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煤上的青苔

2017-05-17 17:16阅读:
血煤上的青苔
● 袁凌 著 来源:中外书摘
王多权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如同十七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熬是第一项, 就像制糖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残废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大数,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王多权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去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生存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
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够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最初一个月,他总在想着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成了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里想到死有千百次。“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针脚编织时间,大路边留着湿润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款的最后一千元起的。那时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机,母亲已经衰老得不能继续弄来柴水养活他,他会像一条搁浅的船,在山顶上遇难,还捎上母亲。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做不了什么。高章平向村委申请批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1元,涨到后来的一年1000元,到1440元,到2400元,到去年的250元一个月。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中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难友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根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根导尿管,小屋里也没有飘散着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气息,虽然这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了的话,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坐轮椅上厕所。但他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子上陪读,父亲在地里奔命,他必须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矿工在残废之后多少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再一步开始赠送亲戚。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很快拿得出手了。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纳鞋垫的人的程度。王多权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一百块一双的“天价”。
从去年开始,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画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进入了入迷状态。“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12点做到下午5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的上坡时间是晚上11点,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强度,寂静使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12点再上坡,做到下午5点钟。
在长达十六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和菜园,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爱要加上罪, 父亲献出了鲜血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
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在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废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今年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
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尘肺,刘云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时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儿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车祸,落下脑震荡。刘云付是文化人,当过并村前的会计,但他逐渐认定自己属狗,就得按照一条狗的命运生活,失去所有的后人。这样想通了,刘云付觉得心安。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才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只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应该由他这样的人得。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86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却没有领到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得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这笔赔偿都被儿子用于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李小梅做不了更多的什么。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地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3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但煤灰仍旧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但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去年夏天,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地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地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
(摘自《青苔不会消失》 , 中信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责任编辑:王苏辛, 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