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三代的家国情怀(一)

2020-05-06 09:24阅读:
五四青年节,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扎根在基层的“红三代”韩蕃璠的事迹。她是著名的“隐形将军”韩练成中将的孙女。对于“红三代”,社会上难免有着某些好奇和偏见,并冠以各种符号。而我认为韩蕃璠是一位特殊的佼佼者,她的的特殊,并不在于她的出身,而在于她的经历。韩蕃璠由美国名校海归,进入北京市政府机构工作,后转入国家部委所属单位,再后,她不留恋舒适安逸的城市生活,积极报名支边扶贫,作为中组部第1415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近6年扎根宁夏基层,现任灵武市(县级市)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不同地域、多种角色的历练,使韩蕃璠磨练出务实拼搏、善作善成的开拓精神。
韩蕃璠说:“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也是我一生所愿。”
我本想详细地介绍一下他们祖孙三代人的家国情怀,特别是韩蕃璠祖父韩练成将军具有传奇色彩的情报生涯,他是被周恩来同志安插在国民党决策中枢的战略情报人员,是被蒋纬国称为,“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
’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但受篇幅所限,我还是直截了当地把韩蕃璠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写的五篇论文原汁原味地介绍给大家,相信大家看后,一定会对我们的80后、90后、00后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一定会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
在抗击疫情中思考战略、战术问题
韩蕃璠(2020.2.12)

在战役过程中思考战略战术问题,是我党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的思维方式,也是处于高层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军事家、企业家们都必须具有的思维体系。
我曾在国家级科技支撑机构从事危机沟通工作,为筹备北京奥运管理运营过项目的经历赋予我“国家队情结”和危机意识。在西部挂职和任职的6年期间,我承担的公共管理任务涵盖:商务经贸发展、民生保障(医疗)、社会宣传与发动、网络安全和突发事件处理,我看到:中国的天灾人祸多,地域差别大,社会治理面对的只有战备和战争这两种状态,所谓“和平年代“是小确幸们的幻想幻觉。每当发生一些国家大事或公共事件,我习惯把自己代入场景,从战略战术层面思考:假如我参与处理这些公共事件,我怎么做才是适合的,桥和船在哪里?在“不浪费一次好危机”中,“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毛泽东)。除了用好自己跨学科管理的思维习惯(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我还需要加强哪些素质?
2020年元旦至今,我一直在宁夏灵武市,和市委市政府全体领导们共同按上级指示,结合本地疫情,组织全体干部群众抗击“新冠肺炎”。
先说积极的一面:中央有精神,地方有措施,基层有执行力,党员有模范带头作用。这次疫情再次展示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疫情处置(尤其减缓扩散方面)是肯定的,从社区到农村高效动员组织能力、信息技术的运用和群众总体顾大局的表现(见另一篇)。这些,我在灵武“战疫”工作中都经历了。同时,新型病毒病源和流行特点上存在很多未知和新变化(见另一篇疫情之下看VUCA时代的领导力),在春运这个中国式人口大迁徙中应对疫情,对任何政府、任何治理体系都是巨大挑战,并没有什么体系是完美无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社会、组织、个人层面思考如何改进不足使疫情成为转折点,才是常态。最近很难坐下来,只能抽空分类写成几篇短文,供您批评指导。

第一篇:战略问题之一:将防疫应急职能纳入全国应急管理体系
什么是战略枢纽?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当年我党打胜仗,依靠主义真、依靠不怕牺牲流血精神和群众路线,但主要是靠对于全局的战略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的关键。同理,战“疫”期间,我们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有作战英勇的医护人员、有基层干部奉献付出,有群众拥护,但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有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系统能力。
这次疫情有纷繁复杂的现象,暴露出的不足包括大众的批评,很多不是局部、短期问题,也不是纯医学问题,而是属于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关系到全局、长远和未来发展的系统性问题。
除了战争,微生物导致的传染病是对人类生存、健康和发展最大的杀手。用专家的话说:“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的准备不足,可能会导致下一场疫情。”传染病疫情有很强的外部性,有传播的全球性,又有事件发生的地方性,还有对社会心理(民心)的冲击、社会正常运行的干扰。既然如此,我认为:国家应该将疫情防控当做战争来对待,国家把公共卫生建设像军队建设那样重视起来,将专门的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这是关系到根本和长治久安的战略问题。我分3个方面讲。
1. 社会系统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和背景。从治理体系上,我们每次疫情都是靠政府的应急施策、临时性、强制性、运动式的行政手段来处理危机,比如: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2003年SARS爆发。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4大类:
•自然灾害事件: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事故灾难事件: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这里有个问题: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突发危机事件的部门太分散,在响应和处置突发危机事件很难高效协作,各级应急管理机构在处置突发危机事件协调其他相关各部门,决策流程繁琐和不畅,影响应急处突效率,导致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受损。从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到各级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一个政府下属职能部门,在处置每一次突发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仍需要协调、调动其他各平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但是应急办并没有相应的人事权和行政命令权,每次突发危机事件中采取的是设立工作组、应急办主任进行业务领导,同时当地政府主官行政进行领导,负责协调其他平行部门,此种工作模式,属于弱矩阵。我曾经处理过食品安全事件、湖水垮塌事件、医疗事故、矿井冒顶事件,业务和应急行政领导分离的二元领导机制来处理,过于依靠领导的行政能力,这种分散分离应急管理机制有系统性缺陷,而且智力资源浪费也很严重,因为临时机构随着危机的结束而解散,处理危机的宝贵经验没有总结得以系统化、制度化和共享。
除了治理体系存在问题,还有3个因素不能发挥应有效果,使全局工作受到影响:法律层面、战备投入和科技人才。
1)法律操作性:突发疫情应对的法律制度,我国最主要的两部法律是《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层级,有《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和SARS之后2004年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层级,有2006年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湖北省层面,有2011年的《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加之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表面上有完备的突发疫情应对法律体系,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201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7个“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传染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人口跨境、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加剧传染病传播风险”;“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一些新病种的出现逐年加快”;“几乎每1至2年就有新的疫情出现,且难以早期发现和处置,病死率较高”;“传染病防治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加强”。
在卫生系统一线的朋友告诉我,2007年发布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此次新型肺炎中暴露出与《传染病防治法》的机制衔接不顺畅。例如,武汉市政府虽按《传染病防治法》无疫情公布之权,但按《突发事件应对法》却有监测预警之责,后者却被忽略。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发布后从未修订更新,且失之过于原则、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问题也在此次抗疫中暴露。
SARS之后、本次新型肺炎疫情之前,国际上发生了5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谓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疫情、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而国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检查报告也明确指出“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但在法律层面上,对原因不明的突发传染病,欠缺明确定位和第一时间的应对措施。
我举个例子,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限制或停止人群聚集活动、停工、停业、停课等措施,仅限当“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采取,而没有根据不同传染病的传染途径和传染力加以区分对待。对于新型肺炎这类突发且可致人死亡的呼吸道传染病,在第一时间采取必要措施至关重要,当“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可能为时已晚。
什么叫“传染病暴发、流行”?我在1991年《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中找到定义。“暴发:指在一个局部地区,短期内,突然发生多例同一种传染病病人”;“流行:指一个地区某种传染病发病率显著超过该病历年的一般发病率水平”。然而,“多例”是几例?发病率超过多少方为“显著”?法律未列举、此前未发现的新发传染病如何认定?以及,谁来认定发生了“传染病暴发、流行”?我在国家和湖北省应急预案中都没有找到答案,而这些问题,直接阻碍相应传染病控制措施的采取与实施。
还有,谁来认定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之类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法律制度中传染病控制决策机制的不足,决策过程中,疾控部门、卫健委与各级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技术专家与决策官员,各自应当如何定位和运作,疫情控制的重大决策,要靠疾控专家高效、准确的判断,要靠决策官员的机警与智慧,但更要靠制度的支持与保障。
2)战备投资。危机事件管理属于长期性和基础性的,短期内吃力不讨好,没有得到应有的“战备”重视。首先是费用,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开支类似军费,只有当战争爆发时,才会直观体现投入价值,刺激军费大幅增加。对待偶然但危害大的危机事件,我们不能用常规思路对待,就像建设防洪大堤要花费上亿元,但国家是按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发生大洪水,就是百万计千万记的老百姓生死问题和对社会的毁灭,它保障的是社会整体正常运行。从2019年国家卫健委的部门预算来看,包含“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等项目的“公共卫生”科目,预算支出金额约11.62亿元,占国家卫健委一般公共预算总额的比例,只有5.12%。2017年各级财政投向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资金为1886亿元,但占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也只有13.05%。
武汉的医疗条件还不很差,假设疫情发生在中西部、7、8线城市、贫困地区,广大的农村,那里的基层医疗体系本来就弱,人民更容易因病返贫,那我们脱贫攻坚任务怎么实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在万亿计,据估算,政府财政投资在交通基础设施上1000亿元转化为GDP一般只有30%左右;但如果这1000亿元投资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上,其转化的GDP可达到60%~70%,因此政府财政应转移一部分经费投入到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上,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几千亿的投资,花得值。
其次是物资,2003年SARS、今天的新冠肺炎,共性都是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大量感染人员,因为常规医院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没有覆盖广泛危机应对体系、没有“战备”职能,一线医护人员的口罩不能及时供给(不一定都要政府来,可以发挥市场作用),但需要通过中央来统筹规划投入并集中调配。
3)处理突发危机事件的专业人员匮乏,不能发挥支撑决策的作用。中国疾控系统,以前是模仿苏联的防疫站模式,非典前弊端明显,是2003非典惨痛教训换来的大规模改革,后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2013年上海等地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死亡病例,疾控人员经过5天的实验工作,发现了新型H7N9流感病毒,实现了对新型病毒基因破解、病原严密监测、迅速确认和应急反应,为政府制定防御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硬实力。然而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却让中国的疾控中心受到质疑——为何病毒研究效率远超当年,又有传染病直报系统,为什么信息不通畅,措施却如此滞后?软实力怎么这么差?这个问题和中国CDC性质地位有关,我想起在波士顿学习时和美国CDC专业人士交流很多,美国CDC是政府部门,能向总统汇报,各州没有CDC,就是卫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务都是卫生局承担。美国CDC是公共卫生部队编制(隶属海军),有2.5万名科学家,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专家(隶属卫生部),这是战时状态配置,将公共健康等同与国土安全一样重要的位置,论财力投入还是人才储备都是一流水平,值得我们借鉴。简单讲,中国的CDC虽然对标美国CDC,但还是一个“干活“的伙计角色,几千人的事业单位,没有决策权,被弱化边缘化,更无法调配传染病所需的大量医疗资源。
201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上,曾光指出目前疾控系统的人心浮动和人才加速外流现状:“近3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计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举例,“陕西省疾控中心缺乏相应的水电等日常维护经费”;“新疆霍尔果斯作为重要口岸城市,目前无专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工作和基本公共卫生职能由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负责”;“云南省的县级疾控机构实验室设备平均达标率仅为58.49%”;“四川甘孜州疾控中心近年来引进本科生26人,已有14人辞职,泸定县引进本科生3人,有2人辞职”。此次抗疫,对于华南海鲜市场这传染源头的日常防控、第一时间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隔离、现场处理都不到位,这正是越往基层走,包括流行病学、传染病防控在内的疾控队伍越薄弱导致的结果,相当于前线哨兵、病毒猎手(侦查队伍)都没有了,哪能不出事?如果此次疫情发生在其他地区,谁能保证不出现武汉的情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时,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整合了分散的应急管理机构,理顺应急管理工作体制机制,为高效协调响应处置突发危机事件打好了最基本的体制机制基础。但是,在4类突发公共事件中,自然灾害和一半的事故灾害纳入应急管理部的管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疫情)仍从属于卫生系统负责,还是缺乏横向工作协调机制和社会动员能力。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家应急管理作出顶层制度设计:“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当前我们亟需健全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危机沟通的协同机制(见另一篇危机沟通)。
2. 国外经验:我找到了美国的有益做法,考虑到我国的区域差异、人口体量,其他小国对中国没有可比性。借鉴是为了开拓思路,在发扬我国治理体系组织和社会动员优势基础上,有个参照体系,进行改进,但不需要完全照搬。
美国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源自1979年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FEMA),协调27个其他联邦政府机构以应对各种突发应急事务;2003年“9.11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进一步对其应急事务管理机构进行改组,在FEM基础上,吸收其他22个联邦政府机构,成立了美国国土安全部(HLS),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是最高的应急管理机构。对应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机构的重组,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应急管理的政策法规文件,其中主体是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和五大框架。首先是国家总体应急预案,1992年,《联邦响应预案》(Federal Response Plan,简称FRP)出台;2004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各级政府基于“共同应对”理念,提出《全国响应预案》;2008年,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后,联邦政府修订了预案,成为了《全国响应框架》;2011年,《第8号总统政策令》强调应急准备需要覆盖预防、保护、减除、响应、恢复5个领域。对应《第8号总统政策令》,出台了《全国预防框架》、《全国保护框架》、《全国减除框架》、《全国响应框架》和《全国恢复框架》。同时,《跨部门行动预案》也随之出台。“框架”为“预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强调在预防、保护、减除、响应、恢复五个领域的作用,以这五大框架来建立相应的“预案”。传统“预案”主要是指响应预案,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突发事件的预防性方案。
通过“框架”和“预案”制定和细化,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州县市,再到社区的完整高效的应急管理三级响应体系,这是统一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标准运行的一套体系。联邦政府层面的国土安全部是最高的应急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援助与协调,不负责具体指挥;各州、县、市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突发应急事件处置,是所在区域的指挥协调中心,起着决定性作用;社区小城镇则设有大量志愿者和NGO构成的应急服务机构。
在整个应急管理体系中,结合国防军事力量以对突发危机事件进行支援,形成了军民联动的特征:1)在联邦政府层级,通过国家作战中心进行总体协调;2)在州一级作为主要应急管理机构的层级上通过国防协调官员进行现场层级的协调,体现在联合特遣队对应急事件处置的直接介入和支援,在最具体的事件上,体现在特遣队接受事件指挥所的指挥,且具备指挥特遣队权限的事件指挥所同时具备越过责任区指挥官直接向地方应急行动中心报告的权限。
美国政府按照应急事件种类的差别,将其分成了12个领域:
1. 交通:提供常规和战时运输服务,主要由运输部负责。
2. 通讯:提供通讯服务,主要由国家通讯委员会负责。
3. 公共工程:恢复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主要由国防部的美国陆军工程部队负责。
4. 防灾(消防):发现并控制森林大火、城乡火灾,主要由农业部的森林司负责。
5. 信息和规划:收集、分析公布重要信息,促进联邦紧急反应机制运行,主要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总署负责。
6. 公众关怀(公众救护):管理并协调食品供应,安置并抢救伤员,分配救济物品,帮助家庭团聚,主要由美国红十字会负责。
7. 人力支持(资源支持):在紧急事件处理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设备、物资、物品和人力,主要由联邦总务局负责。
8. 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援助,主要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公众卫生司负责。
9. 城市搜索与救援:发现、解救被夹在废墟中的受伤者并进行前期治疗,主要由国防部负责。
10. 危险物质:为实际或潜在疾病和危险物质防治提供联邦紧急支持,主要由环境保护署负责。
11. 食物:确认食物需求,确保食品到达受灾害影响地区,主要由农业部食品营养司负责。
12. 能源:恢复电力系统和能源供应,主要由能源部负责。
各地方政府的应急反应部门,包括消防、警察、医疗、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等,在突发应急事件发生之后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和处置。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应急服务部门在名称、建制和分工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在各自的辖区内,根据各自辖区突发应急事件的不同特点,也可以合理投入资源对不同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
3. 建议措施
我国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有计划有准备地做到以下3点:
1)应急响应体系,通过直接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启动相应的预案与落实措施。其中,疫情防控功能应该合并到卫生行政部门,如同公安局内部有很多刑侦、经济侦查、网络安全大队的技术人员一样。
2)防疫的基础设施的管理,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疫情时期紧急征用机制,城市一旦出现疫情,政府按照预案征用民用设施,将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方面,2月以来,宁夏银川市政府就是将酒店征用,隔离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
3)集中储备和调配医疗耗材、防护用品,口罩、手套。打仗就是大后勤,此前疫情这些物质严重不足,加上民众恐慌性囤积,一方面市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家都使劲囤口罩,那怎么生产都不够。未来政府应有计划地管控供需双方,解决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买不到口罩,而普通居民过度囤积的矛盾,上海等地采取限购政策的做法,值得我们总结和使用。
总之,此次疫情初期的系统性问题,使我们错过了控制病毒大规模扩散的好时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防患于未然,再也不能错过深化改革机会窗口,只有通过健全体系,以组织准备和力量准备托起白衣天使的翅膀,当下一次出现SARS、新冠肺炎这样小概率但大破坏的疫情时,我们能将其们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