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仅有“有限理性”
2019-08-28 18:29阅读：
文/姚斌
查理·芒格先生一生强调“理性”，因为理性是成功投资的秘诀。只有依靠极致的理性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所谓的理性是按世界本来的样子看世界，而不是按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子来看它。可是，在赫伯特·西蒙看来，人类却仅有“有限理性”，因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仅形成一种有限理性的能力。在人类有限理性这个问题上，西蒙引入了生物进化论进行阐释。一部生物进化论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充其量只有“有限理性”。
进化论对事物进行解释的基本方式是，一切为了生存。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生物体如何实现良好的适应状态与适应或生存等基本事实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只要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那么这种理性理论与行为理论和直觉理论就是相容的。鸟在树上筑巢是理性的，因为这有助于保护鸟蛋和幼鸟远离地面上的食肉动物。筑巢只是一种本能行为，一种在进化中从各自行为中挑选出来的、最具适应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把进化过程的生存视为理性的一种形式。
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关于经济行为的一种“犹如”理论。他认为，商人或企业的行为“犹如”为实现效用或利润最大化而进行过正确的、理性的计算。其基本依据是，只有成功地实现了最大化目标的商人或企业才能留下来，而其他商人和企业则消失无踪了。在这个观点中，有意义的仍然只是生存，即能否成功地适应经济环境；至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推理过程或者随机过程，则根本不重要。只是我们想知道，只有“犹如”进行了理性计算的商人或企业才能幸存下来，我们也想知道幸存者究竟是如何幸存下来的。现实生活中或许确实存在奇迹和不可思议的巧合，但更有可能存在某种决定生存与否的基本机制。除非能够保证实现的均衡是唯一的，否则“犹如”理论并不能令人满意。
现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只关心生存。当然，它也假设存在某种机制，或更准确的讲，假设存在至少两种机制的组合：一是变异，创造生命的新形势；一是选择，把那些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的生命形式保留下来。企业是一个复杂系统，比一般的个
体强大得多。但大部分的企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只有极少数优秀企业强大到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能够对一个可持续的行业拥有控制力，能够主宰一个行业的发展，能够拥有统治性的市场份额。而次优企业可能只是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具有很强的壁垒，能够在动荡的环境中固守自己的利益甚至蚕食对手的地盘。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时，必须是极少数具有良好适合性反应的企业。
为了寻求适应性反应，理性选择需要进行大量的选择性搜索。最简单、最基本的搜索过程是先产生可能的反应，然后检验其适应性。正如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机制会把适应性较差的变异淘汰掉一样，人类思维中的检验机制也会把那些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想法排除掉。企业会不时地设计新的操作规程，然后必须证明他们比原有规程更具市场竞争力，由于这套体系并不能保证总是会达到或接近最优状态，所以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理性非常类似行为理性：它是适应性的，但未必是最优的。
达尔文进化论最核心的概念是所谓的适合度：如果有两种生物生活在相同的生态位（即能够利用完全相同的资源），并且一种生物的单位成年个体比另一种生物拥有更多的存活后代，那么后代数量更多的这种生物就是适合度更高的生物物种。对于适合度更高的物种而言，如果其后代的适合度持续高于另一个物种，那么它们的数量就会大大超过那个适合度较低的物种，并由于资源总量的限制而使那个物种趋于灭绝。适应环境之外的任何其他做法，都只能减少其生存机会。
在激烈的丛林竞争中，生物体为了生存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与试图占据现有生态位的其他生物进行激烈竞争并最终胜出；一是寻找完全没有被占据的生态位，或者为了更有效地占据尚未被有效占据的生态位而进行自我调整。小型物种通常利用小型猎物，而大型物种则通常捕食更大型的猎物。头部企业往往选择第一种，它们占据了重要的资源与其他企业展开竞争而最终胜出。
“扩增”通常是指基因扩增，生态位扩增指的是放大能够利用完全相同的资源。在生态位扩展的系统中，每种生物所处的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周边其他物种提供的。因此，生态位扩增及填补其间的新物种出现，将以使得生态位得以继续扩增的形式，使得原有系统发生改变。比如，在跳蚤得以存活和进化之前，必须存在为跳蚤生存提供生态位的狗。对于任何动物来说，在它们能够发生无论何种进化之前，都必须存在可供他们食用的动植物。一家企业在进化至能够统治其行业之前，需要与其他企业展开有效竞争，并提供一个让那些企业能够生存的生态位。
某些物种很早就拥有了一种从未遭到挑战的较高适合度，但这种适合度并没有阻碍占据新生态位或占据未被占据生态位的大量新物种的出现。这样的证据提供了进化历史情景迥异于单纯的“生存竞争”。由于在所有可能的物种中，只有很小比例会在组合过程中实际出现，并在适合度方面接受检验，所以我们应该说“较适者生存”，而不是“最适者生存”。由于任何时刻都会不断产生出新的有效竞争者，且大量的潜在竞争者至今从未出现，甚至永远不会出现，因而很可能不存在永久性的物种均衡。
人类的生物性进化过程大约跨越了10万代，而农业出现之后的进化则只有400代。在后一个阶段，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人类物种发生了生物性变化，但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类社会经历了持续的文化变迁。文化演进已经代替基金进化，成为人类物种持续变化的主要途径。在达尔文模型中，进化的是基因，而不是个体，更何况整个社会。文化基因能够从某种文化中的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发生社会性而非生物性的传递。
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相互结合，意味着两者之间必须具备兼容性。最有可能传递的文化基因，是那些基于社会成员的生物学构造而最易感知和运用的文化基因。一定社会的文化基因会改变与特定生物性基因相联系的适合度。因此，能够传递某种文化的社会有机体，将比那些不能发生社会文化传递的社会有机体，经历一种更为复杂的演进过程。基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而任何给定时期的文化基因又会影响基因变异的适合度及其生存性。
能够改变自身文化的一种是“可编程”的物种。可编程物种能够更好的适应各种环境。可编程性有助于物种的社会性存在，有助于更充分地利用社会环境，而非仅仅作为一种孤立的个体存在。对于可编程的社会性物种来说，如果可塑性（如通过力气、机敏和智力实现的可塑性）是提高适合度的主要途径，那么该物种中的强壮的、聪明的个体就能够在适合度方面享有优势，且这种优势相对独立于文化的特定内涵。无论他们需要的适应是什么，他们都拥有最强的适应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文化演进半独立于相应的物种。文化基因的传承机制非常不同于生物性的遗传机制。文化传承显然是拉马克式的，后天获得的文化基因确实是可以传递的。
比如，价值投资基因的成功扩散，并不意味着其在初创时期拥有更高的基因适合度。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数量增长得很慢，甚至没有增长，成为典型的少数派。价值投资本身就具有文化的属性。价值投资这个群体通常都拥有较高的文化，使得这个群体能够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时拥有更高的适合度。只要价值投资的基因不会对它的拥有者施加一种自我毁坏的选择压力，那么它就能够提供一种真正的社会进化的基础，即提供一种有利于价值投资群体生存的基础。
在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件中，短期优势会不断转化为长期优势。如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爬山，那么终将登上世界之巅。不过，只在仅有一座山峰的世界里，才能保证如此结果。如果生物体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重峦叠嶂、丘壑纵横的世界，那么它就会发现，不论自己身处哪个山顶，除了下山别无选择。因此，任何进化论观点，即认为进化将最大化适合度的观点，指的都仅仅是局部极大值，不会扩展至全局最大值。除非我们认为地球有着特殊的简单形状，否则我们不应该指望进化会导致任何可以描述为全局最大值的东西。同样的，除非投资非常简单，否则价值投资的某个策略在某一时段或某一行业上也仅仅能够获得局部极大值，不可能在任何时段或行业上获得全局最大值。
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复杂世界中，难度不同的爬山路径决定了我们究竟应该去爬哪座山。哪一种突变最先出现，能够决定生物体的进化究竟会沿着哪一个方向。自然选择理论无法预测爬哪座山。许多山，尤其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山，也许永远都没有人爬。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价值投资者为何“规避”复杂多变的高科技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有太多的“高耸入云”的山峰，只能让人望而却步。
达尔文进化论是一种能够产生特定可能性，并通过检验以保留适合度更高的物种的过程。只有所有可能的适合度水平的物种均已出现并经受检验的情况下，达尔文进化过程才能保证全局最大化的实现。如果生态位是不断演进和精化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进化过程不会导致任何可称为最优均衡甚至稳定均衡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中，进化将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新的组合形式。在任何给定时刻的环境中，只有少数几种元素能够存在于稳定状态。世界在不断的组合过程中持续演变，最终形成我们目前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所看到的巨大复杂性。
进化不会导致最优性和稳定性。外来物种被引入一个新的岛屿和陆地后，其适合度优势会使得它在新环境中大肆繁衍，并造成当地原有物种的消亡。达尔文把这样的例子视为自然选择力量发挥威力的证据。生存，只不过是相对意义上的较适合者的生存，没有理由认为存在任何绝对意义上的最适者生存。价值投资同样也仅仅只是“较适合者生存”，并非一定就是“最适者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说，约翰·伯格先生所说的价值投资只是“次优”的策略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接受了进化论，那么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信念：即使是价值投资也只存在针对当前环境的各种局部适应性，同时向着本身也在不断移动的目标进行持续的变动。理性系统常常如入泥沼，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理性过程的具体机制，它表明的只是理性过程可能的变化方向：有可能生存，也有可能消亡。最重要、最激烈的竞争过程，是某种生态位精化过程以及生态位和物种的特化过程。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现实世界视为一个充斥着尖爪利齿的世界。但是，环境适应性低于竞争者的大量物种，其必然归宿是在竞争中消亡。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告诉我们，完全的理性不可能，即使在进化论中也仅仅是有限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