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生态学意义上获得成功，是因为累积性的文化适应
2020-01-22 17:04阅读：
文/姚斌
形成本文的蓝本来自《人类的价值》。该书作者罗伯特·博伊德是一位文化进化论者，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并解决各种问题，主要依靠的不是个人智慧，而是“累积性的文化适应”，
以及更长时间维度下，不同文化之间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这里的“文化”是指各种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而“累积性的文化适应”是指在长期状态下将一方的行为进行调整，与另一方文化如思想、传统等相适应。
如果说价值投资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生态学的意义上于价值投资领域取得广义上的成功，从而超越其他人？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累积性的文化适应”。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对学习的精准度非常敏感。并且，累积性文化适应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缓慢的改进，才能够发展出新的适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投资并非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累积性的文化适应中，一是“模仿”，一是“规范”。
“模仿”
模仿就是模仿学习，这是最常用的学习方式，模仿就是模仿那些已掌握了有用的“秘诀”的人。比如，在价值投资中，像巴菲特、芒格那样伟大的投资者就很容易成为模仿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价值投资有用的“秘诀”。
有些人总是认为，价值投资不适合中国。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具价值投资的环境。然而，他们不知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学会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并不断积累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同样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不论好坏，终究让价值投资者成了一种独特的物种。几乎所有的物种能够在生态学意义上获得成功，皆源自环境适应性。比如，在2016年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A股市场在那时或许真的“环境”很差，然而一些价值投资者却依然做得非常出色。
价值投资者在适应环境方面与其他人并无二致，无非是适应得好一些。但就是这个“好一些”，却使得价值投资者这个“物种”最终脱颖而出。价值投资者在适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基因的变异来适应环境；一种方式是通过行为的变化来适应环境。
对于第一种，正如塞思·卡拉曼所指出的，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就是变异而来的。塞思·卡拉曼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他有价值投资的基因。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争折磨中。”具
有价值投资基因的人就像少数果蝇。大多数果蝇都会向光，但只有极少数果蝇不向光一样。如果是向光的果蝇天性就会以身扑火，但是不向光的果蝇却不会。
对于第二种，成功的价值投资者总能学会灵活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因此，他们总能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能在多种类型的“栖息地”中生存。学习本来就存在于个体层面。织巢鸟没有见过同类如何筑巢的情况下也能建造出非常漂亮的巢穴，但它们刚开始时肯定做得不是很好。随着经验的累积，其筑巢的“手艺”会得到改进。价值投资者的学习过程与此相似。
虽然聪明和智慧使得价值投资者能够适应更多类型的环境，但还不至于让他们聪明到能够以个体的方式来解决证券市场中面临的所有适应性问题。价值投资者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环境中掌握需要的所有知识和技能，是因为懂得从他人那里获取有用的信息。在向优秀的投资者学习这个方面，他们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甚至在不了解对方初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心理机制使得价值投资者累积了极为丰富的适应性信息，其实力远远超过了个体的创造能力。对于价值投资者的适应能力来说，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是非常关键的驱动力。如果他们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那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物种”。
价值投资者在习得进程中，具有卓越的认知能力很关键。如果没有卓越的认知能力，就无法进行适应性创新。在杨天南翻译的《巴菲特的第一桶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该书叙述巴菲特1986年的三只主要持股与1970年的三只主要持股，在这期间的变化，将一手不好的牌换成一手好牌，就是一种适应性创新。
在生命的发展史上，很多重大的创新只出现一次。同样的，在价值投资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也只发生在本杰明·格雷厄姆身上。因此，查理·芒格曾说，投资并不需要新思想。这是因为格雷厄姆已经完成了创新的使命。真正的创新并不容易，一些小概率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环境条件使创新得以进化，这是创新的偶然性；而创新的优势使其能够被广泛传播，这又是创新的必然性。如果格雷厄姆没有经历过罕见的大萧条，难言他就能够发展出价值投资理论。而如果价值投资不具显著的优势，也难言会得到广泛的传播。
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会通过环境线索来推断环境状态。比如，如果证券市场在某一时候处于极度悲观的人很多，他们就可以借此推断出彼时正是进入投资的最好时机。如果证券市场在某一时候处于极度乐观的人很多，他们就可以借此推断出彼时正是退出投资的最好时机。但是，普通的投资者往往无法准确推断出在最优行为的情况下决定该如何行动，因此他们通常都会采取“赌一把”的行为。
只有成功的投资者会表现出最优行为。如果最优行为比较容易学习时，个体在投资决策时会常常忽略；只有当最优行为比较难学时，大部分个体才会选择模仿。但是，必须注意避免受到学习对象的欺骗。许多表面上投资、实际上投机其实极具欺骗性。实际上，在一个缓慢变化的投资环境中不断解决难题，这才是价值投资者进化的本质。
因为学习常常会遭遇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会弱化那些复杂的适应性特征所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达不到其“老师”的水平。于是，我们很难看到普通的投资者能够超越顶级的投资者。但是，如果有极不寻常的“学生”超越了其“老师”，那么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就出现了。巴菲特和芒格就是最好的案例。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由于获得文化适应性并不容易，单靠个体学习无法掌握。只有当个体愿意接受周围人的行为时，这种文化适应性才会起作用。
模仿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即便不理解他人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违背了相应的因果关系，模仿也会带来不良后果。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模仿都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在这里，所谓的模仿都必须是高精准度的模仿，如果只是低精准度的模仿，那么无效的可能性会增大。
“规范”
假如要成功地模仿，那么就需要“规范”。在文化进化论中，所谓的规范，规范的是普世价值。但在这里，规范是指遵守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只有遵守基本原则，才能直抵价值投资的核心地带。
在人类社会，违反规范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由此会激发道德情操方面的基因进化，所以人类社会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愿意遵守和执行规范，也更少为违反规范而付出代价。在证券市场，违反投资基本原则受到“严厉的惩罚”就是经常性地遭遇“失败”，从而造成严重的损失。造成“失败”的原因指的是违反了投资的基本原则。
没有人会喜欢失败，但“失败”机制却可以使许多行为稳定下来，因此规范具有进化上的稳定性。知道哪些规范是稳定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下的各种可能性；但未来会怎样，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或作出预测。比如，我们都知道价值投资的三大原则：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永远追求安全边际、正确对待市场波动。这三大原则具有稳定性。如果运用这三大原则进行逻辑推断，就可以得知投资是否成功的可能性，至于最终能否胜出还与环境的确定性和随机性有关。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只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然选择就会促成累积性适应行为：生存竞争，以使部分个体得以繁衍；变异，以使某些类型的个体在繁衍事物上远超其他类型的个体；变异的遗传性，以使子女与父母相似。这三个条件同样使用于价值投资。规范能起到激励作用，能使大量的行为稳定下来。通常，这些激励作用可以让投资者之间的规范差异得以稳定维持，即使某些投资个体与投资群体的观念都在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投资者之间的规范差异会日趋稳定，哪怕投资群体产生分裂，其个体也会与群体保持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价值型投资者，或者是秃鹫型投资者，抑或成长型投资者，他们都会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
投资群体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和价值观决定了其群体将如何生存与发展。那些能够帮助投资群体生存下来的规范会被更广泛的接受；那些能够促进扩张，降低被模仿的难度，吸引更多的人的规范会得到进一步增强；而那些不能促进发展的规范则不会得到增强。因此，选择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下能够生存与发展的规范，对于投资者而言极其重要。规范对投资群体的生存会产生不同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使价值投资群体之间也会存在持久性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对投资群体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失败的群体会被胜利的群体所替代。不过，成功的投资群体的信念可以通过各个渠道被传播到不太成功的投资群体中，使得失败群体中的某些个体被同化。投资群体的选择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有赖于长期存在的投资群体之间竞争。
规范不仅深刻影响了投资者，也会深刻影响了投资者所关注的公司。我们必须清楚，规范能够对公司的行为进行调控，以此在公司的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不同公司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公司规范能够促进自由创新，而有些公司规范则很保守和官僚。因此，一旦某些文化差异深刻影响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并使公司成为其他公司的模仿对象，那么文化的群体选择就会对当下同类公司都产生了影响。有利于群体生存发展的规范会得以传播，从而让有些群体更具竞争力。
群体选择将促进规范的形成，但许多规范转变并不是群体间竞争的结果。在大规模群体中，等待规范转变的时间会相当漫长。同时，规范的转变也是可逆的。朝某个方向转变要比往相反方向转变更容易，每个群体内部最终都会反复发生多次转变。群体越大，错误率越低；同时，在规范转变发生之前，等待的时间也会越长。据于此，我们不能苛求一家公司的规范在很短时间发生明显的变化。
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公司，任何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都离不开文化适应性的进化这一最基本的因素。对于个体而言，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远比个体的创造能力更重要，这是渐进的文化累积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文化使人类进化出高度精细的适应能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文化还使我们进化出复杂的、具有高度合作性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社会制度。这些同样适用于价值投资者。如今，那些成功的价值投资者确实已经进化出高度精细的适应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和随机性，使得他们完全不同于大部分平庸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