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山花烂漫时——国庆70周年忆我的父亲罗青长

2020-01-04 17:28阅读:
  前几日睡梦中,我梦见了爸爸妈妈,我梦见他们在与我们一起观看国庆阅兵,与我们一起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醒来,泪水已经沾湿了枕巾。泪眼婆娑中,我仿佛看见爸爸在向我走来,跨越雪山草地、跨越枪林弹雨、跨越白色恐怖、跨越没有硝烟的战场,一路风尘、一片忠诚……
誓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
  我父亲罗青长1918年出生于四川广元苍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爷爷奶奶省吃俭用,靠卖蔬菜等小本生意把父亲送入了私塾。父亲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便如饥似渴地学习,终于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免费考入苍溪中学。入学后,受进步老师的引导,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进步思想,并逐渐为地下党工作。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来到苍溪,此时的父亲已经成长为进步青年学生中的骨干。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第一枪,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父亲因担心奶奶为他担惊受怕,硬是瞒着家人,与23名小伙伴毅然离乡,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当年,苍溪县有人口28万,其中3万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当中许多人牺牲在革命的征途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4000多名。随父亲一起参军的23名小伙伴,到1952年父亲重返故里时,只剩他一人。直到此时,朝思暮想的奶奶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还活着。
  父亲经常对我讲,他最要好的一个小伙伴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没有文化,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只知道他姓张。由于他平时总咧着嘴笑,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张豁嘴”。在过草地时,“张豁嘴”饥寒交迫,实在走不动了,他把父亲叫到身边,一句一喘地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一定把红旗插遍全中国!”此话激励了父亲一辈子,也鞭策了父亲一辈子。
  到达陕北后,父亲进入中央党校深造。毕业后,他被选派到我党第一批情报保卫干部枣园训练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极具传奇色彩的情报生涯。
  父亲首先被派往国统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林伯渠同志的机要秘书。此后,他由“地上”转为“地下”,进入中央直属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负
责联系我党打入胡宗南核心部门的“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和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等。其间,父亲遇到一次惊险事件。当时,我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被隐藏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组织上原本认为该党员家境富裕,安全无虞。没承想,这位地下党员思想上出现动摇,幸好这个情况被组织察觉了,认为他一旦叛变投敌,我党的许多情报关系将被出卖,后果不堪设想。党组织决定由父亲出面迅速将这些机密文件取回,可没料到在这些文件转移途中竟发生了意外,当父亲提着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来到接头地点时,联络员却没有按时赶到,而此时,全城主要街道已经戒严,沿途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他们正在对路人逐一盘查。父亲迅速镇定下来,他想:在原地等待显然凶多吉少,还不如利用自己的掩护身份——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和身上的这身“老虎皮”(军装)闯关,一旦被敌人发现,自己就拼死一搏。于是,父亲叫来一辆黄包车,把保密箱压在座位下面,开始闯关。好在有惊无险,他幸运地凭借这身军装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哨卡。当黄包车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时,他多给了人力车夫一些钱,然后提着保密箱一个箭步跨入办事处的大门,最终化险为夷。这次西安历险记,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以后不管到哪里,父亲都随身携带着这只保密箱,直到晚年,他才把箱子捐赠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作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见证。
生死考验坚如磐
  父亲在风雨如磐的地下工作中,不仅经历了生死考验,也收获了爱情。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也被派往吴德峰情报系统担任报务员,父亲是她的领导。朝夕相处中,他们同生死、共患难,逐渐萌生了对彼此的爱慕之情。同年“双十节”期间,日寇的飞机前来轰炸,民众争先恐后地涌向防空洞,而我父亲却逆向而行,直奔隐藏着电台的密点。当他赶到密点时,母亲正神情自若地守护在电台旁,见此情形,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他对母亲平时的欣赏与爱慕顿时升华为革命的爱情,也就是在这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他向母亲倾吐了心声……
  经党组织批准,父亲与母亲在敌占区结为终身伴侣。参加他们婚礼的只有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交通员陶斯咏和他的女儿,没有鲜花、没有美酒,有的只是窗外呼啸的北风和刺耳的警笛声。
  1941年,父母返回延安中央社会部,从“地下”又回到了“地上”。父亲先是担任李克农同志的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央社会部一室(负责情报)副主任、主任。
  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离,受中央社会部派遣,父亲到中央前委工作,追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他与奋战在敌营的我情工人员密切配合,通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为中央前委在胡宗南几十万军队的眼皮底下与敌周旋,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保障。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曾经赞扬说,我们天天都有可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来到黄河边,突然兴致大发,把父亲和王铮、李质中等同志叫到身边,将手往腰间一插,说,“小鹏(童小鹏),来给我们照张相,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敌人能奈我何?!”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完成了许多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
1963年5月,刘少奇同志访问柬埔寨,父亲随行,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和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临行前,我情报、保卫系统已经侦破了国民党特务机构阴谋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排除了国民党特务沿途埋设的爆炸物。但是否排除干净、是否还有隐患,谁也不敢打包票。
  当刘少奇的专机降落到柬埔寨的波成东机场,且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后,父亲做出了一个临时决定:由他乘坐本应由刘少奇乘坐的第一号车,在前面开路。陈毅开玩笑说:“小老乡,你这次可要当替死鬼喽。”父亲淡淡地一笑,回答说:“职责所在嘛!”这句话深深震撼着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的精神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小时候,我曾经对父亲从事的工作不甚了解,也不太理解。一些同学神秘地称我父母工作的单位是“特务机关”,我知道后很生气,还不解地跑去问父亲:“你和妈妈怎么都成特务了?”父亲微笑着回答我:“‘特务’也不一定是贬义词呀。”长大后,我当兵被分到了特务连,这才领悟到原来“特务”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他们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身怀特殊技能,执行特殊任务,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年过节,他都要去看望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工人师傅和警卫战士。每次去开家长会,他总是独自骑自行车前往,老师们在我学生手册上写下的评语,他也每次都认认真真地看,并留下签名。如今,每每看到父亲工工整整的字迹,想到他在百忙之中仍然关心着我的成长,我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最反对孩子们搞特殊化,最反对我们有“自来红”思想。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们永远不能忘本。”我在中学时期曾度过了3个有意义的寒暑假。一次,父亲让我们兄弟到京郊东北旺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让我们到时传祥清洁班,与工人师傅一起掏大粪;还有一次,让我们到公安总队当兵,与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现在,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父亲对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1991年,母亲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强忍悲痛,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告别词》:
希健,您离开我们走了。您生前忧党忧国忧民,我们常议及我俩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坚信我们一生追求的事业必胜必成……遵照您生前相约,您的骨灰,我们撒在长城,以遂您的遗愿。您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您又随着国歌声飘扬而去。我们在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险的时候要居安思危,革命到底,要以我们的骨灰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是祖国国魂所系,也是您的英灵所在。您先走了,我将来也要随您与长城同在。
  字里行间,倾诉着父亲对母亲深深的爱;字里行间,浸透着父亲对党的无限忠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看到盛大的阅兵式,听到令人心潮澎湃的国歌奏起,我想对父母说:你们与长城同在,你们与共和国同在,你们与人民同在!今日之盛世,如君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