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辱母，还等几个“紧迫性”？
2017-03-26 06:56阅读：
作者丨胡丹
今日读《南方周末》关于山东冠县“刺杀辱母者”一案的报道，夜已深，愤难耐，提笔写下这篇文章。
读了南都三千余字的稿子，想说的话很多，一时难以尽抒，且围绕几个关键事实，奋笔追疾书，草草如下：
我要说的第一个事实是，被刺死的流氓杜志浩在2015年的9月，曾“涉嫌”驾车撞死一名14岁的女孩，并在肇事后逃逸。追凶无效后，女孩家人无奈地说：“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民能怎么办？”只得接受了杜志浩的父母通过中间人送来的28.5万元赔偿金。
当流氓杜志浩被杀死后，他的父母“强烈要求”判处于欢死刑，同时提出830多万的天价民事赔偿，他们流氓儿子的命值830万，那被撞死、身首异处的14岁女孩，为什么命就只值28.5万？
一条枉死的人命、一个致死的肇事逃逸案、一个警方“抓不到人”的解释，就这样结案了……这样恶性的刑事案件，原来竟是可以私下调解的！“交警说抓不到人”，竟能成为销案的理由！
就算暂时“抓不到人”，为什么不网上追逃？那“抓不到的人”，并没有逃走，而是作为打手，堂而皇之地加入涉黑团伙，在当地为害一方呢！
杜志浩的老板吴学占，作为当地黑恶势力团伙的头子，长期非法放收高利贷、高息吸储，对当地企业主进行暴力催债。警察有无调查和监控？如果有，流氓杜志浩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为何一直“抓不到”？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是冠县一位女企业家，曾向吴学占借贷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2016年4月13日，在被迫抵押给吴学占的房子里，吴学占让手下在马桶里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去，进行侮辱。当天下午，苏银霞4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以我对社会的了解，这样的电话，基本上都是白费的。事实也是这样。
一个被反复恐吓羞辱的女性，一对求助无望的绝望母子，一群野狗一样肆意欺辱欠债者的流氓，矛盾之线继续延伸，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必将以最尖锐的形式爆发——要么母子自戕，
要么拼死反抗，杀出一条血路——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警方在2016年4月14日，也就是血案发生的当晚，由于讨债者的持续骚扰和恐吓，在接到报警电话后，出现了。他们在调查后，抛下一句话：“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
要账就可以吗？
他们难道压根没听受害者的哭诉，不知道十几个大汉来追讨的，根本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而且讨债者在非上班时间，侵入合法企业的办公、生产区域，并且采取了控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明显违法行为，也是“可以”的？
只要不“动手打人”，警察就可以置之不理？就可以甩手而去（警察自辩是去院子里调查）？
这是多么无能而麻木的警察啊！
当下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而复杂，警察处警不是万能的，确实不可能做到“警铃一响，万事大吉”。但警方的出现应该有利于及时控制事态，这应该是无疑的吧！可是在这个案例里，血案恰恰是在警察（不该离去而）离去时突然爆发的。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平常看新闻，经常发现，在许多纠纷的现场，警察习惯于采取“消极作为”的方式，对矛盾与冲突缺乏积极有效的干预，喜欢息事宁人，乐于做和事佬，做一些与执法者的身份不相符的“和稀泥”行为，觉得只要没有发生暴力和伤害，就不必管，也管不了（事实是，11名追债者采取了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并且长达一个小时）。而往往恶性事件在警察离开后突然爆发。
当纠纷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警察做一点调节和说和未尝不可，但警察毕竟不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他们是执法者，代表着法律的权威，他们配枪来到现场，应该对冲突的性质进行迅速的专业判断，如果任何一方具有违法性，就应该断然采取措施，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对违法当事人进行警告、约束或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至少形成一种震慑力。
在山东冠县的“刺杀辱母者”案中，讨债人的违法性是明显的，可是警察没有对流氓予以驱离，或对首要分子（如杜志浩）采取强制措施，却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持械打人”，就选择轻巧地转身（不管他们是离开，还是继续到别处去“调查”），留下了愈加绝望的当事人。苏银霞曾试图随警察离开，没有成功。处警的警察难道连这一点作为都做不到吗？他们听任事态发展的行为是否具有渎职的嫌疑？
于是，刺杀，在警察离开的那一刻，突然爆发了！
南都对事发当日的报道，在有些重要细节上有所隐讳，比如文中说流氓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就有些语焉不详。据其他信源透露，被刺死的流氓杜志浩当着十几个流氓和苏银霞儿子（他被控制着）的面，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在苏银霞的脸上摩擦，并往她的嘴里塞。这是足以令人疯狂的污辱行为，是比殴打更为严重的伤害。可以想象，于欢看到这一切，承受着多么大的心理痛苦，尤其是当警察来了又离开时，强烈的精神刺激使他猝然发作，猛地挣脱控制，从桌上抓起一把刀，胡乱刺扎——这应是可以理解的。
那把水果刀一直就放在桌上，不是于欢故意准备的，在暴力催生的极度狂躁下，一时间，他的神智都可能暂时性丧失（不是还有“急性短暂性精神病”一说吗？），见到桌上有刀，这是自卫的武器，顺手抓起来，挥舞，导致4人受伤（杜志浩在求医过程中死亡）。
他的骤然发作，目的很简单，就是从可怕的、无法承受的羞辱、绝望的困境和压迫中挣脱出来。他举刀就是反抗，不是杀人，更不是故意杀人！
法院的判决强调了“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既然生命安全的防卫不是那么紧迫，自然他的行为就是“故意”的了。“紧迫性”是一种主观判断，当事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对紧迫性的认知，肯定与法官坐在空调房里冷静地查阅卷宗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当于欢看到警察要离去时，惊慌之中，忽然发作，挥刀乱刺，正表明他因为失去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感觉将跌入无底的深渊，“紧迫感”顿时突破了极限。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母亲被人用极端手段污辱时，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崩溃难道不是最大的紧迫性？
“心大”的法官，你是在用你的紧迫性，还是被污辱者在彼情彼境下的紧迫性来衡量“紧迫性”？
当法官在采用“紧迫性”这样属于情感的、主观的依据时，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情感和伦理依据，那就是死者杜志浩当着于欢的面用那种最不堪的方式侮辱他的母亲。
我看到流氓杜志浩采取这种恶劣的方式侮辱人时，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南京大屠杀时，日寇曾勒令一位父亲和他的亲生女儿性交。当一个人这么做时，他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恶棍，畜生不如，我想所有稍有良知的围观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呸出同一句话：该死！
难道法官不在“围观者”之列？他没有普通人的愤怒？甚至也不必设身处地地从于欢的角度考虑一个儿子的愤怒？一个22岁的年轻人因为不能忍受的羞辱而暴烈发作时，他还能冷静地考虑，这么做是否具有“防卫的紧迫性”？如果人面临这样的羞辱还毫无知觉，去慢慢思忖自己的“紧迫感”，那他简直就不是人了。
法官大人，如果你是于欢，你将如何判断“紧迫性”是否真的到来了？面对那种刻骨的污辱，你能忍多久？
即使法官完全缺乏这样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习惯，你难道不知道有“应激性反应”一说，这种反应及其后果（“激情杀人”）往往是重大刑事案件中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何以亟亟要给一个反抗者无期的判决？
法官还完全忽略了他的判决可能带来的社会反响。一个判决，除了实现法律的正义，它也要考虑社会公义，并与作为普遍共识的价值观念应和。
于欢杀人，可以说是为母报仇（现在所有报道，均称此案为“辱母案”）。
古话说，法不外乎人情。于欢所斩者，为辱其母者，这样的人情和伦理因素，判决不应该考虑吗？
在古代，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及亲亲之义，像于欢这样为母复仇的行为，不仅不会治罪，甚至可能还会表彰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南宋郑虎臣为父报仇，诛杀奸相贾似道，民国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军阀孙传芳等，均获得义士、烈女的美名，法律判决也都从轻。
今天，法制观念虽然进化了，但伦理、道德与人情，就可以完全隔绝于法律之外吗？法官不是法律书里，只知蚀字，毫不知世事的蛀虫。这些年来，一些法官做出的不近人情的荒唐判决，经常引起争论，法官们在学习法律知识时，不应该引以为戒，多学习一点社会知识，多一些常识和普通人的情感吗？
我将与大家一起，继续关注此案的发展。我相信，无期，绝对不是最后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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