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1月17日
2021-01-17 11:32阅读：
他们，引领教育创新方向
中国教师报 2021.1.6
教育教学改革的历史离不开教育人的坚守与创新。
新课改20年，那些教育的思想引领者和方法建构者，那些躬身实践的改革先行者和制度破冰者，无疑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分量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我们将关注的视角切换到20年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回顾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教育实践，梳理他们引领时代的课改行动，记叙他们立德育人的峥嵘岁月……
他们的故事，彰显出改革的初心；他们的事迹，展现出课改人的时代风貌。
于 漪 |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人民教育家”
站上讲台 用生命歌唱
于漪，这是一个在谈到新中国语文教育思想变革时不得不提的名字，也是无数中国教师心中的偶像。
69年的教育生涯，于漪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她从语文教学改革起步，推动全国语文课程教学综合改革，研究教师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被誉为“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
20世纪80年代，于漪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万人空巷，全国人民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
从1951年站上讲台，于漪就始终在探索中学语文教学的最佳方法，“在教学上从来不重复，即使是同一篇课文反复地教，也是如此”。在教育界，于漪被公认为语文教学改革的形象代言人。
1978年，于漪提出“教文育人”的思想，即以“全面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1996年，她倡导“弘扬人文”的主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语文性质观的反思，促进了语文学科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对于课堂教学改革，于漪总的设想是：跳出语文看语文，要站在育人的战略高度。
为此，于漪了解国外语言学改革的动向、国内语言学方面解构主义的探讨，再认识千年语文的积淀、百年语文的探究，倾听世纪末语文大讨论的各种声音，结合自己教学实践中的正负经验，提出语文学科有众多性质，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其基本特征。因为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语文学科始终是指向人的，与人的思维、情感、品质和能力密切相关。语文就是人生，伴随人一辈子。语言文字来自人生，而不是来自书斋，学生与它有天然的联系，有心灵感应。
基于这样的认识，于漪写了《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等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付诸实践。
教育必须薪火相传，一代胜过一代。从教生涯中，于漪总是想方设法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她首创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组成教师培养三级网络——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在她的发掘和培育下，一批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了全国罕见的“特级教师”团队。
“不要让题海毁了孩子”“好好钻研学科的规律，将语文教学与民族精神教育、生命教育无缝焊接，唤醒孩子青春的心灵……”一次教学研讨活动中，于漪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回响在礼堂中每一位老师的耳畔。青年教师们说，于漪就是“活的教育学”。
“站上讲台，就是我的生命在歌唱！”于漪用一生的实践写成这句话。
李吉林 |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教师，情境教育创始人
“小学老师是我的第一身份”
她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情境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
她是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她是获得全国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的儿童教育家……虽然拥有诸多头衔，但李吉林最看重的还是自己“小学老师”的身份。“我总认为一个人的角色意识很重要。它在顺境中给我一种召唤，在逆境中给我一股力量”。
就是凭着这种“角色认识”，李吉林去思考，去学习，去行动。她把教师二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对于神圣的儿童教育，我必须虔诚相待，全身心地沉浸在情境教育的实验与研究中”。
“我们应该比孩子的父母更懂得怎么爱孩子。”这是李吉林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在李吉林看来，教师不仅要做一名“长大的儿童”，更要做一名“引领儿童长大的儿童”。
李吉林对自己提出了“学、思、行、著”四个字的研究方略。为了挤出时间学习、实践、研究，她放弃了一次次外出讲学的邀请，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社会兼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总是记着我的第一身份：小学老师；我的责任：教好小学生；我的岗位在小学”。
李吉林有自己的雄心：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之路。为此她从中国经典的文化中寻“根”，由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出发，将从中归纳出的“真、美、情、思”四大元素创造性地运用于小学教育，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从情境教育到情境课程，直至涉足学习科学领域的“情境学习”，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情境教育之路。
2014年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举办“学习科学国际大会”，李吉林应邀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在世界教育讲坛上，她为中国教育赢得了足可自豪的话语权。2017年，李吉林的情境教育专著正式通过德国斯普林格出版集团向全球发行。
2017年，79岁的李吉林完整构建起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儿童学、思、行、冶。但回首来路，她却说自己只是勉强完成了一份答卷。
历经40余年，“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瓜熟蒂落，这是我国基础教育界第一个由一线教师创构的教育体系，思想、理论、实践三者兼而有之。
“我不是农民，却是一个播种者；我不把谷子撒进泥土，却把另一种金色的种子播在孩子的心田上。”一位小学教师真正把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当作自己的“大学”，成就了不一样的教育人生。
魏书生 | 辽宁省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第一校长，浙江省台州市书生中学校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把课改当平常日子来过
他几乎与新中国同龄，从普通教师到传奇班主任，从“甩手”校长到“放手”局长，他在教育战线上似乎总能用“老办法”做出新成绩，成为行业标杆。他就是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魏书生。
1981年8月，《中国教育学会通讯》发表了魏书生的一篇文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篇如今看来题目平平淡淡的文章，当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被全国20余家报刊转载，一时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如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已是常识和共识。但在当时，许多教师还在为如何教好课而努力，讲授式教学“一家独大”，魏书生的做法独树一帜，带来一股令人惊喜的清流。
在班级管理上，魏书生习惯于与学生商量、对话、集体表决，建立互助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做主人，发展学生自然的人性，在“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事事有时做，时时有事做”中，让学生体验自主发展的愉悦和幸福。
魏书生有一种极强的“简化”能力，面对任何一项工作，他似乎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关键因素，把宏大的目标化为当下可做的细微小事，化为持之以恒的习惯。
从1997年担任辽宁省盘锦市教育局局长开始，魏书生每年的工作计划都是亲自撰写，每年都是不多不少的22条，照例分为民主治教、科学管理、队伍建设三大块，内容平实，不唱高调。
“少说多干，养成习惯”是魏书生对自己工作方法论的简要概括。“习惯”是魏书生教育思想体系里的一个高频词。在他眼里，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经过简化，分解为一系列习惯。
无论写文章、做报告，魏书生从不讳言：“我没有根本的创新，我的根与本始终是领着学生学而时习、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学以致用。我教书也没创新，始终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从老子、孔子、孟子一直到陶行知，都是这么教书的。”
但实际上，这正是魏书生对教育改革持有的一种冷静、清醒的态度。他并非不懂创新，也并不反对改革，相反却一直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多年来虚心地派校长教师外出学洋思、学衡水、学烟台、学杜郎口……
同时，在魏书生看来，许多创新其实都只能算“微创新”。“首先要知道前人做对的地方，把它守住、守住、再守住，然后一点一点地往前拓展。”
也因此，魏书生一直主张要以平常心看课改，不能把课改“神秘化”。他始终认为：“要把课改当平常日子来过。”
回首教育生涯，魏书生说：“我永远都是不追时髦，不跟喧嚣，也不跟风。就是把工作、学习、助人、尽责当成享受，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享受做事过程中的踏实、愉悦、幸福和尊严。”
窦桂梅 |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2020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今天，我们能给孩子什么？”
被教育部评为2020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此前曾带领语文团队历经数十年形成的教学成果《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的国家级荣誉一项接着一项。
从主题教学走向主题教育，提出成志教育思想，带领团队建构实施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1+X课程”……窦桂梅的课程改革经验正在影响着许多教育工作者。
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窦桂梅就已经开始“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的教学探索，她尝试将教材中单篇课文碎片化的教学内容以主题加以统整，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整合课内外资源，进而整体提升儿童的语文素养。
“主题教学”的理念仅仅适合于语文吗？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延伸、迁移？2011年9月，担任清华附小校长没多久的窦桂梅，又开始了主题教学思想引领下的课程构建。
窦桂梅带领团队把课程整合作为攻关的硬骨头和关键词，探索出3条整合路径：学科内渗透式整合、跨学科融合式整合、超学科消弭式整合。
学科内有了整合，学科间也开始整合。语文与英语、音乐与美术、数学与科学……看似各不相同的学科，因为有着内隐的统一的主题、问题、概念而走到了一起。除此之外，超学科的整合更让学习跨出了课堂、教室的限制，直接走向了大千世界。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课程整合”的最终价值取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窦桂梅的改革脚步没有停下，几经倾听、讨论和研究，她又带领团队制定了清华附小学生“五大发展核心素养”：身心健康、成志于学、天下情怀、审美雅趣、学会改变。
该怎么做？要靠课程来实现！于是，窦桂梅又带领团队开始构建独具特色的“1+X”课程体系。
“1”，即优化整合的国家基础性课程。“X”，即实现个性发展的特色化课程，从两个维度分为学校个性课程和学生个性课程。学校开设60多门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特色化课程，除此之外，还有学生自创的各种个性课程。随后，“1+X”课程体系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孩子都是天生的梦想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舞台。”窦桂梅说。
“课程整合”改变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教师。2014年，《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这是清华附小以团队名义获得的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它属于窦桂梅，也属于她所在的整个团队。
“这是我见过最卓越的‘学习共同体’！”来清华附小参观后的日本著名教育学者佐藤学评价。
窦桂梅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孩子未来走多远，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给他们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能给孩子什么？曾经，窦桂梅为这个问题而焦虑。但现在，她找到了答案：“教育要聚焦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个人终身发展所必备的核心素养，增进‘人的本质力量’，要为儿童发展核心素养而整合。”
李镇西 |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全国优秀语文教师
“教育早已是我的爱好”
“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教师的光荣就印刻在历届学生的记忆里！”在李镇西看来，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作为刚从大学毕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李镇西坦言除了激情一无所有。
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李镇西把语文教改做得有声有色，班主任工作做得有滋有味，有时也引发争议，但他每天都乐呵呵的。“我每个星期天、每个寒暑假都和学生泡在一起，在小溪里捉鱼，在岷江边戏水，让风筝在海洋般的蓝天上优雅而自信地写诗，让歌声在似乎走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中激荡我们肆无忌惮的青春……”
李镇西经常对年轻的同行说：“职业情感来自童心，教育智慧源于难题。”
怎样才能爱上教育，并获得成就？
在李镇西看来，第一，多接近孩子，走进他们的心灵。苏联教育家阿莫拉什维利说过：“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
怎样才能爱上“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呢？
很简单，与孩子一起玩儿，尽可能和他们待在一起。李镇西说：“当孩子把我的眼睛蒙上，在我背后拍拍我的头然后又跳开，或者用树枝敲打我的屁股时；当我与男生摔跤，被四五个小伙子压在草坪上时；当我和一群少男少女手牵着手站在黄果树瀑布下，任飞溅的水花把我们浑身上下淋透时……那种幸福感，是任何职业无法企及的。”
第二，不重复自己，研究难题。把难题当课题，不但是克服职业倦怠的有效方法，而且是任何教师获得专业提升并赢得教育成就的最佳途径。仔细想想，为什么有的老师总感觉不到职业幸福？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没有变化，面对一个个难题他们除了哀叹或发怒，就束手无策。没有变化，每天重复自己，这是许多教师渐渐厌恶职业的重要原因。
那如果换种职业状态呢？尽可能让每一堂课都有那么一点点创意，让每一天都有一点点与昨天不一样的地方，每带一个班都不重复自己……这里的“创意”“不一样”“不重复”来自哪里呢？正来自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年轻时，李镇西所带班遇到男女生交往的“难题”，他便研究青春期教育，于是有了教育专著《青春期悄悄话》；曾带过全校最差的班，每一个顽童都是李镇西的研究对象，围绕他们进行阅读和思考，并尝试用各种方式去转化学生，每天都记录学生的表现和自己的反思，于是有了《爱心与教育》……
如今，已经退休的李镇西依然为教育忙个不停：带着一群年轻人围绕教育而阅读、思考、研讨、写作，偶尔也给他们上上课；奔走于全国各新教育实验区，与教师们一起探索中国教育改革的路径；平时在家，每天都要阅读（重读）教育经典，在公众号“镇西茶馆”发布每天写的教育文章……
李镇西说：“教育早已是我的爱好，而爱好是终身的，不存在‘退休’一说。”
王天民 | 河南省汝阳县圣陶学校校长，全国优秀班主任
创生“第三种教学关系”
一所普通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为什么让许多专家、校长和一线教师慕名而来？在河南省汝阳县圣陶学校，已过古稀之年的校长王天民用智慧和创新重新书写教育的另一种样态。
王天民的改革“基因”，在多年前就已有所显现。1961年师范毕业后，王天民被分配到汝阳县一所学校当教师。他非常努力地工作，教学成绩不错，多次受到县里表扬。
“文革”后期，王天民回到家乡教过几年专业的文艺班。学生经常不上文化课，不学数理化。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和中考，文艺班解散了，家长要求学生回归正常学习，要考高中。
“时间只有半年多，能行吗？”王天民心里也有点打鼓。不过，因为当时学过《毛泽东选集》，王天民和学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王天民开始“全科包班”，不用教材，不用练习册，根据一本“文革”前的五年中考题集，鼓励学生分组自学。“我领着学生学习，不记笔记，不做作业，居然帮助学校在全县中考考了第一名。”王天民回忆。
“坏事”变好事，从此坚定了王天民进行教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5年，王天民创办圣陶学校，与教育为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打造自己的“教育桃花源”，于是就有了“无教师、无教材、无作业”的课改经验。
可能因为与既有经验“冲突”较多，“三无”总是来访者普遍关注的核心话题。王天民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所谓“无师”，并非没有教师，是指学生自主学习不受教师干扰，其后面是有名师指引，即无授业之师，有传道之师，无教书之师，有育人之师；所谓“无教材”，是指除了国家规定的教材，还要有“学材”，即学校编写的学习材料；所谓“无作业”，并非真的没作业，实际上是不给学生布置课后硬性书面作业，学生为了自测、互测，可以自编一些习题作为“考试卷”。王天民补充：圣陶学校“三无”的背后是“三有”——有落实，有检测，有奖惩。
除此之外，圣陶学校初中部几个年级学生可以同班上课，打破了年级学习制、班级授课制。“圣陶学校打破班级授课制等背后，是王天民创生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关系——第三种教学关系。”有专家这样评价。对于一所办学条件一般的农村学校校长而言，能得到这样的高度评价实属不易。
一直以来，课堂教学改革都不自觉地迷失在一种不断纠偏的困境中。最早的课堂始终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是以教为中心，这是“第一种教学关系”；“第二种教学关系”是让教服务于学，从教中心走向学中心，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课堂教学改革似乎一直没有走出教与学关系的“二元对立”困境，要么是教中心，要么是学中心。
而王天民主导的课改从“二元对立”走向了“教学相生”的第三种教学时空，即教中有学，学中有教，师非师，生非生，师亦生，生亦师，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师互动。第三种教学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共创，即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学生和学生共同创造。
走过漫漫80载的王天民，始终没有放下自己心中的教育梦。近年来，他一直在琢磨“钱学森之问”。
“我这一辈子，人家教书我育人，人家授业我传道！”不过，王天民也会补充一句，“请你们千万别学圣陶，要做好你自己。”
刘希娅 |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
“这是一个常态”
近年来的“两会”，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许多热点话题往往会与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联系在一起。
自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刘希娅肩上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担子更重了，从谢家湾小学的课程改革，到重庆市的教育变迁，到全国的基础教育变革，她积极建言献策，在促进中国教育改革的征途上前行。
这样的征途其实早在2004年就已开始。那一年，担任谢家湾小学校长没多久的刘希娅提出了“六年影响一生”的办学理念。在学校做的第一份报告中，她就明确提出了学校发展规划：三年立足重庆，五年辐射西南，十年走向全国。当时大家会有一些质疑，但刘希娅丝毫没有怀疑和犹豫。
接着，刘希娅提出“以文化经营学校”的发展战略，通过建设“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主题型学校文化，全面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学校文化建设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同行慕名到学校参观。
2009年，谢家湾小学开始启动课程整合改革。
学校以课程整合为核心，将地方、校本两级课程融入国家课程中，形成新的小梅花课程体系。
在保证国家课程标准不降低、教学内容不减少的前提下，将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共十几门学科进行整合，优化课程内容，提高课程效益。学生每天上午高效完成学习内容，下午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加学习。
但谢家湾小学的课改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课程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后，许多家长担心孩子的考试成绩受影响，表现出不理解与不支持。
可喜的是，重庆市教育评估院的质量监测给出了积极的反馈。结果显示，谢家湾小学学生在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学业成绩、实践创新能力、认知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24项单项指标排名均居全市领先地位。
现实也给出了很好的回应。学校的课程整合改革使孩子在校学习生活快乐自在，整体呈现阳光自信、落落大方、生动活泼的特质，升入中学后也普遍呈现出学习潜力大、学习主动性强、善于解决问题、组织能力强等显著特质。
这样的结果让刘希娅很欣慰。许多家长也逐渐改变了想法，开始理解并支持学校的课程改革。
谢家湾小学的课程改革经验和社团活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2010年、2014年两次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
“谢家湾小学的课改抓住了基础教育育人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是彻底、系统、全面的课改。”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曾评价，“虽然是艰难的，但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可行的，你们做了中国教育未来30年想要重点做的事情。”
在外界看来，谢家湾小学的改革是对传统与常规的颠覆和挑战，所以大家用“地震”来形容这场改革。可身在改革之中的刘希娅却异常平静。“我们自己是慢慢地顺理成章走过来的，今天发现学校哪里有不好的地方就改正过来，就是这么简单。”刘希娅补充说，“不过，我还是希望国家的课程方案能有一个好的调整，不能让人觉得谢家湾小学的这种思路是一种改革，大家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常态。”
王 铮 |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
把差异作为价值
在许多人看来，北大附中是神秘的，但近年来这所名校在教育改革中的诸多表现，为教育带来了新奇和活力，正如北大附中校长王铮的风格。
在北大附中任教8年，做了8年班主任，带了三届高中生。那个时候，是王铮与学生亲密无间、亦师亦友一起成长最快乐的日子。
2002年，王铮成为深圳中学校长。那时，正值国家课程改革刚刚启动，迎着改革的大潮，王铮率先尝试。他力排众议实施走班制、导师制等新的教学形式，建立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课程体系，其中包括必修课、活动课、选修课共71门课程。透过国际化视野，王铮对改革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创新。
2009年，王铮回到北大附中出任校长。重新回到北大附中，王铮也将他的课改理念带了回来：北大附中高中部2010年取消了传统的行政班，经过6年实践逐步建立起全新的学生社区——书院。每个书院都由100多位来自不同年级的高中生组成。在这里，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和装修书院活动室，自己讨论和制定日常生活的行为守则，自己策划和组织书院间的各种赛事。书院的日常事务由学生自治会负责牵头运作，并在每周书院议事会上组织全体书院学生民主讨论、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此外，北大附中还取消了教研组，转为学院制。与学院制相对应的是走班制与个性化课程选择。北大附中是全国最早实行走班制的几所中学之一。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北大附中改革后的课程通过项目制、契约制的课程和学习、线上线下翻转课堂、同伴学习等，实现了学生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我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而不是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筛选。我们对待孩子的期望是一个过程，不能把孩子的个性、差异当作一种差距，而应把它当作一种价值。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都应该有个性发展、成就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怀着一片诚心，献出一片爱心，同时保持一片耐心，来帮助、支持孩子的成长。”王铮说。
回顾这些年的教育生涯，王铮更执着于做一名好教师、办一所好学校。
陈康金 | 江苏省南京市东庐中学原校长，“讲学稿”创始人
“让乡村孩子生活在希望之中”
十几年来，“导学稿”“研学稿”“教学案”“学案”“助学案”“学练卷”……这些影响各地教育教学改革的教学法，或多或少受到过东庐中学“讲学稿”教学法的影响。不夸张地说，全国有几十个地区和千余所学校使用或借鉴过“东庐模式”。
提起“讲学稿”“东庐中学”，绕不开一个响亮的名字——陈康金。2004年前后，陈康金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原来，当年10月，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下发文件，在全市初中推广一所农村学校——东庐中学的教改经验，陈康金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的经验究竟有何价值？
与许多农村中学一样，东庐中学也曾长期处于硬件差、师资差、生源差和观念落后、手段落后、质量落后的“三差三落后”状况中，学生不堪课业重负，教师怨声载道，师生双方都在“应试教育”的题海怪圈中苦苦挣扎，又每每以失败告终。
“我当时真的是被深深刺痛了，下决心要通过教改把农村学校办好，让农村孩子和城区的孩子、名校的孩子享受同样的‘阳光’。”陈康金说。
1999年下半年担任东庐中学校长后，陈康金基于自己的教育经验，开始创造性地研究、实践“讲学稿”教学法。
神奇的是，这个承载“教学合一”理念的“讲学稿”改变了东庐中学，使学校不仅逃脱了“险被撤并”的命运，还解决了“分数怎么给”这个教育难题，破格通过了省级示范初中验收，在当时获得了南京市“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奖”“素质教育创新奖”等诸多荣誉。短短几年，东庐中学中考成绩就实现了由全县倒数到全县多次第一的逆转，成为国内闻名的示范中学。
“讲学稿”究竟是什么？用陈康金的话来说：“讲学稿”是集教案、学案、笔记、作业、测试和复习资料于一体的师生共用的教学文本，是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充分整合后的校本课程，是“教学合一”的载体，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产物。
讲学稿编印完成后，教师将其提前发给学生，学生预习后交给教师，教师批阅后课前再发给学生，然后师生共用这一文稿进行课堂教学。按照讲学稿的设计，在课堂上教师讲课一般不超过15分钟。“学生会做的教师不讲，教师主要讲重点、难点、易混点。”陈康金说。
在陈康金的引领下，东庐中学这所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显而易见，实现了“六无”：一是无辍学，学区内学生100%入学；二是无外流现象，彻底改变了以往优质生源外流城区的现象；三是无快慢班，学校严格执行平行分班；四是无不开课程；五是无加班加点，不赶进度，不补课；六是不买教辅书，不用练习册。
随着学校经验的传播，前去东庐中学观摩、学习的全国各地教育界领导、教师络绎不绝。
多年后，陈康金仍记得当时的初衷：“乡下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面对的教育环境差异很大。就乡村教育而言，我最大的体会是：不让一个乡村孩子失学，让乡村孩子生活在希望之中。”
徐 莉 |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首届荆楚教育名家，知名儿童课程设计师
“我喜欢做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
首届荆楚教育名家、楚天卓越教师、2016年第二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这只是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徐莉的一部分荣誉。
而徐莉影响最为广泛的，或许就是她“课程设计师”的身份和实践。
2018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徐莉时，称她为“儿童课程规划设计师”，在徐莉看来，这短短的一句话是对自己职业的一次官方认定。
徐莉自称“课程设计师”，设计就意味着架构、创造。徐莉用近20年的时间试探教师职业的边界：一个老师，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拥有的自主权究竟能够有多大？
工作的前几年，喜欢“特立独行”、善于深度思考的徐莉开始审视课程改革：到底谁来做课程决策？思索良久，她觉得“应该是在地头的人”。“教师本应参与课程标准、内容的制定，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人。”徐莉说。
2001年，第八次新课程改革大幕拉开，武昌实验小学成为最早起步的学校，徐莉恰是学校核心课题组成员。
“记得最早接受的指令是找到学生感兴趣且有价值的主题，不能与现有所有学科的教材内容重复。为此我不得不去翻看各科、各版本、各年段教材，关注各学科发展的前沿和现有课程未曾涉及的主题，寻找适合学生且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内容。”渐渐地，徐莉被动地转变为一个积极的课程产品生产者。这也让她看到了课改的另一片天空：超越教材，理解课程，而非死盯教材揣摩编者的意图。
由此，徐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改革之旅，探索“级任制教学+科任制教学+弹性课段教学+协同教学+连续性进步教育”多元复合模式，实现一个班级乃至一所学校的个性化课程定制。
“设计保护装置，从二楼将装着生鸡蛋的保护装置扔下去，回到教室后再一起讨论”“采访学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提交一份完整的采访记录”……
用一张张任务单替代大部分的集中讲授，让任务带领孩子自由自主学习，这是徐莉的常态课——你很难判断这是一节什么学科的课，这节课也很有可能不在教室里完成，而且时间也并非传统的40分钟。
这样的课，有历时一个月的大主题探究，有历时一天的体验活动，有连堂的专题学习，有单课时的交流分享……非常灵活，学习方式也丰富多样。徐莉说她“不希望被学科定义”，所以当被问起“你是教什么学科的老师”时，她会俏皮地反问一句：你何必在意我是什么学科的老师呢？
独立撰稿人吴若姝评价徐莉时道出了她的“难与苦”：选择做一个“课程设计师”，必须进行跨越众多学科的探索与钻研，特别是“攻坚”那些自己本不擅长的科目，并寻求融会贯通之道。其中的辛苦与付出，超出单一学科的数倍。
“我喜欢做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所以做课程设计，然后不畏惧在课程实施中经历各种不确定。”徐莉还特别强调一句，“这对于我而言不是困难，而是非常好玩的。”
当记者问她“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时，徐莉答道：“竭尽所能争取教师的课程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