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主观概率、可得性和预测

2019-07-30 19:30阅读:
文/姚斌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主观概率、可得性和预测
主观概率:代表性判断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是《主观概率:代表性判断》。所谓的主观概率,是指人们对于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的主观猜测或评价。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形成的结论、所提出的解释,通通都是基于我们对不确定事件的可能性做出了判断,例如,一份新的工作、一个未知的选举结果、一个未卜的市场前景。在这类情景中,人的大脑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去计算正确的概率,而是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他们把这些经验法则称为“启发性”,他们意欲探讨的第一个启发性法则就是“代表性”。
他们指出,人们在做判断时,都会把所判断的东西和他们大脑中的某个既定模式做对比。比如,这些云朵和我所知道的暴风雨临近时的云朵是否相同?当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概率揣测时,其实是对相似性——或者说是代表性——进行判断。遇到具体事例时,人们会把它们拿来与总体概念进行比较,这就是所谓的“代表性”。
他们不关注思维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对代表性进行判断的。他们关注的是人们脑海中的思维模式在哪种情况下最明显。某个具体对象与你心目中的形象越近,你就越有可能认可它的代表性。“我们的论点是,在多数情况下,只要事件A与事件B具有更多的代表性,我们就认为事件A的发生概率要高于事件B。”某个篮球运动员与你心目中NBA球星的形象越相似,他就越有可能被你看成是NBA球员。
他们有一种直觉,那就是,人们在做判断时犯下的错误,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系统性的。当然,被他们称为“代表性”的经验法则并不总是错误的。如果说在不确定的状况中,思维所采取的方式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那也是因为这种方式通常情况下很有效。能够成为NBA球员的人,大多数和你心目中NBA球员的典型形象相一致。但也有个别人是例外,人们因而会犯一些系统性错误。
在计算概率时,我们所依靠的经验法则是
在什么时候引起重大计算失误的?有一种答案是,凡是在人们必须对含有随机成分的东西做评判时,失误必然会发生。仅凭不确定事件与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它还应该能反映出它所依附的不确定过程的各种属性。”也就是说,假如过程充满随机性,那么结果也应该表现出随机性。当两个同班同学同一天生日时,人们会觉得这是个很典型的巧合,但事实是,在任何一个有23人构成的群体中,两个人在同一天出生的可能性会超过50%。我们心目中的随机性与真正的随机性相去甚远,因为我们所认为的“随机性”中不包含那些只有真正随机性才包含的内容和形式。
可得性:频率和概率判断的启发式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的第二篇文章是《可得性:频率和概率判断的启发式》。这篇文章与第一篇文章仅隔几周。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认为,人的思维中存在一种机制,它既能帮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又能导致严重的判断失误。“并不总是代表性在发挥作用,还有些其他东西。也不光是相似性。”
文章指出,人们越是容易回想起某个场景,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认为这个场景是存在的。某个刚刚发生、格外生动、格外常见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经先行占据人的思维的东西,极有可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回想起来,并最终在他们的判断中占据不合宜的比重。在某个刚刚发生事情的干扰下,人们的判断力变得相当不可靠。比如,公路上遇到一起惨不忍睹的车祸后,人们的驾驶速度明显会慢下来,因为他们对遭遇车祸的可能性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判断。看完一部描写核战争的影片,他们对核战争的忧虑更胜于从前,甚至可以说他们觉得核战争极有可能发生。人们在概率判断中表现出反复无常,足以说明思维中负责此类概率判断的那套机制究竟是不是可靠。
在很多现实情况中,人们并不是进行概率判断的。每一次经济萧条、每一场成功的手术,或是每一次股市崩盘,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可能仅凭一个简单的统计公式来判断它的概率。但是,我们可以用便利性启发式来判断这些事件的可能性。例如,在判断这次股市会不会崩盘时,你可能会在自己记忆库中搜索情况相似的情况。假如你从记忆库检索到的股市多数都会崩盘,那么你会判断眼前这次股市同样有可能崩盘。并非人们愚笨,而是在进行判断概率时,人们所奉行的原则(越容易想起的事,就更容易是真实存在的)往往会有强大的作用。但是,当他们要去对于那些很难从记忆库里找到判断依据的事情做出评判时,带有误导性的信息会轻而易举地入侵他们的思维,这时候他们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可得性启发式会导致系统性偏见的出现,人们的判断会被那些容易被记住的事情所扭曲。
他们注意到,在判断某件事情的不确定程度时,人们会做出“不加说明的假设”。例如,评估一家公司的盈利情况时,人们会假定经营条件正常,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之上,他们再做评估。他们没有将非正常经营条件考虑在内,比如战争、经济萧条或主要竞争对手已被迫退出市场。显然,此处存在另一种导致错误判断的情况:人们对有些事一无所知,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愿自找麻烦地在做判断时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最重要因素考虑在内。
一个人越是在复杂的、接近生活的场景中做判断,就越容易被可得性所误导。在很多复杂而真实的情景中,比如埃及会不会侵略以色列或者股票市场会不会上涨,人们总是会构建场景。深藏在记忆中的、被我们编织起来的故事,成功地取代了概率判断。扣人心弦的场景很容易束缚我们的后续思考。大量证据显示,一旦我们以某种方式对不确定情况做出感应和诠释,就很难再换成另一种方式。人们所编制的故事也受到素材便利性的影响,过去的经历塑造着你对未来的看法。“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他们把这句话做了个颠倒: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很容易改变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当我们认为某个结果完全不可能,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脑海中搭建不起这样一条能够导致该结果的事件链。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的想象上。”
当一切未知或者不可知时,人们编造的故事自然就很简单。“只考虑相对简单的场景,这种倾向可能在矛盾情形下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处在矛盾中时,个人情绪和想法比起对手的情绪和想法更具可得性,因为你不大可能知道对手关于棋局或者战局的看法。”想象似乎也受某种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规则制约着人们的思考。
论预测心理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的第三篇文章是《论预测心理》。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认为,在不确定状况下做预测或者作判断时,人们似乎没有遵循统计理论来行事,相反,他们依靠的是有限的几种启发式,有时能因此作出合理的判断,有时又会因此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差。很显然,这篇文章是上面两篇文章的延续。
关于判断与预测之间的差异,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在他们看来,判断意味着预测。同理,预测中也隐含着判断。他们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判断中夹杂的不确定成分时,判断就变成了预测。“某人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这句话就属于判断,而“某人日后会成为德国总理”,这句话则属于预测。要预测某个学生会专攻哪一个领域,必须使用预测基准率。在看待基准率时,一条奉行不悖的原则就是,当你对事实一无所知,预测无从谈起时,基准率就是你的答案。但是,在缺乏具体依据和掌握无用信息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
特沃斯基在后来的一次演讲时,对第三篇文章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诠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此找到一个解释,提出一种假设,或者对事实进行一番诠释,从而使其条理清晰、易于理解、合乎常情。在感知外部世界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人类极善于从随机数据中寻找出固定的模式或趋势。我们能够轻松地勾勒场景,提供解释,作出说明,但是,与这方面的高超技能相关,在评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世界时,我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一旦接纳了某种假设或者某种假设,我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会将其放大,从而很难再用另一种视觉去看待这个问题。”
历史的判断同样受到偏见的影响。特沃斯基指出,历史书的枯燥乏味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纯属杜撰。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出现认知偏见。“有关历史的判断,从宏观角度来衡量,也是一种依托数据进行的直觉判断。”历史学家的职业风险在于,极易接受他们所看到了任何事实,而忽略他们没有或无法看到的事实,并将这些事实打造成一个个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又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又会头头是道得去解释它。即使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对无法预料的东西作出解释,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人类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尽管这种缺陷表现的非常隐晦。它使我们相信周遭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也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智力出众。原因是,假如我们在只知道结局却并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能对原本无法预测的事情做出解释,那说明这个结局早就注定了,而我们本该能提前预料到。我们未能预料,这说明我们智商有限,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无关。”
体育解说员或政治评论家为了能自圆其说,让自己的点评和最终结局两相吻合,会不顾一切的调整叙事方式,转移叙事重心。历史学家也概莫能外。他们会把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的头上,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在做些什么,这就叫做“爬行决定论”。历史学家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历史的碎片对事情做出解释,从而令这件事在日后看来是可以预测的。一旦他们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作出了解释,那唯一待解的谜团就是,为什么当事人最初没有遇见结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方式,会让过往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是事实绝非如此。“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