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黑猩猩：隐秘而黑暗
2022-07-04 09:14阅读：
文/姚斌
在贾雷德·戴蒙德的“人类大历史三部曲”中，第一部《枪炮、病菌与钢铁》思考了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会以迥然不同的速度发展？第二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探讨了人类社会何以崩溃的宏大问题。第三部《第三种黑猩猩》则进行了更完整的铺陈，揭示了“人异乎禽兽”隐秘而黑暗的一面。
为什么人类会被称为“第三种黑猩猩”？因为人类与其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的差异不过1.6%。早在20世纪40年代，分子遗传学研究就已经显示，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距，甚至比亲缘关系中的两种鸟类还小。因此，我们难怪要背负着当年的“自然禀赋”。
虽然我们与黑猩猩只差距1.6%的基因，只经历了一些微小变化，最终却产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后果，表现出奇异的行为：能够控制火，以及依赖工具。实际上，只有几万年的时间，就使得我们展现出来让自己变得独特又脆弱的能力。我们独特的素质，使我们这个物种在自然界赢得今天的地位。其他的大型动物没有一种在各大洲都有“原住民”，也没有一种在沙漠、极地以及雨林都能生活，更没有一种在数量上可以超过人类。但是在人类独有的素质中，有两个现在已经危及自己的生存，那就是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的潜力。这两种潜在的破坏力使得其他动物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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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地球上，几十亿年前就出现了。我们的祖先大约在600万年到1,000万年之间才与黑猩猩、大猩猩分家，走上独立的演化道路。起初我们的祖先也不过只是一种猿，但是一连串的变化，使我们的祖先朝现代人类的方向演化。
第一个大变化大抵发生在400万年前。根据化石，那时人类祖先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直立姿势让双手解放出来，可以做其他的事，结果双手制作出工具为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个大变化发生在300万年前，人类加速分化成两个支系：一个支系也是头骨粗壮、颊齿巨大的粗壮南猿；另一个支系是头骨纤细一点、牙齿也较小的非洲南猿。非洲南猿后来演化出脑容量较大的“巧手人”。“巧手人”有两种：一种是“巧手人”，另一种是神秘的“第三种”。于是，到200万年前，世上至少已有两个甚至三个“原人”种。
第三个大变化是使用石器的习惯，这是人类主要的特征。直立人的石器与大脑使他们能有效地利用植物资源，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将兄弟物种推入灭绝的深渊。到
了100万年前，直立人终于跨出了既有的舞台。他们的化石与石器开始在中东、远东与欧洲出现。大约50万年前，有些祖先的长相与早期的直立人已有差别，而与我们十分相似，所以称他们为“智人”。人类终于彗星似的登上“智人”地位为地球史揭开了灿烂的一页。然而，智人的出现根本算不上什么历史事件。洞穴壁画、房子、弓箭还得再过几十万年才出现。石器也没有什么变化，直立人已经使用了100万年了。“智人”较大的大脑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尼安德特人在13万年前就出现了，可是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标本都生存在74,000年前之后，而在4万年前左右突然消失。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工具，与4万年前的看来也没有什么基本的差别，在时空中都没有变化，因为缺乏人类最重要的素质——创新。10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人类世界，只有欧洲与西亚住着尼安德特人。在非洲，那里的人形态上越来越像我们现代人。在东亚还有一些人类，从仅有的零星资料看，形态既不像尼安德特人也不像非洲的人。这三个族群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其工具、行为与有限的创新能力都非常原始。那就是“大跃进”发生的背景。这三个族群中，哪个能脱颖而出创造历史呢？
“大跃进”的证据，在法国和西班牙最明显，大概是在4万年前。最早的现代人，我们称他们为克罗马侬人。克罗马侬人的工具，显示现代形态与现代的创新行为终于结合为一体。于是，可以安全猎杀凶猛动物的远程武器出现了，例如带倒刺的鱼叉飞标枪、长矛抛射器以及弓箭。在南非的洞穴遗址，发现了异常凶猛的猎物的骨骼，像是成年的南非水牛与猪，在欧洲则有野牛、大角麋鹿、大角鹿、马与大角羊。这意味着他们比先前的尼安德特人或中石器时代非洲人更能成功地取得食物。过去活过好几个冰期的大型动物，许多都在最后这个冰期结束前灭绝了，这反映了新狩猎技术的卓越程度。被我们逼入绝境的动物，大概包括北美洲的长毛象、欧洲的长毛犀牛与巨型大角鹿、非洲的大水牛与巨型马、澳洲的巨型袋鼠。很明显，在我们的演化史上破天荒的辉煌时刻中，已经包藏了很可能导致我们灭亡的祸心。
最晚的尼安德特人仍然是十足的尼安德特人，而那时欧洲最早的克罗马侬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由于现代人在非洲与中东早了好几万年出现，因此欧洲的现代人比较可能是“外来的”入侵者。当克罗马侬人遇见原住民尼安德特人之后，我们能肯定的只有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贾雷德·戴蒙德推测其原因是克罗马侬人带来的疾病，以及直接的谋杀、驱赶，使得尼安德特人踏上了灭绝之路。克罗马侬人展现了两种特征：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种下了人类当前处境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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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为万物之灵，凭的是文化特质，那些特质建立在我们的遗传基础上，赋予我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艺术、基于工具的技术以及农业。然而，直到“大跃进”前夕，人类文化以蜗牛的速度发展了几百万年，那个速率受制于遗传变化的缓慢步伐。“大跃进”之后，文化发展不再依赖遗传变化。在过去4万年中，我们的体质发生的变化微不足道，可是文化的演化幅度比过去几百万年大得太多了。因为那个变化，我们成为地球生命史上第一个有能力毁灭所有生物的物种。
大约10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速率增加了。我们占领了美洲，正巧发生了一场大型哺乳类大灭绝。不仅，农业兴起了。再过几千年，第一份书写文件出现了，人类进入“历史时期”，于是我们的技术发明的步伐开始有了记录。同时，历史文件也显示，攻城灭国，杀人盈野成为常态，甚至受到钦羡和歌颂。
人类在地球上扩张，不只是征服先前无人居住的土地，还包括某些特定族群的扩张——他们征服、驱赶杀害其他的族群。我们成为彼此的征服者，也是世界的征服者。因此，我们的扩张表现出另一个人类特征，那就是我们有大规模戕害同种成员的习性。动物界不乏杀害同类的事例，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个特征在动物界有先例，也有前驱，但是人类杀害同类，以规模而言，动物界前所未见。
不同人类社群因扩张而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社群间的文化差异，影响很大。军事与航海技术、政治组织以及农业，特别具有决定性，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社群，人口较多，因此占军事优势——能够支持一个职业军人的阶级或组织，而且对传染病有免疫力——人口稀疏的社群不可能演化出对那些传染病的抵抗力。那些文化的差异过去一度被误认为是“遗传差异”，于是人类史连篇累牍的尽是优秀先进民族征服了劣等原始民族的故事。实际上，没有人提出过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征服族群有优异的遗传。
为什么欧洲人会到美洲与澳大利亚殖民，取代了土著族群，而不是美洲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到欧洲取代白人族群？研究显示，1492年，欧亚大陆上大多数人口都在使用铁器，有文字与农业，组成拥有越洋船只的中央集权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前夕。美洲有农业，有几个大型中央集权国家，仅在一个地点有文字，没有越洋船只或铁器；在技术与政治发展方面，比欧亚大陆落后了几千年。澳大利亚没有农业、文字、国家、船只，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情景中，使用石器，与1万年前欧亚族群使用的相当。正是那些技术与政治发展的差异，使欧洲人能够扩张到其他大洲上，而不是生物（人种）差异。那些现代扩张事例，欧洲人无往不利，无疑是占了枪炮、病媒、钢铁与政治组织的优势。
然而，19世纪的欧洲人对那样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该答案充满了种族偏见。他们的结论是：欧洲在文化上先进一些，是因为欧洲人比较聪明，所以欧洲人注定了要征服、取代和杀戮“低劣”族群。19世纪的古典人类学，则倾全力创造一套“科学的”人种理论，解释“人种”间的差异。在过去500年间，那些技术上的差异导致了严重的人间悲剧，殖民与征服的遗传情绪强烈地影响了现代世界的结构。
文明兴起的速率，各大洲不同，并不是少数天才造成的意外，也不是决定动物族群竞争结果的生物差异，更不是各族群平均发明能力的差异造成的结果——根本没有证据显示过有这样的差异。文明兴起的速率，各大洲不同，是生物地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造成的。如果欧洲与澳大利亚在12,000年前互换人口，那么那些被送到欧洲的澳大利亚土著会是日后侵入美洲与澳大利亚的族群。地理为演化立下的基本规则，无论是生物演化还是文化演化，所有生物都适用，当然也包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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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状态中，物种与物种，以及物种与环境，都保持平衡的关系。猎食者不会对猎物赶尽杀绝，草食动物也不会过度消耗植被。根据这个观点，人类是唯一例外，不懂“平衡”为何物。以物种灭绝而言，在自然状态中灭绝的速度怎么都比不上现代人类造成的灭绝，只有极少的情况是例外。这种极少的情况，可以用6,500万年前大灭绝做例子，那一次可能是一颗天外流星造成的，恐龙时代因此结束了。由于演化过程中各种分化的速率非常缓慢，自然灭绝的数量也必然非常缓慢，否则地球上的物种早就死绝了。用另一种方式说，比较脆弱的物种很快就被淘汰了，在自然中持续生存很久的，都是非常强韧的物种。
每一次人类进入一个先前没有经过居住过的土地，都会引发一波生物灭绝。渡渡鸟已经成了“绝种”的同义词，它是印度洋中毛里求斯岛上的“原住民”。自从1507年西方人登上毛里求斯后，岛上的陆鸟与水鸟已经灭绝了一丰。夏威夷的鸟类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自从15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登陆后，就大量灭绝了。11,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祖先进入新大陆后，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就大量灭绝了。在人类已经生活很久的老地方，狩猎技术若有重大突破，也会引发灭绝浪潮。阿拉伯羚羊是一种美丽的羚羊，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已经生活了100万年，尽管早就是人类狩猎的对象，但直到1972年才成为濒危动物，祸首是威力强大的来复枪。
印第安人“南进”，是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殖民探险事业。印第安猎人进入新世界后，发现到处都是大型哺乳动物：类似大象的长毛象和乳齿象，体重达3吨的地树獭，体重达1吨的“哺乳类甲虫”——与现存南美犰狳有亲缘关系，体型似熊的河狸，体型似虎的剑齿巨猫，此外，还有狮、猎豹、骆驼、马等等，可是它们都灭绝了。贾雷德·戴蒙德对此的解释是，那些野兽可能遭遇了一场人类发动了“闪电战”，迅速灭绝了——在任何一个地点，也许只需要10年。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就是地球生命史上，一颗天外流星结束了恐龙王朝之后，最大的一次大型动物集体灭绝事件。
人类在美洲与许多巨兽对阵，其实是人类发源非洲、殖民全球这首壮丽史诗的终篇——再也没在大地可供人类征服、占据了。大约近1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走出去”，进入欧亚大陆；约5万年前，从亚洲进入澳大利亚。于是，地球上适合于人居的土地，只剩下北美洲和南美洲仍旧空无一人。在地图上很容易看出，从亚洲进入美洲，最方便的路线就是越过白令海峡。白令海峡最后一次出现路桥的时候，是在25,000年前到1万年前。他们一路上消灭了所有大型哺乳类的族群。一旦他们到达美洲的南端，新世界的大型哺乳类大多数就都灭绝了。
从1600年开始，人类经历了空前的地理扩张。5万年前人类，地球上大约只有几百万人，到了1600年，已达5亿。5万年来，人类的杀戮本领日益增强，加上1万年前出现的磨制石器与农业，以及6000年前出现了金属器，人类毁灭环境与其他生物的能力水涨船高。北美洲自1600年以来，灭绝的鸟类至少5种。现在世上大约有9000种鸟类，可是已经有108种鸟类灭绝了，包括它们的亚种。这些鸟类灭绝都是人类造成的。根据过去的田野生物学调查，有266种淡水鱼生活在森林河流中。最近经过4年追踪调查，只找到其中的122种——一半都不到。其他的144种，或者灭绝，或者族群急遽萎缩，或者只生存在人迹罕至的角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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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诠释了适者生存、败者灭绝的残酷性和不可逆性，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至暗时刻的历史画面。今天，我们的人口从1600年的5,000万，已经增长到现在的60亿，并且每年继续增加2%。我们的技术每天都在进步，继续改变地球与上面的居民。然而，物种因为我们逐渐增长的人口而毁灭，归纳起来其机制有四。
第一个机制：过度狩猎——杀戮的速度超过繁殖的速度——是我们消灭大型动物的机制，从长毛象到美国加州的大灰熊。
第二个机制：引入新种。有意或无意地将某地的土著物种引入其他地区。外地来的物种往往会客地上消灭土著种，或者把土著种当食物，或者疾病。受害者由于从来没有与入侵者相处的经验，所以无法及时演化出因应的对策。美洲栗树就是因枯萎病灭绝的，致病的真菌来自亚洲，而亚洲栗树就不怕那种真菌。同样的，外来山羊与老鼠在海岛上，消灭了许多植物于鸟类。
第三个机制：破坏栖境。每一物种都依赖别的物种，或是食物，或是栖境。因此，物种与物种联系在一起，就像不断分支出去的骨牌行。一行骨牌只要推倒一片，就会使其他的一些也倒下。
第四个机制：涟漪效应。灭绝一个物种可能使其他一些物种遭殃，那些物种灭绝后又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物种灭绝。这就是涟漪效应。自然界的物种太多，彼此间又形成复杂的关联，因此无法预见涟漪效应怎样发生。50年前，没有人预见那些大型动物灭绝后，会导致小食蚁鸟灭绝，以及岛上森林物种组成的巨大变化。
目前人类导致的生物灭绝率比自然灭绝率高得太多了。据估计，地球上3000万种生物，一半会在下个世纪灭绝。果真如此，现在的物种灭绝就是每年15万种或1小时17种。世上9000种鸟类，现在每年至少灭绝2种。但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世纪灭绝不到一种。也就是说，目前的速率比自然速率至少高200倍。
亚瑟·维希曼是荷兰探险家、大学教授，他花了10年时间写了一部巨著——《新几内亚探险史》。他搜罗了所有关于新几内亚的文献，凡是他找得到的，都仔细整理过。之后，他逐渐明白，尽管探险家前仆后继，可是他们却一再重复前人的愚蠢错误：以夸张不实的成就傲人，拒绝承认酿成灾难的疏忽，无视前辈的经验，结果是一连串不必要的折磨与死亡。维希曼非常失望，于是预测：未来的探险家会继续重复前人的错误。他总结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充满激愤：“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掉。”这或许就是“第三种黑猩猩”的认知。“第三种黑猩猩”印证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期的观点：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