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设定的士人理想人生模式,并被朱熹吸收为《礼记·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汉代开始已经成为士人立身行事的圭臬准则。但从实践情况看,真正能够圆满践行“修齐治平”四条者微乎其微。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具体操作上往往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这是因为,随着士人文化的兴起和深化,士人“修身”的内涵由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道德要素逐渐向士人文化修养和文学才华方面过渡。而士人人格修养中文化艺术才能的增大无形中对“治国平天下”造成某种程度的挤压,使某些士人在把握这个问题时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身为在位帝王的李后主和宋徽宗失去江山宝座,未尝不是因为过于执着文学艺术才华所导致;而柳三变奉旨填词,离开仕途,也未尝不是官场文场二者只能选其一的被动选择。而从士人文化的形成演变历史来看,曹植才是最先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困惑而难以自拔的文化士人。
世人了解比较多的是曹植才华横溢而又受到兄长排挤而失意的悲剧人生,很少有人提到他对政治仕途的主动热衷和迷恋。翻开《曹植集》,可以明显感觉到,曹植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