《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七卷，还有《尧权》、《舜制辩》、《四皓论》等文章。石介写出《易解口义》十卷及
大量文章。这实际上也是书院的必修教材。
石介泰山书院讲学时期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是交游社会名流与地方名士，争取各种支持，扩大书院影响。石介与师友、同年中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蔡襄等人联系密切，书信往还。孔子四十五代孙孙道辅，曾多次来书院道访，盛赞书院学风及师生之贤，奉符知县马永伯与石介是同年进士，诗文酬和，过从甚密。
二是招徒授业，讲习儒术。书院声誉既起，四方士子闻风而来，除上面所述外，还有杜默、张续、李常、徐循等人。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群书。其中尤以《周易》、《春秋》为重。石介说：'先生尝以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
三是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在讲学基础上深入研究，撰写学术著作。孙复《春秋尊五发微》十五卷、《易说》六十四篇及《春秋总论》、《尧权议》、《舜制议》、《文王论》、《董仲舒论》、《四皓论》、《扬子辨》等著述均完成于此时。石介也著成《易解口义》十卷及其它文稿。郓城儒学家士建中、曲阜孔道辅等人也应邀来书院讲学。这些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学生眼界，提高了学生思辨能力。
四是推荐学生出仕。石介、孙复二人用世之心极切，所谓'一寸丹心如见用，便为灰烬亦无辞'（孙复《蜡烛》诗）。在与高官显宦的信中，荐才请用的占相当数量。除孙、石二人互荐外，学生也普遍受到举荐。这种举荐亦收到明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