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现代写作其实是“文”的复活

2020-05-18 08:39阅读:
于坚:现代写作其实是“文”的复活
舒晋瑜
于坚:现代写作其实是“文”的复活
《巴黎记》,于坚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
“世界仿佛蒙着一层包浆,停在遥远的一日。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天,我在梦里来过这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求新是一个世界趋势,全世界都在忙着推倒重来。我茫然,发现巴黎岿然不动,沧桑大道,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旧世界。一头顽固守旧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我没有抵达未来,倒仿佛回到了过去。”巴黎不仅是巴尔扎克、雨果、乔伊斯、马尔克斯、海明威、本雅明的巴黎,也是于坚的巴黎。通过自己二十余年对巴黎的多次造访、沉思熔铸成63段巴黎絮语,数千张图片中精选出163张精彩街拍,图文并茂地呈现巴黎这个词的璀璨、深邃和伟大。体现了于坚最近几年对写作的新思考,他说,他近年的写作试图重返汉语的“文章”这个传统。
《巴黎记》可以视作于坚深度解密“巴黎之所以独一无二”的哲思之文的集合。在遗忘加速的时代,各种文明彼此刺激可以激活记忆。对于坚而言,巴黎不仅仅是一种旅行,也是一种田野调查。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意味着“田野调查”不再仅仅是“宅兹中国”。
中华读书报:您第一次去巴黎,巴黎给您
什么印象?二十多年来您数次去巴黎,巴黎最令您着迷的是什么?
于坚:我第一次降落西方,就是巴黎。1996年秋天,我应邀去荷兰莱顿参加莱顿大学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会议。飞机在雷电中迫降巴黎。我记得次日黎明打开窗子,看见的巴黎令我大吃一惊。我的世界观受到巨大震荡。就像一个井底之蛙来到了井口上,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人们可以这样生活,古老、朴素、安静,其乐融融。我已经习惯了无休无止的拆迁,灰尘滚滚,以为全世界都一样在追求日新月异。惊讶地发现我外祖母的那个生活世界在这里继续着,我觉得古老的世界搬到这里来了,令我感动不已。
我住在父子俩开的老旅店里,在铺着桌布的桃花心木餐桌上吃这家父亲做的小面包,脚下铺着高祖父时代买的地毯,仿佛来到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左拉们的小说里面。这些作品我在文革时期曾经偷偷阅读,印象深刻。房间里有阳光灿烂的阳台!我来自没有阳台或者阳台被封起来的城市。
巴黎在普遍追求焕然一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岿然不动。它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自己的“旧”自信。这样就可以了,生活到此为止,这就是生活,就是美好,爱着即可,继续即可。巴黎人不稀罕进步。一切都是为着生活,如果那是生活,守旧就是好的。如果那是生活,进步何尝不可。生活,而不只是活着。生活就是艺术,似乎中国宋代的世界观转移到了巴黎,我有蛛丝马迹的证据,这个城市曾经仰慕中国。许多巴黎人会讲英语,但是不讲,他们以法语自豪。英语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适合进步、创新,法语以古典、优雅、复杂、缓慢为傲。以普鲁斯特、波德莱尔们的语言为荣。我在一位译者家里吃饭,她最自豪的是她家有四把路易16时代的椅子。
写作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语言在世界中,等着作者召唤。你来了,你遇到那些词,你说出。有些语词是难忘的,必须说出以释怀。《追忆逝水年华》乃是对语言的追忆。
为什么写《巴黎记》,这不是一本游记。这是对巴黎这个词的某种钻探,巴黎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词。就像“言必希腊”的希腊。就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长安,就像一位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说的:“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是一头骆驼。”
将巴黎视为旅游热点、购物中心还是一个隐喻,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非常鲜明。
中华读书报:您笔下的巴黎有何特点?
于坚:我写的是我的巴黎。巴黎是一种黄金材料,一个黑洞般的隐喻,吸引了无数作者。对于我,空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空间。读那些巴黎之书是在纸上旅行,纸是一种空间。在巴黎漫游是在时间中旅行。我通过絮语、陈述、引文、图片写下了我的经历、见闻、思路,灵感。写作就是重构记忆,我实验着一种写法,回到传统的文,文就是没有文体形式的分类,只有文。在这本书里面,随笔、散文,记叙文、小说式的片段、分行的诗、引文,图片混为一谈,时空,过去与现在交错往复。这是蓝调式的文本。我很在乎如何写,一直在想怎么突破那种惯常的散文回到文。《巴黎记》是从散文回到文。
中华读书报:您愿意如何评价巴黎?
于坚:在全球化时代,故乡越来越小。人类如今只剩下某种共同故乡,而不是像古代世界那样无数的平淡无奇、各有千秋的故乡。故乡已经被经典化,标本化了。巴黎是个活着的故乡标本,属于人类记忆。故乡意味着记忆的持存,能唤起记忆的地方就是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旅行,旅行就是读书,是对失忆的治疗。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会发现我青年时代以前的昆明。巴黎有一种小蛋糕,我童年吃过。哇,有一天在巴黎忽然出现,袭来一股味道,记忆瞬间复苏,这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经验。
巴黎有一种废墟气质,弥漫着某种悲情,最后的,最后的,某种波西米亚式的感伤。美好的事物都抵达了“最后”。故乡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人类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故乡,不是现实中的遗址,方言,而是某种传统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乃是对古老、包浆、人性,爱、慈悲、时间、浪漫主义、永恒、灵魂、“金色池塘”、本雅明所谓“灵光”——这些东西的迷恋,惋惜、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种从人之初就开始的灵魂性,虽然世界空间一再变化,但是从未在时间中消失。因为那些伟大的作品已经将这个故乡记录在案,人类无法遗忘了。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快乐,这样的疯狂,这样的好日子。在这种记忆中,希腊就是巴黎,巴黎就是长安,长安就是洛阳,昆明就是巴黎,十九世纪就是二十世纪。我去年秋天去了希腊,发现人们依然像公元前七世纪烧制的米诺斯陶罐上的人们那样生活,唱歌,跳舞,饮酒,躺在海边。
中华读书报:《印度记》《巴黎记》,您是打算写一系列吗?《巴黎记》在同类作品中有何特点?
于坚:我最近三年还完成了三本书。《在源头》写的是澜沧江源头地区,《密西西比河某处》关于美国,此外还有《希腊记》。如果有特点的话,我近年的写作,都是要回到文章。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理解“文章”?
于坚:写作就是文,就像文这个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一样,在名词,它的意思是,写一切。文人就是写一切,司马迁、李白、苏轼都是伟大的例子。文人一词其实统括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记者、画家的身份。在动词,它的含义起源更早,文,错画也。文就是为世界文身。山水诗、山水画都是在为大地文身。诗、文章、绘画、舞蹈、音乐无不源自文身。文是古代萨满教祭祀向书面的一种转移。文就是祭。随物赋形,这个形是不确定的。在一篇文中,即将出现的是随笔、分行的诗、小说、评论或者图像……这是不确定的。
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经典无不是文。《左传》的风格极似《尤利西斯》。严肃的作者应当已经注意到,西方19世纪末以降的写作都在努力脱离传统的线性写作,写得更自由,更随心所欲,更没有文体界限。无论乔伊斯、普鲁斯特、罗兰·巴特似乎都在将他们的写作“随笔化”。汉语是一种大地语言,所以,上善若水,随物赋形。这意味着写作是文的流动而不是形的凝固。
写作其实不过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是语言的一次次超度、转世。我以为现代写作其实是一种文的复活,它以复古的假象呈现着真正有效的现代性。
中华读书报:2019年,您在《钟山》杂志开了一年的专栏《以文为生》,是否也在践行这一观点?
于坚:“以文为生”是我最近十年以来的“回到文”的尝试集。写作是写意思还是写语言?我认为是后者。人、社会、时代、历史……没有语言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诗言志,有无相生,志是无。诗是语言之有。有无相生,以文照亮,谓之文明,文教。人通过语言而在。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