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奕住:从“剃头住”到民国巨富——首发《看历史》杂志

2018-03-05 09:49阅读:
文/李晓巧
(首发《看历史》杂志)
去鼓浪屿,所住酒店院中三百多年的古榕树、蜡树等木植,深深吸引了我们,而建筑物内展示的一幅幅历史图片,召引着我毫不犹豫地去追根溯源。这幢建筑物的主人——黄奕住老先生从食不果腹的农家子弟,到印尼糖王,再到民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银行老板,他有怎样的人生轨迹呢?
一、草根“阿住”为谋生计,打拼南洋
黄奕住,1868年生于福建南安县石笋村的黄姓农家。当时经济条件很差、医疗条件落后,按照当地传统,父母渴望“留住”这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子,就给他取名“住”,乳名“阿住”。
黄奕住:从“剃头住”到民国巨富——首发《看历史》杂志
(黄奕住图,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租种5亩公田,母亲起早摸黑为人纺纱织布,这就是黄奕住一家的所有经济来源,窘迫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家里虽然穷,在小阿住五六岁时,还是送他上了私塾。后来家境愈发困难,他无法继续上学,只能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田种地。跟晚清所有的社会最底层农民一样,即便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粮食收成缴纳田租后所余无几,难以为继。
  为了生计,阿住12岁时跟一个做剃头匠的伯父学理发,三年满师后,阿住每天挑着担子沿村串乡上门为人剃头,挣钱补贴家用。
南安县地属泉州,自唐代以来就是一个对外开放贸易的港口城市。而且,泉州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着,于是历史上的泉州人形成了从商的习俗。据闽南文化著名研究者林华东教授的观点,至迟从唐代开始,泉州人就积极经营海外贸易,他们勇敢地走出家门,东西南北,行走江湖,甚至飘扬海外,在异国他乡坚忍不拔地谋求发展。闽南有句俗谚:“卖三占钱土豆也要做头家”。——这一股从商致富的倔劲,成就了一
批又一批成功的闽商。这在阿住的精神中必定强烈存在。头脑灵活的阿住在理发时从人们的言谈中得知,南洋的就业和发财机会很多,于是下决心去南洋。
1885年,17岁的阿住带着理发工具到了新加坡,成为当地人熟知的“剃头(阿)住”。此后,他从新加坡辗转移居中爪哇的三宝垄。三宝垄是爪哇岛之中爪哇省的首府。到三宝垄不久,在同乡资助下,阿住开了一个小摊点替码头华工理发挣钱。他聪明活络,很快就学会了当地语言,熟悉了当地风俗,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他认识到剃头发不了财,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又向当地老华侨借了些钱,23岁那年,他开始做起贩卖生意,当地人称为“走鬼”。
阿住肩挑各种日用小杂货及食品走街串巷,也常常翻山越岭到荒僻村落售货。乡民和华侨都很贫穷,消费水平也低,阿住采就取薄利多销、以货易土特产或替他们代购代卖等方式,渐渐取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信任。
不久,阿住在三宝垄花旗银行附近租下一个固定摊点卖咖啡,也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等,起早摸黑,生意日渐有了规模。运来铁成金。这时阿住又认识了个当地姑娘,并与她成亲,俩人精心经营,生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阿住就租房子办起了“日兴”杂货店。阿住成了“日兴”杂货店的老板黄奕住,但他依然亲自驾马车到附近村镇收购廉价土特产运回店内销售。泉州人不怕吃苦与精心经商的精神在黄奕住身上充分体现。
二、风云际会赢“糖战”,黄奕住赚得盆满钵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周边地区出产的蔗糖都运往三宝垄中转,而后销售欧美各国。颇有商业眼光的黄奕住洞察糖业的发展前景,1895年前后,果断决定以经营糖业为主。
黄奕住:从“剃头住”到民国巨富——首发《看历史》杂志
(三宝垄的寺庙,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日兴行”到各地糖厂收购蔗糖,转手交易,获利丰厚。1897年,刚满30岁的黄奕住已拥有近百万印尼盾(当时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发行的法定钱币),还在三宝垄以外地区设立了多所“日兴行”的分行。据1914年春夏间的相关文献显示,当时黄奕住的资产在印尼华侨中并列第 5 位。
1914年一战打响,尽管爪哇离战区比较远,但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出口,手握资金犹豫观望,黄奕住果断出手,以每百公斤仅12.1印尼盾的低价收购了大量蔗糖。由于战争影响,欧洲各地糖价大涨,后来涨至每百公斤价格18.34印尼盾,“日兴行”又获丰厚利润。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糖价开始大幅回升。1919年糖价每100公斤迅速上涨至28.4印尼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印尼盾的空前水平。“日兴行”库存的蔗糖获得4倍多的利润,而且还利用渠道优势,转手之间,获得空前暴利,黄奕住资产一下子超过3000万印尼盾,成为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之一,名字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曾经的“剃头住”已成为涉足商业、种植等多行业的商界大腕!
为促进华商糖业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断,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建源公司、锦茂栈、昌隆栈等10家糖商组织了“华商糖局”,实现华商的联手共赢,充分展现了华商的经营谋略。
值得一说的是,1910年,荷印殖民政府将三宝垄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中华商会召集各社团联席会议成立“慈善堂”,黄奕住被推举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积极救助当地年老无靠的贫苦华侨。
三、摆脱荷兰殖民者欺压,“糖王”撤资回国
印度尼西亚在近代历史上被称为荷属东印度,荷兰殖民政府贪婪无赖、蛮横凶残,这一点,英国人也嗤之以鼻,他们对印尼的统治是敲骨吸髓式的,尤其对华人华商更是不择手段,穷凶极恶。
在一战结束前夕,荷印殖民政府就制订了所谓“战时所得税条例”,其中规定凡是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战税”。战后,荷印殖民政府严令华商补交1914年至1918年间的“战时所得税”,以及其它名目的税收。事实上,黄奕住的“日兴行”,以及其他华商在过去5年间都已照章纳了税。殖民政府真正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是掠夺华商合法财产,二是排斥扼杀逐渐做大的华侨工商业。荷兰殖民政府勒令黄奕住补交的各项“战税”共计1500万盾。这绝对是笔巨款。
当时殖民政府规定:凡是荷兰籍民众,享有减税权利。因此,当地官员动员黄奕住加入荷兰国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垄领事也来拉拢他加入日本籍,以得到其“保护”。黄奕住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同时他还预感到:荷兰殖民政府施行苛刻税率,欲壑难填,不会善罢甘休,将来辛苦经营所得,也都会被其掠夺。这显然是家族资产、个人身家存亡的大关口,黄奕住同家人思之再三后,决心回国。
1919年4月,黄奕住悄然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当年51岁。4月底黄奕住回到厦门,受到国内的欢迎,并“迭受政府大绶宝光嘉禾章之褒,厦门总商会、市政府之正、副会长之聘,鼓浪屿工部局补推他为华人董事,并曾被侨务局聘为高等顾问等职”。
考虑到厦门离家乡南安很近,并地处东南沿海便于事业发展,黄奕住决定在厦门租界区鼓浪屿定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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