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塔勒布的波动性

2019-04-08 08:47阅读:
纳西姆·塔勒布的波动性
文/姚斌
对于有的人而言,所有的错误都是错的错误。但是,自然会偏爱小错误,没有这些小错误,遗传变异不可能完成,而人类却不喜欢错误。纳西姆·塔勒布认为,人类总是意图保护系统却无知地弱化了系统,或者泯灭了它们的反脆弱性。事实上,有些系统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但其实很脆弱;而有些系统表面上给人以脆弱假象,其实却很强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如果我们在一个系统都能看到的波动性越多,其实它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所谓的“波动性”一词源于volare,在拉丁文中是“飞”的意思。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类干预事件被动性的效果,这种自下而上的波动和自然体系的波动有一个明确的数学属性。它产生了一种塔勒布命名为“平均斯坦的随机性”,而非无法控制的极端斯坦。前者指的是众多看似非常可怕,但汇总后便互相抵消的变化;后者指的是大部分时间非常稳定,偶尔陷入重大混乱状态的情况,也就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错误。前者是波动,后者是跳跃。前者充满许多小的波折,而后者则不规则的出现突变。前者包含很多变化,但没有一个是极端变化;后者的变化不多,而一旦发生,都是极端的变化。
一些异常的、罕见的事件从总量和长期的角度来看,都只起到无关紧要的作用。你不可能在一天内让体重翻倍,甚至一个月、一年也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你的财富净值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增长一倍或减半。一半以上的图书销售额,甚至90%的利润,往往来自最畅销的0.1%的图书。在这种情况下,例外事件,也就是千里挑一的事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金融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一样,往往属于极端斯坦,就像历
史总是以突变或跳跃的方式,从一个状态跳到另一个状态。
如果一个反脆弱性系统——比如一家公司的规模优势——被剥夺了波动性,那么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从一个充满可控波动性的稳定系统(平均斯坦),接近统计意义上的钟形曲线(属于高斯或正态分布)的一类,切换到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跳跃方式运动,被称为“长尾”的系统。长尾是极端斯坦的代名词,指的是一些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但这些“尾部”事件却可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稳定系统是有波动,起起伏伏的,但不会沉没;长尾没有显著波动,但却因偶发的动荡而急速沉没。从长远来看,长尾系统将更为动荡,波幅惊人。如果我们限制稳定系统,我们往往会得到长尾的结果。
在极端市场下,可预测性是非常低的。通常,长尾系统随机性会呈伪稳定状态,在此情况下,错误看似很少发生,但一旦发生后便后果严重,且常常具有毁灭性。因此,任何拘泥于计划,不善变通的事情必然失败。鼓吹规划有助于企业发展简直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个世界太随机、太不可预测了,怎么可能基于未来的波动性来制定政策。生存取决于适应性和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在极端斯坦下,人们很容易被过去的事件特征所愚弄,坚信一个完全过时的故事。在走势急转直下之前,人们很容易相信当前的系统是安全的。
一只火鸡在杀前被屠夫喂养了1000天,每天都会被证实屠夫对火鸡的爱“统计置信度与日俱增”。当这个信念被强化到极致的时候,火鸡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平静如水”,未来前景一片光明。在火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有害性错误的根源:将证明有(危害)的证据较匮乏视为有证据证明不存在危害。这种错误在知识界极为普遍,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根深蒂固。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不让自己成为火鸡”,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争取与火鸡的特征相反,也就是具有反脆弱性。要想“不做火鸡”就要了解真正的稳定和人为的稳定之间的差异。
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针对高压严控将如何导致事与愿违,甚至全线崩溃,提供了科学的佐证。在186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论调节器”的著名论文中,麦克斯韦通过对调节器的行为建模,以数学方式论证了严格的控制蒸汽机的速度将导致不稳定。将麦克斯韦严谨的数学推导以及有关严控的危险推而广之,可以帮助我们揭穿伪稳定和隐性的长期脆弱性的真相。在市场上控制物价或者消灭投机者这些所谓的“噪声交易者”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温和的波动,会给人以稳定的错觉,殊不知由此形成的平静期却可能被激烈的起伏打断。因为大家不能适应波动性,因此他们将最轻微的价格波动也归咎于内幕消息和系统状态的变化,继而引起恐慌。当一种货币从来没有发生变化时,微小波动就会让人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因此一定程度的混乱反而有助于稳定系统。
实际上,变化可以起到大清洗的作用。小森林的定期火灾清洗了这个系统中最易燃的树木,令其没有机会继续繁衍。而系统性的预防森林火灾以确保“安全”的措施,这将导致下一场火灾的程度更加惨重。出于同样原因,稳定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挫折的磨练,企业在长期的繁荣稳定中变得非常脆弱,隐藏的脆弱性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暗积累,因此将危机延后并非良策。同样的,市场缺乏波动性会导致隐性风险肆意增长。市场越是长时间的规避了动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损失就越惨重。
当市场创下新低,也就是跌至许久不遇的低谷时,人们会争相割肉逃离市场。不舍得割肉的将会遭遇更大的损失,乃至陷入深渊。如果这是一个两年未见过的市场低位,我们将其称为“两年来的新低”,那么它会比“一年来的新低”导致更多的损失。老手称之为“洗牌”,就是这样将“菜鸟”排挤出局。“菜鸟”显然是那些脆弱但不自知的人,他们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蒙蔽。当许多这样意志不坚者出逃时,就造成了市场的崩盘。一个持续波动市场不会让人们长时间处于没有任何“洗牌”风险的平静期,但这些也防止那种摧毁性的市场崩盘。
阻止一个反脆弱性系统出现随机性,并不总是一个好主意。随机性作为一种必需燃料,是反脆弱性系统必不可少的。中世纪哲学家让·布里丹曾假想一只又饥又渴的驴,这只驴被称为“布里丹之驴”。这只驴刚好站在距离食物和水一样远的地方,由于在先喝水还是先吃草这两个选择间难以取舍,驴不可避免地死于饥渴。但如果驴被随机性地往水或食物的方向推进了一步,问题就解决了——驴得救了。这个思维实验说明,当某些系统陷入危险的僵局,只有随机性才可以解救它们,给它们自由。在这里,缺乏随机性必死无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动往往被称为混乱,但经历着波动的所谓的混乱系统,却可以通过随机性保持稳定。
在缺乏危机的情况下,隐藏的风险会逐步累积,因为人们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的风险隐藏在统计分布的“尾部”,事实上,这提高了遭受罕见恶性事件打击的风险。人为的压制波动性不仅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同时系统也不会呈现出明显的风险。波动性就是信息。事实上,这些系统往往过于风平浪静,而其表面之下却暗流涌动。人为制约的系统更容易招惹黑天鹅事件的光临,这样的环境最终会遭遇重创。在每个人都因适应了多年的稳定期而放松警惕后,灾难往往会不期而至,带来的损失将远超不稳定状态所带来的损失。事实上,灾难爆发前的潜伏期越长,对经济和政治系统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人类总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万物正常运转,实际上这就是“干预”。这种干预在塔勒布看来就是“天真的干预”,因为它总会引发“医源性损伤”。所谓的医源性损伤从字面看就是“治疗师造成的”损害,即每次你去看医生并接受治疗,你就要承担治疗损害的风险。比如,在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天真的干预——过度治疗、否定人体随机性如稳定进食、增加而非减少药物——就会引发“医源性损伤”——给人体带来脆弱性、医疗错误、身体更弱、制药公司更有钱、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等等。在经济领域进行天真的干预——消除“不再有繁荣与萧条的循环”的各项举措、进行国家干预、进行所谓的“优化”、为罕见事件定价的错觉、风险价值法、规模经济的错觉等等——就会引发“医源性损伤”——造成了经济体的脆弱性、危机一旦发生影响,更大容易受攻击、伪效率、大问题全面爆发。
天真的干预都自以为自己无比正确但却偏离了正轨。试图伤害别人结果反倒提供了帮助。他们不知道,攻击反脆弱系统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例如,黑客的进攻会使系统更加强大;持续激烈的批评反而让一本书的知名度更高。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头脑中并没有关于医源性损伤的认识,他们只是拥有“理论”。其实,仅仅拥有理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脱离理论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科学家们所称的现象学就是指对实证规律性的观察,并无明确的理论支持。塔勒布将理论归入“脆弱类”,而将现象学归入“强韧类”。塔勒布认为,理论是极其脆弱的,它兴起又消亡,循环往复;而现象学更经得起推敲。理论往往言过其实,在物理学领域之外决策并不可靠。
其实,塔勒布并不反对干预,他担心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却干预不足。因此,他只是提醒注意避免天真的干预,以免因为对其危害缺乏认识而接受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一书中,塔勒布就表达了这样观点,即我们倾向于低估随机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他将此概括为“比你想象的更随机”。事实上,过度干预一定与干预不足并行。和医疗健康领域一样,我们倾向于在一些收益小而风险大的领域实施过度干预,而在有必要干预的领域如紧急情况却干预不足。塔勒布完全赞同在某些领域进行干预,如生态领域或限制大公司造成经济危机和道德风险领域。通过干预来限制公司规模、集中度和速度,都有利于减少黑天鹅的风险,这些行动有助于消除医源性损伤。
当渴望自然波动性的系统受到压制时,它们最终会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它们是脆弱的。我们从未将失败视为脆弱性的结果,相反的,此类失败往往被我们说成预测错误的结果。可是,如果大桥有一个摇摇欲坠的沙柱,那么把这座脆弱的桥梁的倒塌归咎于最后一辆通过的卡车是十分不明智的,更愚蠢的是试图提前预测哪辆卡车会将大桥压垮。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做的够多了。许多人认为,如果能够预测到2008年次贷危机,就能够避免金融危机。这根本不可能,它们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根本原因。政治和经济“尾部”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它们的发生概率是无法科学地衡量的。人类无法永远无法把政治和经济变成扑克牌21点游戏中有规律可循的随机性。我们预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显著罕见事件的成功纪录接近于零,或者说就是零。
在黑天鹅领域内,总是有知识所无法达到的极限,无论统计学和风险管理科学发展到如何复杂的程度。因为现代化的发展,极端斯坦的比例不断增加。赢家通吃的效应正在恶化,比如一名作者、一家公司,或者驰名天下,或者默默无闻,这导致了可预测性的进一步恶化,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如今都是由黑天鹅主宰的。我们的复杂性不断的让我们超越自己、超前发展,由此创造出的事物却越来越超出我们的理解与掌控。对此,塔勒布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少就是多——一方面,研究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基础但根本的事情;另一方面,行动能将事情剥丝抽茧,直至剩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
塔勒布指出,我们可以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能力控制脆弱性:
洞察(反)脆弱性,或者嗅到它们的气息非常容易。我们肩负着整个任务简化为一个核心原则,即怎样做才能预测错误的危害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让事情不会因我们的错误而弄砸,甚至反而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受益。
我们暂时并不想改变现在这个世界,首先应该让事物在缺陷和预测面前变得更加强韧,甚至应该利用这些错误。也就是说,从柠檬里榨出柠檬汁。
至于柠檬汁,历史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用柠檬来榨汁的过程;反脆弱性则是事物如何在所有压力之母——时间——的推进下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
此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不应埋怨我们无法看到事件的临近,而要想想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其(反)脆弱性,即“为什么我们建立起这些事物在此类事件面前如此脆弱?”没有看到海啸或经济事件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我们建造的事物无法抵御这些灾难则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