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古典文学元素与诗歌的现代想象力

2019-06-21 09:39阅读:

古典文学元素与诗歌的现代想象力

——读朱怀金2009年以来的诗歌


梁小静(河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迷幻”一词取自朱怀金一首诗歌的题目《迷幻剂》。“迷幻剂”是致幻药剂,人服用后心理上会产生幻觉,并伴随强烈的情感体验。它多与瞬间的激情、非理性、狂热的想象力,甚至变形、破坏力等行为和能力发生因果联系。但一定程度上,它也表达了人类对梦幻和想象行为的需求。医学分析认为,人类进入睡眠一段时间,都会经历快速眼动期,即睡眠的做梦阶段。这意味着没有人不拥有做梦的体验和能力。但睡眠中非自觉的做梦行为却满足不了人们对梦幻的需求。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白日梦”的概念从创作心理学上解释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梦成为释放人类潜在能量的方式和载体。无论哪种做梦方式都从反面印证了梦幻和想象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快速眼动期时梦的行为和 “白日梦”,推动想象力和促使它释放的力量都发自人自身,它由人内在的力量引导,受人长久的体验、情感和知识积累因素的影响,并因心理和精神意识上受到外物的触动而感发。想象发生的这种方式具有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操作性使现代人们感到不耐烦。当积聚到足够的程度它便在人体内爆发,或者像梦一样夜夜延宕。在工业机器和官僚制度操控下的“商品销售性格”的人,因为缺乏内在体验和精神的积累,只注重剥离自我的外在占有,他们便幻想一种能够操作、能够控制的想象能力来作为满足。这种需求开拓了致幻剂、摇头丸、海洛因等致幻药品的市场。

致幻剂、摇头丸等对人类神经官能、大脑皮层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服用致幻剂,是一个人在清醒状态下,感到梦幻的需要,因而用自觉的、理性的方式将自己引向非理性、幻觉和梦幻的体验中的行为。以国家的律法来判断,这是一种犯罪
行为。但主要原因并非在行为本身,想象和对想象的需求本身与罪无关。从伦理学上判断它有罪,是因为它容易使人在无法控制的迷狂、兴奋状态中,产生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它所导致的一连串行为可能是犯罪行为。医学上认为这是不利于自我和扰乱他人的极端行为。但撇开伦理意义,这是在机器、科技时代,人所特有的一种满足想象的方式,它的极端也恰好反映对它需要的迫切以致疯狂、病态。

相对依靠药物来满足想象达到迷幻状态的人来说,对于想象,诗人似乎是保留了古老技艺的“手艺人”、“能手”。但在现代,也并不能全然分明地把这两种想象区分开来。在陶渊明和李白的时代,在魏晋时代,对于文人来说,“药”和“酒”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今天的“致幻剂”。如“五石散”对魏晋文人想象力的启发作用。在当代,“酒”仍然在诗人创作和想象力的生发中发挥有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朱怀金的这本诗集中,酒也成为诗歌的一个重要元素,正如《在边客酒吧》、《京都记:西三旗》、《薄酒》、《凌晨笔记》等诗歌所一致表达出的,“酒精度里藏着信使”。联想到朱怀金诗歌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巨大想象力,酒和饮酒的人似乎一点点明确为其诗歌想象力发动的机关。

但鉴于酒和饮酒的人作为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已经定型的反应意象和模式,当代诗人在写作中对它们的态度十分警惕。要有效地延续这种传统,或者对它作出有意义的更新是很困难的,同时也具有诗歌史的意义。

而诗人朱怀金则放弃了诗歌史上对饮酒诗人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精神结构的塑造。这样的努力在陶渊明时已经开始了,后来又经过王绩、李白、苏轼的身体力行,形成了一个传统,并作为一种反应模式稳定下来。而一个时代诗歌的更新,就是诗人在接受吸收传统模式后又不断摆脱它的努力。诗人依靠对新的感觉和反应的捕捉,向重塑新的目标努力。在阅读诗歌时,作为读者,也应该持有这样的阅读期待。

朱怀金的诗歌弱化了对“饮酒的人”的关注,关注的焦点转移到“酒精度里藏着”的“信使”带来的另一个世界的信息和景象(《薄酒》)。他的诗歌中有几组意象群也许能使这一图景渐渐明朗。第一组是,“七十二变”、“穿墙术”、“无影脚”、“妄想症”、“ 招魂咒”、“梦游症”、“变脸”等,与之相对应的行动者是“空中飞人”、“疯子”、“刺客”,另有一组作为补充:“下凡的三仙姑”、“阴亲”、“幽灵”、“狐仙”。第一组便是诗人运用熟稔的想象的“技艺”,完成对现实的重铸。第二组几乎是想象的诗人、饮酒的诗人的亲属词汇。作为重铸后世界的信息投射,已有经验被置于一种全新的秩序之中,诗人的目光、感知和体察方式也得到刷新。

我一直以为居住的城市空空的。冰雪也抱着
空枕头,睡去的人在学习穿墙术。
风雪中蒙面的刺客,踢着无影脚。动物们穿过大街,
带着粪兜,还带着三分爱,三分非爱。
我骑的驴竟有三分豆蔻,他得了妄想症。
一个疯子在雪地里念着招魂咒,“回来吧回来呦”。
他把大雪的绳扣紧了一圈又一圈。一张唱片
被鼹鼠反复抚摸,它的黑胶皮
拌了芥末、洋葱、胡椒和香菜。好在还有香菜,
在雪缝里吐舌头。摸到了敏感的下半身,
还摸到了钝。苍耳子杯雪压着,这是珍贵的另外一分。

——《迷幻剂》

在《迷幻剂》这首诗中,表象世界的表面联系被粉碎后,一种想象的、诗歌的、饮酒的逻辑重新焊接了这些碎片,因而形成了一幅奇异的图景。同时,“致幻剂”似乎是对“酒”传统的转化或者置换。虽然在朱怀金的这本诗集中,它们更多时候是并列和对等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在这本诗集里表现出来了。酒总与友谊的发生和表达相关,它兴起的是共享的体验,它的主体是情感和想象共同体;是“推杯换盏”(《仙人球》),是一群“酒客”“用碗喝酒,用竹筷敲酒罐”(《和宝琦兄夜话并击缶而歌》)。

而当酒精的部分在个体的诗人身上发挥作用时,它便与致幻剂一样,使诗人的想象的化学反应激腾起来。这时它便显示了体验、想象的此时此地性和不可复制、不可重复性的一面。上文所提到的《迷幻剂》这首诗,便是这种诗歌想象力量的发挥。

除了由物质元素构成的实在的酒和致幻剂,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些专门担任想象职能的角色。或者说,有一些具有自觉或不自觉想象能力的特殊群体。巫师、招魂士、通灵者,还有疯子、梦游者等等。上文对诗歌意像群的分析已经暗示了朱怀金诗歌中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我想,正是借着诗歌想象力量的发挥,这一组亲属词汇找到了自己在这本诗集中的合理位置和发生意义的有效方式。



在机械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类生活、文化、娱乐用品的需求大多由手工劳动满足,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用各种朴素、平和的方式满足对梦幻和想象的需求。比如对“远方”和“鬼神”世界的想象。航海航天技术的发展,把远方和鬼神世界从人们想象的对象中剔除了。今天,月球的土壤都已被制作为标本供科学家研究了,还有什么地方和空间位置能被称作远方呢?关于远方的想象也逐渐衰落。

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曾将人类的幸福定义为沉思、冥想。“视通八极,思接千载”,这是心理和精神的远游。在这种远游中,思想克服的阻力越大,体会到的幸福感和愉悦就越强烈。而在工业化时代,冥想也被分工了。一方面,壮大的无产和中产阶层并没有享受这种愉悦,他们在制度或机器的操控下,享受没有快乐的享乐。另一方面,冥想被专业化,成为一部分受过训练的人的专有。但这一部分人中,却不乏机会主义者,靠“冥想”来吃饭,并抢走饭碗;对他们来说,只有冥想带来财富、名望、利益时,才能间接地带给他们幸福感。因而,冥想像是一件失传了的手艺,仅为一部分人所掌握,或被他们中的一部分利用,或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工作间隙,我抽空
爬到了顶楼,
伸伸懒腰,踢踢腿。
突然远处的洛河水面,一个飞天
掠过。她反弹琵琶,衣带飘飞。
我张了张嘴,
又张了张嘴。

——走神(二)

在阅读朱怀金《走神》这首诗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冥想总是具体化为哲学或宗教沉思、诗歌想象。在中国经典文论中,比如《文赋》和《文心雕龙》中,冥想被认为是文学创作前的一个酝酿、攒集想象力量的重要阶段,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进入文学创作后一触即发、喷云吐雾。“走神”这个词,已经标注了冥想在日常生活中的边缘、夹缝位置,它赋予了“冥想”恰当的现代性意义。它突出了意识从一种状态暂时离开,进入另一种状态,并因这种离开面对随时的呵斥和惩罚。“工作间隙,我抽空∕爬上了顶楼”,此时,冥想是放松状态下人们集中注意力去想象的方式(不同于工作状态中的集中注意力)。“伸伸懒腰,踢踢腿。∕突然远处的洛河水面,∕一个飞天掠过。”

朱怀金这首诗中的几个词语,引导我去思考古典诗歌因素在他处理和安置想象力时发挥的作用。

“神话”、“志怪”、“志异”等话语系统曾是人们发挥想象力的重要动力和载体。《山海经》、
《搜神记》、《聊斋志异》等一脉相承的话语传统曾结构性地渗透和参与到人们的想象活动中,对于那些从远处回来的、讲故事的人,这样一种话语系统对他们的叙述显得十分重要。伴随着人们对这个话语系统的重复和不断修缮,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和事件就诞生了,一种想象传统也逐渐成形。但在当代,我们还是明显地感到这种想象传统的衰落。一个“失去象征的”、“去魅”的世界,弱化了这个传统的力量,使一整套话语系统的有效性和作用力越来越微弱。
这是当代的诗歌发生时所处的语境,也是阅读活动的背景。在朱怀金的诗歌中,他诗歌的一个构成元素突出了这一语境的存在感。这个影响着语言结构和节奏的元素,即是对鬼神世界的想象。这个世界与人类世界相互转化,它作为一个共时空间,在夜晚、阴雨天、节日和仪式活动中,参与到人类世界。不仅如此,它将人类已逝的过去重新空间化,让人重新活动其间,通过体验的真实而非实体的真实改变人现有的生存。这就像梦境一样,梦境世界本身是虚幻的,可是梦中真实的体验却能够作用于人,赋予人各种实在的生存感,比如恐惧、绝望,包括回忆梦境时的困惑。

在朱怀金的诗歌中,这一元素对文本产生了渗透性影响,一切植物、动物都被附着了意识和存在感。朱怀金的诗歌侧重于表达它们纯意识、精神化的存在形态。这与上文提到的中国话语系统中的这一脉是相符合的。赋予万物以意识,使它们获得精神化的存在方式,而后参与到人、神世界,这是这一话语系统展开的必要方式。如在《红楼梦》中,三生石边的绛珠草便以修炼的方式,“修得女体”,获得了类人的躯体,来到凡间,拥有人的情感和体验。这一话语模式设想万物通过修炼都能获得一定的意识和特殊能力,来作为它们向往更高级存在的嘉奖。而这也是充满想象的人为万物寻找一种统一的秩序和生存可能的方式。它增加事物存在的秩序感和确定性。

当人们因这个想象世界而获得了一种情感体验的真实,或者信仰的真实时,它就获得了存在的有效性。这种真实在朱怀金的诗歌中,体现为带有“我相信”、“我坚信”、“我一直以为”等带有意愿性和态度性的情感判断,这是情感真实、内在真实,正是这种真实在大多数时候左右着人们的生存体验和判断。这种在对虚幻事物的想象中获得的真实情感和体验,是朱怀金诗歌情感可靠性的主要来源。



异国他乡,越来越淡化了它作为“远方”的性质和意义。一个原因是便捷的交通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使“抵达”变得廉价。另一个原因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远方”已不值得想象,“地球”正在向“地球村”转化。我们生存的这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山水和他处的山水,已不能呈现出本质上的差别,有的只是现代化程度、便捷程度、污染程度和治理程度包括城市规模等这些量的差别。各种宣传广告、纪录片也在视觉上一次次复制远方,直到我们在还未真正抵达远方就已经熟知它,甚至感到厌倦。“远方”失去了兴味。

在共时性的空间的远方消逝之后,对它有效的书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与空间上的远方成对出现的是时间意义上的远方,即历史。人文遗址、故居等留存于空间中的物质存在,因为“历史”这一元素的贯彻,它获得了类似于“空间的远方”的相对封闭性,从而保持了人们对它持久的想象。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一定的距离能够保持想象对象的相对封闭和独立,发达的交通和相似的社会规划粉碎了这样的空间距离,但时间的鸿沟却是人类现有的技术无法消泯的。《在襄阳寻米南宫不遇》、《王铎故居寻梅》、《在汉阳陵看事死如生》等篇章中,米公祠、王铎故居、汉阳陵等就是包含着历史、时间距离的地理空间,时间像是一道牢固的屏障,在想象主体和想象对象之间设置绝对的距离;永远无法抵达:这是想象发生的最有力的保障。对历史遗址的参观、寻访,几乎成为人们通向“远方”的一种仪式化行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哥伦布意义上的远方。哥伦布在抵达远方的同时,也损害了远方。而遗址只是暗藏着秘密的通道,它本身并不能代替时间的远方,不能代替历史,它只是历史的唤醒物。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诗经 周南 汉广》

一定要逆势起笔,像回心术,
牵引一管狼毫。一撇就是半个人,
又一下就是汉水。看不到宣纸,
看不到樯阵马,祠内的银杏树果子
落了一地,这是顿笔。没有人打果,
也没有鸟临摹,把笔势收紧。不如抱着砚台
睡觉,喘口气,听一听石头
孕育的江山。

注:米芾,人称米南宫,北宋书画家。曾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大家”。曾居襄阳,今存米公祠。

——《在襄阳寻米南宫不遇》

在这首诗中,注释(“注”)部分和作为诗歌主体部分的诗题、诗句在叙述方法上的区别引人注意。“米芾,人称米南宫,北宋书画家。曾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大家’。曾居襄阳,今存米公祠。这是典型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口吻。它中立、直白、客观、确定,带给人知识,让人知道,它表达的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历史真实;而诗句表达的是由想象力带动的情感体验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知识的可传播、复制,想象带来的主体体验是具体的、神秘的、不可复制的。后者才是朱怀金诗歌保持自足和独立的决定因素。

由此,这样的一个印象便会产生出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几个重要的、完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模式,如酒的传统、志怪传统、凭吊古迹的传统,因为与想象力的密切关系,统一在朱怀金的诗歌写作中;并且诗歌的面貌因而呈现出含混、不透明的特征,它脱离了我们日常的感知逻辑和秩序,形成诗人神秘的、不可复制的诗歌逻辑。

2012.7

本文为朱怀金即将出版的诗集《词语的偏执》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