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教鸟儿如何飞行

2019-04-04 14:10阅读:
不要教鸟儿如何飞行
文/姚斌
有一个“教鸟儿如何飞行”的故事是这么说的。一群如僧侣般神圣的人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试想一下,这些人说着英语,满口专业术语,写下很多方程式,鸟儿果然会起来了。这些人赶紧冲回鸟类学系去著书写报告,说明鸟儿是听了他们的话飞了起来。这是一个似乎无可辩驳的因果推论,于是成为哈佛鸟类飞行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会得到政府为其贡献所拨的研究经费。
但是,鸟类却写不出这样的论文和书籍,因为它们只是鸟类,所以我们没法得到它们的证词。同时,这些人还根本不了解哈佛开设鸟类飞翔课程之前状况的新一代人类推广他们的理论。如此一来,没有人讨论鸟类不需要这些课程也能飞起来的可能性,也没有人有任何动力观察有多少鸟儿在飞行时并不需要这些伟大的科学机构的帮助。
纳西姆·塔勒布说,这个故事看上去很可笑。但问题是,换个领域让它看起来就合情合理了。很显然,我们从不认为鸟类学会飞行得归功于鸟类学家的成果,如果有人确实持有这种观点,那他们也很难说服鸟儿相信。“学生很聪明,受称赞的却是老师。”这种错觉大多来自于证实谬误:历史属于那些会写历史的人,不管是赢家或者输家。这一事实已然可悲,但更糟糕的是,写这些文字的人虽会提供证实事实却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画面,告诉我们哪些事是行得通,哪些事是行不通,由此让我们形成了偏见。
在研究机构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有选择的报告能证实其想法的事实,而不会透露与其想法相悖或无法证明其想法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才会被误导而相信高度概念化的、脆弱的、纯化的哈佛方法。而统计研究往往因受这些片
面性的影响而失真。就比如,交易商会向你炫耀他们的成功,这样人们就会相信他们有多聪明,而不会去探究它们隐藏起来的失败。
“尽挑好的说”是有可选择性的:说故事的人的优势在于能够展示用于证实的例子,而忽略其他的情况。事实上,波动性和分散性越大,其成功的例子就越吸引人,而其失败的例子也更惨痛。有些拥有可选择性的人,只会报告最符合其目的的东西,把故事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把糟糕的一面隐藏起来,只要能打动听众就行了。真实的世界依赖于反脆弱性的智慧,但是没有一所大学会承认这一点。
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贪婪很容易被当作罪魁祸首,这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即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根源并将它从生活中连根拔除,那么经济危机就会被消灭了。此外,我们倾向于认为贪婪是新生事物,因为那是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是新近发生的。始于2007-2008年的危机被解释为“贪婪”的产物,而不是源自系统的脆弱性,这让我们一厢情愿的做起消除贪婪的乌托邦之梦。
世界上存在着某些东西(思想、感觉、理论)和某些东西的函数(价格、现实和一些真实的东西)。混为一谈的问题就是错把一个当另一个,从而忘记存在“函数”的情况,而事实上函数有不同的特性。某种东西和某种东西的函数之间的不对称性越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最后它们之间可能会毫无关系。
詹姆斯·西蒙斯是世界级的数学家,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塔勒布认为,西蒙斯是能够摆脱混为一谈问题的人。这位伟大的数学家设计了一台巨型机器来进行跨市场交易。这部机器能够仿效次蓝领人士的买卖方式,因此统计显著性高于地球上任何一个人。他声称自己从不雇用经济学家和金融人士,而只用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这些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懂的识别模式,能洞察事物的内在逻辑,又无需创立学说。
在为数不多的有真知灼见的金融书中,有一本名为《损失100万美元教会我什么》的书。其中描述了主人公的一大发现。一位名叫乔·西格尔的人,做“绿色木材”生意相当成功。绿色木材指的是刚砍下的木材,称为“绿色”是因为木材还没有干,但是这个人竟然以为“绿色木材”就是漆成绿色的木材。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将买卖绿色木材当作自己的职业。这位成功的木材专家不仅不懂得诸如“绿色”等关键问题,他还对很多外行人认为并不重要的木材知识了如指掌。我们认为什么都不懂的人,可能未必那么无知。这就是“绿色木材谬误”,也就是人们将一种必要知识(木材的绿色)的来源错当做另一种来源,后一种来源对外行人来说,更不可测、更难琢磨、更难阐述。
在《反脆弱》中,塔勒布描述一个叫托尼的人。这个人只知道愚蠢的人是存在的。如果有人向任何一个聪明的“分析师”或新闻记者打听油价,他一定会预测,战争将导致油价上涨。但是,托尼恰恰对这种因果关系不以为然。他会反向打赌:如果人们都对战争推高油价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油价必定会据此作出调整。战争可能会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预订好日期的战争中——因为价格会根据预期进行调整。“我们一定会看到石油跌价的。”托尼说。后来,油价果然从每桶39美元左右狂跌几近一半,而托尼的30万美元投资却已经升值到1800万美元。“人的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机会。”当“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来找你了,不要以为关注新闻就能找到机会。”科威特和石油不是一回事。
塔勒布评论道,大脑中装满太多复杂的技巧和方法,往往会使人忽略基本的东西。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是绝对不能忽略这些事情的,否则他们会遭遇失败。与研究人员不同,他们被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而不只是面临一个难题。所以少就是多:一方面,研究的最多,就越容易容易忽略基础但根本的事情;另一方面,行动能将事情剥丝抽茧,直至剩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
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回事”。当你拥有了可选择权或一些反脆弱性,而且能够识别有利因素大、不利因素小的赌博机会,那么你所做的就跟亚里士多德认为你会做的事情毫无关系。经济学家所说的价格与现实不是一回事。一个数字可能是另一个数字的函数,但这个函数太复杂,很难用数学表示出来。它们的关系中可能存在可选择性,这是那些不擅长理论阐述的人所深知的东西。某些东西和某种东西的函数之间的不对称性越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最后,它们之间可能会毫无关系。
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意思是“先知先觉者”,埃庇米修斯的意思是“后知后觉者”,相当于有人以事后叙述的方式寻找解释过去事件的恰当生活,并导致回溯性失真。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火种,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埃庇米修斯则代表思想落后、墨守成规和缺乏智慧。埃庇米休斯接受了潘多拉的礼物,结果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可选择性是普罗米修斯那类人所拥有的,而叙述性则是埃庇米修斯那类人所拥有的。一个犯下的是可逆转的和良性的错误,一个则象征代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后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可选择性拥有很大的力量,因为利多弊少的不对称性,造就了它的某些重大优势。它是驯化不确定性,并在不了解未来的情况下理性行事的方式——唯一的方式。而依赖于叙述的方式则完全相反,因为你会被不确定性所驯服,并往后倒退。你不能天真的用过去来预测未来。理论和实践之间没有差异,但实际上这种差异是存在的。知识总是与脆弱性相关,灌输给我们一种与自由探索相冲突的方法。选择权是反脆弱性的表达。
像托尼式的知识深深的扎根于试错和冒险带来的反脆弱性中,采用的是不利因素更少的杠铃策略,即一种去知识化的冒险形式。在一个不透明的世界里,这是唯一可用的方式。一个思想之所以能够幸存,不是因为它在竞争中胜出,而是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幸存了下来。因此,你从你祖母那里学到的智慧,要大大优于你从商学院获得的经验。专家的问题往往会带来脆弱性,而承认无知就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专家问题会将你置于不对称性错误的一边。当你显得脆弱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信息比你在具备反脆弱性时知道的更多。相反的,当你以为你知道的信息比你实际知道的要多时,你在错误面前就是脆弱的。反脆弱性的冒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创新和增长,而教科书撰写者却掩盖了这一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和研究不起作用,只是说明我们被随机性愚弄,乃至高估了冠冕堂皇的理论所起的作用。以下请看六个例子。
其一,在早期的喷气式飞机研究中,是通过一种完全以试错法为基础的试验性方式来建造和使用的。那时,没有人真正理解喷气式飞机的有关理论,飞机制造者需要那些知道如何制造部件来让发动机工作的工程师。理论是后来形成的,而且是很蹩脚的形式形成的,用以满足那些纸上谈兵的人的兴趣。
其二,我们都认为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发明的,但是工程历史学家戴维·明德却揭穿了这一故事。他指出,维纳只不过是阐述了在工程领域早就实行了多年的反馈控制和数位运用的概念,然而人们都误认为这一切都归功于维纳的数学思考。
其三,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得益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才建造了从楼房到教堂这样有着美丽的几何形状的建筑。但古人之所以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其他数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使用这种方法了,他们也许通过自己的自由探索和经验知识推导出这些方法的,否则他们实在没必要关心书本知识。有一个事实:建筑师通常依靠灵感的启发、经验法和工具,而且几乎没有人懂的数学。根据中世纪科学史学家居伊·博茹昂的记载,在13世纪之前,整个欧洲不超过5个人知道如何进行除法计算。建筑师不必了解我们今天所用的方程式仍能弄明白材料力学,他们建造的建筑物大部分都屹立至今。
其四,我们可以肯定,罗马人在建造水渠的时候,并不懂得数学。否则,这些工程将不复存在,因为数学的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促使人过度优化,并偷工减料,从而造成脆弱性。只要看看新工程比老工程更易损坏,就可以明白这一说法。
其五,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写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之后的300年,该书被誉为建筑学的“圣经”。书中并未涉及多少正式的几何理论,当然也没有提到欧里几得定理,大部分内容都是启发法的,就好像师傅指导徒弟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主要数学结论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当时他惊讶地发现,不用工匠的工具也能画出直角。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数学只用于智力测验。
其六,烹饪似乎是依赖可选择性的完美体现。厨师所添加的配料如果与顾客的味蕾相符,那么就皆大欢喜,但如果不符,那就要忘记它。我们还可以通过共同创造的试验开发了一套食谱。这些食谱的开发完全没有考虑味蕾所起的化学作用,也没有运用任何的认知基础而从理论中推导出理论,没有人会被过程所欺骗。我们无法根据营养标签倒推食物的味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启发法起了作用:一代代的集体自由探索成就了食谱的演变。这些食谱是扎根于文化中的。厨艺学校完全采取学徒制。师徒之间会有一整套知识技能的传承,而且这种传承方式让等级成为筛选过程中的一种工具,或者使某种职业更受人尊敬,或者提供其他类似的帮助,但绝对起不到系统性的作用。而知识的作用之所以会被高估,是因为它被过度宣传了,可见度很高。
以上这些都是在各个领域中“教鸟儿如何飞行”的效应,而教科书归因错误的实例。
如果说政府应该把钱花在非目的论的自由探索上,那么投资也同样如是。花费了很长时间观察风险投资家的科学社会家史蒂芬·夏平称,投资者往往把钱投给他们看中的企业家,而不是某个创意。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观点,并根据“你认识谁”和“谁说了什么”得已强化,用风险投资家的专业术语说,你应该把赌注投给骑师,而不是马匹。为什么?因为创新是需要灵感的,你需要具备像漫游者般的能力,随时抓住突然出现的机遇,而不是墨守成规的行事,夏平让我们看到,重大的风险投资决策往往是没有制定真正的商业计划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如果决策前他确实进行了“分析”的话,那么这种方式一定是自由探索的和证实性的。
钱应该投资给自由探索,你信任的那些积极探寻的探索者才会帮助你获得期权收益。研究带来的回报往往源于极端斯坦,它遵循的是统计分布的幂律,与可选择性的存在,这里有近乎无限的上升空间,但下跌空间有限。因此,研究的回报与试验次数,与非实验花费的开支存在线性关系。赢者回报惊人,没有上限,而正确的方法需要某种形式的“广种薄收”。也就是说,正确的策略是采取“一除以n”模式,将资金尽可能地分散在许多尝试中,如果你面对n个选择,那么对所有选择进行等量投资,也就是在每个试验上进行少量金额的投资,但投资的项目有很多,比你愿意的投资项目还有还要多。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极端斯坦下,在某个创意上有少量投资总好过错过这个创意。
马特·里德利有一个反目的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协作、参与经营、提出意见、相互配合的能力。合作能带来爆炸性的利益,即数学上所说的超叠加功能:一加一超过二,一加一加一远远超过三。这是纯粹非线性的爆炸性利益。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关不可预知性的黑天鹅事件影响的论点。由于你无法预测合作,也不能指导合作,你就无法看到世界的发展方向。你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有利的合作环境,为繁荣奠定基础。
许多公司都热衷于制定战略计划,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战略规划起到了作用。否定它的证据倒是很多。几乎所有管理理论,从泰勒主义到所有的生产力的故事,经实证检验后都被证明是伪科学。与大多数的经济理论类似,它们经不起验证。马修·斯图尔特在《管理咨询神话》中揭秘了一个令人厌恶也很可笑的故事。亚伯拉逊和弗里德曼在他们的经典著作《杂乱并非无章》中也揭穿了许多整齐、清晰的目的论方法。事实证明,战略规划只不过是像迷信一样的胡言乱语。
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机会主义的企业漂移,下列公司可以告诉我们其中的真相。可口可乐起初是一家医药产品;蒂芙尼珠宝公司是做文具起家的;制造出第一枚导弹制导系统的雷神公司本来是一个冰箱制造商;曾经顶级手机制造商诺基亚是从造纸起家的;杜邦现在是一家以特富龙不粘锅、可丽耐台面和耐用的卡夫拉纤维的企业,最早其实是一家经营炸药的公司;雅芳化妆品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挨门推销图书的公司。
对于本文的观点,塔勒布总结了四条规则。寻找可选择性:事实上,根据可选择性对你要从事的业务进行排名;最好选择有开放式的而非封闭式回报的业务;切勿以商业计划为投资对象,而是以人为投资对象,寻找一个在其职业生涯内能够换六种或七种,甚至更多种工作的人。这是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运用的方法:以人为投资对象,有助于我们对商业计划书之类的文字叙述产生免疫力,这样做才可以确保提高强韧性;不管你的业务是什么,请确保你选择了杠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