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南渡北归》读书笔记（2）
2011-12-13 07:50阅读：
当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在学识与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先说学识。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作“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分别在柏林、哈佛等欧美名校攻读，却终没拿回一张博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但恕我直言，现在不少博士硕士其学问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
所以，我
从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再说人格。
上面所说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指的是以“教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四位大师，其实，该院第一批导师是五位而不只是四位。还有一位叫李济，但他是以“讲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所以便没有进入“四大导师”之列。
这位李济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14岁考入清华学堂，18岁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主攻心理学、社会学，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或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那一年，李济27岁。
学成之后，李济毫不犹疑启程回国。和若干年以后的许多留美中国学生不同，他想都没有过“在美国发展”。在他的心中，有着成为学术大师的愿望，却没有成为百万富文的大亨或权势显赫的大官的追求。他一门心思想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抱负，而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若干年后，李济这样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渴望中国尽快崛起，这不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强烈愿望，也是他们的行动。他们清醒地看到了当时中国在各个方面与欧美的差距，并大胆地向西方学习。正是因为这种“强国梦”，梁启超特意安排长子梁思成赴美学建筑，安排次子梁思永学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后来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学术贡献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氏兄弟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梁氏家族的风头，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
读《南渡北归》，我真的自惭形秽，我甚至不敢对自己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甚至觉得，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加个引号，为“知识分子”，意思是“所谓的”。
坦率地说，我现在对某些教授、院士，或者号称“大师”的专家，实在不敢轻易尊敬。如今学术腐败这么猖獗，我怎么只知道你的“教授”“院士”是怎么来的？就算你在你所研究的专业上的确达到了某种高度，但人品的高度也上去了吗？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自以为有学问，趾高气扬；但怎么看也觉得像没有文化的老板——现在不少博士生的确是叫他们的导师为“老板”的。
过去讲“道德文章”，这是一体的。而现在，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两码事！我曾经和一位教授接触过，该教授在全国有数不清的粉丝，因为他的书很是受一线教师追捧，但他在房间里与我交谈的时候，大骂中小学一线的老师是“白痴”，而且言谈举止粗俗猥琐，格调低下。当时我感到吃惊：这就是全国中小学老师心目中的偶像？如果老师们知道他们的偶像如此骂他们，该作何感想？
我再次想到——
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算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