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寿寺塔，又名崇寿禅寺塔。位于开原老城西南隅，砖质结构，高二十丈（45.8米），十三级，实心八面体。塔身每面砌筑佛龛，龛内原塑有佛像，各面佛像名号不同，根据塔身上砖雕榜题由南、西南依次而顺为：毘（毗,音皮）卢尊佛、无忧德佛、阿弥陀佛、须弥相佛、云自在佛、庄严王佛、功德王佛、宝幢光佛等八尊。两旁有飞天浮雕，各角原有木檐悬有铜铃，微风吹动，铃声叮冬。塔顶上有塔刹，刹杆串有铜质宝珠。历史上，塔身各层挂有数百铜镜，西面悬有铜鼓一面。每当日出之时，旭日与塔辉映。1936年，开原日伪政府以修缮为名，将塔上之铜鼓和铜镜等悉数盗掠一空。“wg”期间，在极“左”思潮下，将塔身佛龛内佛像全部捣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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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寿寺塔，又名崇寿禅寺塔。位于开原老城西南隅，砖质结构，高二十丈（45.8米），十三级，实心八面体。塔身每面砌筑佛龛，龛内原塑有佛像，各面佛像名号不同，根据塔身上砖雕榜题由南、西南依次而顺为：毘（毗,音皮）卢尊佛、无忧德佛、阿弥陀佛、须弥相佛、云自在佛、庄严王佛、功德王佛、宝幢光佛等八尊。两旁有飞天浮雕，各角原有木檐悬有铜铃，微风吹动，铃声叮冬。塔顶上有塔刹，刹杆串有铜质宝珠。历史上，塔身各层挂有数百铜镜，西面悬有铜鼓一面。每当日出之时，旭日与塔辉映。1936年，开原日伪政府以修缮为名，将塔上之铜鼓和铜镜等悉数盗掠一空。“wg”期间，在极“左”思潮下，将塔身佛龛内佛像全部捣毁。
该塔建造年代，历史上先后有三说：
明清时期，多言其为唐代年建。其所依为明代的二块石碑，其一为明正统十二年黄瓒撰文的碑刻《明开原重修石塔寺碑记》，《碑记》载：此寺原有旧残碑，虽文字不全，但崇寿禅寺四字昭然，“及载自唐乾元年有僧洪理大师始建之，遗址宽宏，大定三年入灭，因建石塔为大师龕”。其二碑为流放铁岭的大学士陈循于天顺年所撰《开原重修石塔寺碑铭》，铭文开篇有：“堂堂古刹，肇唐乾元，在辽之左，雄峙开原”之句，后人皆以此塔为唐所建。
清末光绪初年，开原地震，塔顶被震落，同时坠落有铸铜版一块，铜版刻有明成化元年重修石塔铭文，铭文载：“现塔顶内有铜版,刊注年代金源氏之有国也。开原为咸平军。旧有崇寿石塔，乃宣徽洪理大师所葬之处。父长者王君，母刘氏，梦吞珠生师；年十二，超俗果成，现祥瑞，因缘俱载前版。寿六十八岁，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人们认为，这一铭文比前面碑文可信度高，因为前面的碑文是根据残碑所录，字迹不清，误录难免。根据这一铭文，认为该塔为本寺僧洪理大师葬塔，铭文记大师“寿六十八岁，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据此认定塔建于金正隆元年，《奉天通志》根据大师六十八岁逆向推算出大师生于辽大安五年（1089），披剃于寿昌六年（1100）。此后各种书刊文章均言该塔建于金正隆元年。
近年，有人提出新的说法。《辽金史论集》载辽宁省考古所冯永谦先生《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一文，指出开原崇寿寺塔应为辽塔而非金塔；《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二期发表姜念思先生《开原崇寿寺塔建于辽代考》也提出崇寿寺塔为辽塔而非金塔。文章认为，原碑铭文中所说崇寿石塔指的是石塔而非砖塔，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崇寿寺塔是砖塔，文中说：“人们忽略了崇寿寺不仅有一座砖塔，还有一座石塔，误以为铜版是从砖塔上坠落下来的，于是就把砖塔误认为正隆元年建，为宣徽洪理大师藏骨之所。以后，以讹传讹，遂把崇寿寺塔定为金代创建”。文章依据铜版中关于大师年寿，大致推定塔建于辽代乾统年间（1101-1110），这种说法近年很是流行，很多文章和书籍均采用这一观点，如2010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铁岭的考古与历史》（周向永许超著）就将此塔定为建于辽乾统（1101-1110）年间。
在上述三说中，唐代说已被史界普遍否定，因为既然此刹为宣徽大师所建，大师卒于金代，距唐四百余载，实不可能于唐乾元年间建寺建塔，况且唐的实际统治在辽宁也仅限于朝阳地区，而未到开原。《奉天通志》推测，碑文所刊唐“乾元”可能是由于照录残碑时，将辽“乾统”年误作乾元之故。
该塔建于金正隆至大定间，而非辽代所建，其理由有以下几方面：
1、该塔用砖与有明确记年的辽代中晚期辽塔截然不同。
2010年崇寿寺塔也列入了“辽塔保护工程”。在维修过程中，笔者有幸登临全塔，在塔身上及各层塔檐处，均未看到具有辽代典型特点的沟纹砖，在塔底拆下的一大堆碎砖处，找了半天，才找到极少几块沟纹砖残块，余者全部为素面。从仅有的几块沟纹砖残块上看，多属横向沟纹，与辽代多属纵向沟纹砖区别较大。在我省有明确记年的辽塔，均为典型的沟纹砖所砌筑，极少见有杂砖，即使偶有杂砖，亦能明显看出后世重修补砌之物。金代所建之塔所用塔砖基本上都是素面砖。
2、该塔大檐铺作及翼角做法与有明确记年辽塔区别较大。
辽塔铺作多数为砖仿木，造型规整，繁杂华丽。而该塔铺作为柏木实木叠加，造型简单，大檐铺作为五铺作无昂，转角及补间铺作出斜栱，普柏枋及撩檐枋相交出头，尖耍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那种尖耍头是金代木结构铺作的典型作法。补间铺作用斜栱在木构建筑上也主要是金代及金代以后典型特征。此塔铺作做法与四官营子塔的铺作如出一辙（我个人认为四官营子塔也属金塔）。与其他辽塔相比，崇寿寺塔在塔檐的翼角处理上，高度上缺少较大的升起，平面上角梁冲出作用也不明显，而有明确记年的辽塔基本上在角梁下的砖都是整砖磨制，角梁以上的砖会对称拼出带升起冲出的翼角。
3、该塔砖雕造像风格与有明确记年辽塔区别较大。
有明确记年之辽塔砖雕飞天动感性强，身体相对瘦弱，着衣较多。而该塔现存只有塔身佛名榜题边上对称飞天（姑且说是飞天，我个人认为并不全是飞天，或者全部不是飞天，而是供养人），人物造型健硕，上身赤裸，面庞圆润，写实性强，毫无辽代特点，其明代特点明显，南面塔身榜题为“毘卢尊佛”此“毘”字写法与通常写成“毗”略有不同，却与河北正定隆兴寺建于明代的“毘卢殿”的“毘”字写法相同。因此，笔者推断，崇寿寺塔上砖雕应是明代维修补镶所为。
4、该塔砖雕镶嵌方式与有明确记年辽塔截然不同。
有明确记年之辽塔砖雕都是嵌在塔体中，辽代风格明显。而该塔却是在平整的塔身上，用铁钉卡住砖雕（包括飞天、宝盖、榜题等）四角及各边，使之贴挂在表面。在塔身券门两侧，原本应有两胁侍（上有宝盖，因此，原应有胁侍），现无存，但看砖面砌筑整齐，无任何缺损及后世修补现象，因此可以断定，建塔之初，并未将砖雕直接砌筑到塔身中（其他有明确辽代记年的辽塔均是直接砌入，笔者曾仔细进行观察），而是后世后补所为。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与北京天宁寺塔做法相似，北京天宁寺塔塔身原本无砖雕佛像，明代维修时补装塔身砖雕佛像。
5、此塔塔体收分比例与有明确记年辽塔区别较大。
该塔收分过大，与有明确记年之辽塔区别较大。崇寿寺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9度。在辽塔之中，没有一座有如此大的收分。朝阳八棱观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1.5度，义县广胜寺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3度，朝阳东平房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3度，阜新黄花滩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3度，阜新东塔山塔2层束腰与13层束腰收分度数为4度。该塔塔身倚柱的收分与辽塔相比，也明显大于其他辽塔。该塔倚柱收分为3度，朝阳八棱观塔塔身倚柱收分度数为0.85度，义县广胜寺塔倚柱收分度数为1.5度，朝阳东平房塔倚柱收分度数为1.51度，阜新黄花滩塔倚柱收分度数为1度，阜新东塔山塔倚柱收分度数为0.2度。此塔收分比例与其他辽塔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将之定为辽代实难令人信服。此塔收分倒极似金代石经幢之收分。曾有学者认为，此塔收分如此之大，乃明代重修所致。此种说法似有道理。但最近笔者曾见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崇寿寺塔前所拍照片，从照片上仍可清晰地看出在二十世纪以前维修此塔是在现塔之外包砌一层，而并未对原塔做大的改动。由于外包砌砖并不能与内部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时，已基本全部脱落，只残存一角。
6、该塔塔镜为金代铜镜。
该塔历史上，塔身各层挂有数百铜镜，西面悬有铜鼓一面。1936年，日本鬼子指使当地日伪政府以修缮为名，将塔上之铜鼓和铜镜等悉数盗掠一空。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