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外书展,我们应该改进些什么

2017-05-16 08:11阅读:
参加国外书展,我们应该改进些什么
王旭明
近几年,由于工作需要,笔者随团参加了一些国际书展,包括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一些有悠久历史的书展,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我方作为主宾国参加的书展,如斯里兰卡书展、阿布扎比书展、伊斯坦布尔书展等。在这些书展上,中国团以其丰富的图书品种和数量吸引了不少外国读者,也提振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彰显了我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实力。
当然,毋庸讳言,与我们派出的人数,参团数量和图书所占的空间位置相比,我们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还大有文章可做。其中,我以为最关键的,或者说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观念,转变对国际书展定位和功能的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国际书展已经由最开始的单一的展书发展为现在的立体化的、多功能的和广泛用途的书展。一句话,今天的书展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展书。如果我们参加今天的国际书展还仅仅为展书的目的而去,不仅仅与时代不合拍,还会闲置甚至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效果也不好。。
今天的书展已经不仅仅是展书了,那还具有那些功能呢?
首先,今天的书展除展书之外,更大和更重要的功能是进行版权的输出和引进,尤其是输出,从中实施文化传播并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这方面,我们该做的工作还有许多。有数据显示,中文版翻译图书在德国引进版图书中仅占0.3%,而前三位分别是英语、法语和日语。就中国具体引进和输出比而言,我们的引进远远大于输出。以童书为例,有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童书版权引进数量占全国图书引进总量的76%;从1995年开始,约有15年时间,每年引进少儿图书版权的数量,高于当年的少儿新书品种;1998年到2004年,少儿引进版权数量甚至超过当年出版的全部少儿图书品种。对此,中南出版集团传媒董事长龚曙光曾直率地说,开句中国式玩笑:“家里日子好过,谁还愿意出去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尊重和了解,目前已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尊重和了解。”的确,提升文化认同感需要时间,尽管这不是一个出版行业能单独解决的,但中国出版人责无旁贷。纵观几年来,我参加的各类书展,基本上都是我们去的人最多,参展的图书也最多,所占的展位也最大,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所卖出去的图书或者吸引到我们展台前洽谈图书贸易的确实还比较少。
我们更重视展示,而忽视了具有实质内容的推进。这在与版权贸易为主的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上显得尤为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图书生产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就已经生产的产品而言,我们的营销手段、尤其是营销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其次,今天的书展除了展书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宣传和传播的功能,通过书展这样的巨大平台宣传和展示自己国家的风貌、塑造国家形象,传播人文理念,从而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在中国团中常有作家随团,在国外书展举办作家作品推介会等,但我们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提高,视野还需要拓宽,技巧还需要调整,方法还需要改进。有报道说,在某国际书展,几位国内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几乎无人前来的签赠会上苦苦等待读者,甚至作家们开始自娱自乐互相给对方签字。有人开玩笑说,作家签名书前真可谓门可罗雀,作家苏童开玩笑说:“哪里是门可罗雀,一只雀儿都没有。”有报道说,某书中国团开展签赠活动即所有英文译作都是通过作家签名后免费送出,但即便如此,在一个多小时当中有人统计只有不超过十个参展者驻足,还有一个是被旁边活字印刷机器吸引过来,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学者李方悦说,在一次书展上,他深深感到:“我国出版物,对于中国的介绍还停留在ABC的启蒙阶段,这些出版物大多介绍中国古老原始,而没有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特别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文化大国的姿态。”有报道说,在一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某位据说国内很有名的美女作家在面对这样的提问:“你的作品如何反应你这个年纪的一代年轻人面临的矛盾,有哪些问题和冲突时?”她的回答竟然是自己是一个励志作家,让人不知所云。
笔者参加的几次书展对于这种现象感同深受。不少文化名人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有一定成就,但他们缺少新闻传播的基本素养,也缺乏主动宣传自己的意识,加之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传播效果总体上看不高。以最近几次国外书展国内出版方举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推介活动为例,大多发言者都用中式思维和语言进行推介,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听起来也比较艰深难懂。笔者在阿布扎比书展上听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定稿人黄友义先生的演讲,很是不同。首先他常常脱稿演说,而不是像其他演讲者从头读到尾,其次他眼睛环视着听众,与听众有眼神交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会举例子和讲故事,尤其是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比如在阿布扎比,他就讲了习主席每到了一个国家就用阿拉伯语问候当地人民,表示对阿拉伯世界的尊重,这样的例子让人感觉形象生动,印象深刻。随后我在与黄先生的交谈中了解到,黄到过不少国家介绍这本书,每到一个国家他都会结合习总书记在这个国家的访问和相关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推介,深受当地读者好评。可惜的是,像黄先生这样的具有新闻传播素养且有魅力的推介者少而又少,以至于笔者见到黄先生大有喜出望外之感。
第三,书展除了展书和宣传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进行公共关系改善,增进彼此了解和好感,从而宣传国家形象。这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即在与国外有人交往当中,要用人家喜闻乐见并且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关系才能趋好。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听到的发言和产品介绍中,“硕果累累、根深叶茂、示范引领、精品力作、人才辈出……”类似词语使用频率非常高,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对于这类非常抽象的词语实在不易理解。在阿布扎比书展活动上,阿拉伯作协主席哈比卜这样说,文化是一种信仰,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短句鲜明突出,很容易让人记住。中国作家曹文轩在此次阿布扎比书展交流活动上的表述也给人印象深刻,他说:“文学的标准是谁确定的?中国人?埃及人?不是,是西方人。如果哈里·波特不是英国人JK罗琳创造的,全球还有那么多人知道哈里·波特吗?当今,我们需要走一条像丝绸之路那样的文学丝绸之路,与众不同。阿拉伯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智慧,这与中国文学的意境有相同处,这是西方文学不具备的。西方文学用一个词说就是深刻,可谁说文学一定要深刻?今天的人们是否应该像重视深刻一样重视智慧和意境,走出一条文学的丝绸之路”。曹先生这段演讲观点鲜明,特色突出,句式变化、对比效果明显,自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样可惜的是,这样的发言,笔者在展会上的各种活动中,很少听到。因此可以想象,外国友人听不懂许多表达,当然这些表达是正确的,但由于不懂也就难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走近彼此,双方或者多边公共关系的大门也很难打开。
综上,笔者特别建议有关部门,在今后参与国际书展中,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加强:第一,国外书展前,应该组织各出版社尤其是出版社领导进行现代书展观念的学习和普及。简单的说,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现代书展一定不是以展书为目的,不是书带得越多,人去得越多就越好,而是在这个平台上具有多方位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有待开发、利用和挖掘。
第二,要组织出版社参展人员进行版权引进和输出,尤其是输出的专业培训,各出版单位要有意识培养一批这方面人才,量体裁衣,为输出产品提供定向、定位服务,提高我国图书产品的输出率。
第三,有关部门要对参展者,包括各括各类所谓精英人物,要开展必要的新闻传播和公共关系素养的培训,以提高能力。关键是我们要有这方面的要求,参展前要设置议程和话题,尤其要结合参战国不同情况,不能一本经面向所有人念,更不能一成不变的说一套话。此外,还要进行模拟实景操练,以提高实际操作水平。
第四,有关部门除出版社人才外,还要有意识的对参与书展的各类社会名流进行培训。所谓社会名流是在某一方面有建树的人物,不是某一方面有建树就能够代表国家形象,作家不一定就能说,能说的不一定就会说,会说的不一定就说得好。若真正要说得好,除了要有行业特点外,还要有表达技巧和礼仪训练等。
第五,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要进行语言训练,这个语言主要指母语而并非是英语所去国家的语言。有关部门应该对所有参展人员进行下汉语基本语言表达训练,比如不能或尽量少说长句,再比如一定要会举例子和讲故事,还有要会比喻、谚语和通俗的表达,等等。
总之,我们现在花了大量的钱财去参加全世界各类书展,有统计说,我们一年参加的的国际书展多达几十种。相形之下,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还远远不够,还有巨大提升空间,当下确实需要对参加国际书展工作改进和加强了。
已经到了该记住这句话的时候了:书展在当下不仅仅是展书。想想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展书会离书展渐行渐远,而你还在原地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