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与消极

2019-12-01 17:18阅读:
残酷与消极
有记者采访莫言,提及很多人评论莫言的《檀香刑》写得残酷,记者称自己翻了几页,就不敢看了。莫言回应说,我知道你没看,因为残酷的情节要二百页之后才出现,记者闻言,有些心虚,坦承自己确实没看下去,采访现场,气氛一定有点尴尬。
其实,记者如果真看了,也不是不能反驳。《檀香刑》开头不久,莫言就借小说中刽子手赵甲之口,对自己舅舅被砍头,盗卖皇上鸟枪的太监小虫子被施酷刑“阎王栓”的种种情景,不惮其烦,做了种种描述。舅舅人头落地,太监被脑浆迸裂,眼珠挤出眼眶,这样的情景算作“残酷”,并不为过。
莫言觉得,只有二百多页后写到了钱雄飞被凌迟、对孙丙施以檀香刑的过程才能称作“残酷”,而记者完全可以认为只要出现了上刑场就是“残酷”。记者道听途说,被莫言质疑,不知如何应答,要是真看过,还是有机会分庭抗礼的。毕竟,对“残酷”的定义人人不同。出现哪些字就是“残酷”了呢?是描写了某些行为就是“残酷”吗?同样是写刽子手行刑,莫言写到杀头不算残酷,写到凌迟和檀香刑就算残酷了吗?
这虽然形同抬杠,但文艺作品尺度的评定,从来就缺乏统一标准,如果一定要辩,总能得出各自的道理。搞高等数学、量子物理还有民间科学家在身边指指点点,谈文学、谈影视,大众耳熟能详,眼光犀利的批评家注定车载斗量。张艺谋当年改编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拍摄《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国内众多专家纷纷评论,此片是靠拍摄中国落后一面,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二十多年后,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批评莫言描写中国人的蒙昧,靠取悦西方读者获奖的,仍大有人在。指责残酷,贬斥消极,乃至鄙视其哗众奇宠,也是对莫言作品常见的评价,记者虽没认真读过《檀香刑》,但看来还是听取了众多“群众”意见的。
1980
年,中国改革之风刚起,《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来信署名潘晓,文章讲述了她在生活中遇到的、看到的种种不如意之事,感叹憧憬与幻想的破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她说:“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这在当年是一个大事件,在建国几十年间,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语境下,不看内容,关看这个题目就可以直接批判其颓废晦暗了。就是这封“消极”大胆的信引发了引发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影响波及全国,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
听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某家出版机构再版了一本挪威作者阿澜·卢的小说,书名是《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书曾经畅销,这次算再版。印刷完毕,准备进入渠道销售,忽然来了一纸命令,书被禁了,原因之一是书名消极,会误导青少年。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但如果因为说我心情不太好,别人就说我影响了社会和谐,诱导青年堕落,我以后就再也不敢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消极了。可能以后就必须像某些企业的晨会一样,跟着大伙,挥着拳头,一起大喊:“努力!努力!努力!”。想起早年间有部电影叫《庐山恋》,郭凯敏饰演的上进青年在庐山上用英语大喊:“ I love my motherland!”,情绪很激昂,立意很崇高,虽然用英文说,仍然会有崇洋媚外的嫌疑。我以后可以尝试用中文喊:“生活啊,你多么美好!我的心情,多么舒畅!我爱你,祖国!”不知把这些口号摘出来用做书名,会不会引发出版社争抢。
想到当年《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为国家级刊物,《中国青年》敢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看看今天《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的遭遇,我实在有些不知身在何世的恍惚。“消极”“残酷”都是一种评价,一种论断,不妨展开论辩。但用道德家的腔调,限制一切他无法接受的理念,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了。不但人生的路,文艺、思想的路也会越来越窄。
记者如果真的读过《檀香刑》,他就应该有批评这本小说的权力。但如果因为莫言是名人,有诺贝尔的光环,指责他可能就成了毁谤贤人,别有用心,那就不会有什么批评了;莫言可以坚持写自己的“残酷”,展现他自己眼中的真实,不避讳那些可能引发公众非议,和道德家讨伐的描写与言论。但如果直接扣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把莫言的写作引申为投靠西方,背叛祖国,莫言可能就真的必须“莫言”了。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就不再是“残酷”与否,而成为抢夺真理制高点,置对手于死地的斗争。
残酷与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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