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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明清轶事小说论纲(4)

2020-09-16 09:10阅读:

宁稼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头条文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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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轶事小说的社会文化内涵

如同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文言轶事小说也有其传达反映社会文化内涵的功能。但由于自身文体特点的原因,轶事小说在这方面既不同于诗文作品,也不同于白话通俗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特征。
首先,与诗文等抒情文学形式相比,明清轶事小说和其他叙事文学作品相同,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能够直接通过情节描述和形象塑造来反映社会生活,展示人物性格。堪称是直接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载体样式。
其次,与白话小说和古代戏曲相比,明清轶事小说作为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在文化和载体社会属性方面偏重于文人士大夫文化。是文人士大夫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发现和捕捉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的传统载体样式。
第三,与文言小说志怪、传奇之类以超现实题材为主要特征相比,明清轶事小说基本属于现实真实生活描写。其中既有作者记录撰写反映明清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有从前代书中遴选辑录而成的内容。这样就使得明清轶事小说的内容具有更广更长久的历史范围。为读者认识了解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和之前的社会历史生活侧面,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形象画面。
第四,一般的文学史和小说史通常将清代的下限划到1911年辛亥革命,把清代和民国易代作为划分界限。但从社会文化转型的实际情况看,很多传统文学文化样式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易代而立即出现文化和文学的换代。真实历史情况是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出现新文化运动,包括文学在内的新旧文化转型局面才真正开始形成。因此,我们把明清轶事小说的下限延伸到1919年,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这样,明清轶事小说的内容历史范围上限大约从汉代开始,下限大约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出现为止。这个历史长度基本上涵盖了除先秦以外的中国历史文化长度。同时,这个长度也基本上覆盖了我本人提出关于中国文化“三段说”(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
中的三个段落。从某种程度和侧面可以说,轶事小说是观察认识中国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一个窗口,而明清轶事小说由于各种原因,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明清轶事小说所展示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从文人士大夫角度观察认识的某些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侧面。

(一)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帝王文化题材描写

帝王文化的主体时段是先秦至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帝王文化虽然开始离开中国文化舞台中心主角位置,分别让位于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但作为中国专制体制的掌控者,帝王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行政控制能力决定,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舞台主角表演空间,不能超出帝王文化的控制范围。帝王文化作为一种过去式和现在进行时,一起出现在士人视野,成为它们笔下轶事小说重要的反映对象。而这两个不同时段的帝王文化内涵,在明清轶事小说作家笔下,却产生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内容。
对于明代之前帝王文化题材的描写,明清轶事小说明显体现出一种距离感。因为这些内容均采自前代各种正史杂史,非作者本人所写,所以在遴选角度和所选故事内容的态度倾向方面表现出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和优劣评骘,乃至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类情况主要反映在选编汇集南北朝历史轶闻的轶事小说中。
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士族文人作为新的历史文化舞台主角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中心位置。对此,当时《世说新语》一类轶事小说已经对魏晋士人的生活言行有了充分的记录和反映。相比之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帝王文化的式微,但南北朝及后来的唐宋时期的轶事小说似乎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所幸的是,这些散见在南北朝诸史的帝王文化题材故事在明清轶事小说中似乎受到比较强烈的关注,出现了一批专门辑纂南北朝历史轶闻故事的轶事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有《南北朝新语》《南北史捃华》《南北朝世说》《宋琐语》等。从这些小说是辑录的南北朝帝王文化题材故事中可以看到,尽管它们回避了很多南北朝时期帝王阶层内部那些骨肉相残、你死我活的政治角逐内幕,但却遴选出很多对于南北朝帝王文化进行反思回顾的故事。这方面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皇权易代的兴亡之感:
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南北朝新语》卷一《烈义》)[i]
帝王文化在经过先秦时期群雄争霸,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到汉代达到了顶峰。但从三国两晋便开始在内外交困的矛盾中逐渐萎缩,五胡乱华的急剧动荡更是把皇权这种颓势引向极致。皇权的频繁更迭是这段历史的突出特征,而本条故事所描写周武帝之所以在强令北齐君臣吹笛之后又戛然而止,原因不外乎他猛然意识到,下一个被迫吹笛的人,未必不是他本人。
造成兴亡无常,江山频易的重要原因,要么在于皇族内部斗争残酷,或者帝王本身的残暴无道,要么则是其生活的奢靡腐朽。这些在明清轶事小说中均有反映。如:
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沉浮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逄、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更引入见,竟腰斩之。(《南北朝新语》卷一《鯁直》)
说他们可比桀纣,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据可查:
齐后主锁绰赴行在,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蝎,将蛆混看,极乐。后主即夜索蝎蛆,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 (《南北朝新语》卷四《纰谬》)[ii]
此举堪称桀纣后继有人,说明帝王文化中因专制孳生的纵欲腐朽,已经令人发指。稍有一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能够和桀纣相提并论者,必有相同下场。正是因为专制权力是这种腐朽生活的保证,所以角逐争夺皇位便成为后宫常态。《南北朝新语》卷三《宫闱·齐武帝为太子时》条描写王敬则周密筹划,大胆实施,挽救太子地位险遭废弃的齐武帝萧赜,表现南朝齐后宫政治环境险恶无常。则可见南北朝时皇族政治角逐之残酷。而参与角逐并成功如愿者也仍然不过是为了继续享受奢华腐朽生活:
元嘉二十三年,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宋琐语·谈谐》)[iii]
这段故事的看点,不仅在于刘裕大兴土木,开造玄武湖,更在于他对施工人员酷暑难熬的冷酷和颟顸无知。这一点连本书编撰者郝懿行也看不下去,特地加了一段注释:
按不知暑役为劳,反谓人常暴背,此与晋惠帝言“何不食肉縻”,并堪绝倒。纨裤膏梁,生而逸乐,罔识艰难,宋文号称令主,犹尚若斯,逮至孝武,遂嗤乃祖田舍翁,何足深责耶!(同上)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通常规律是,开国君主往往励精图治,雄才大略,其后嗣则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江山易主。刘裕作为刘宋王朝开国皇帝,乃是标准的雄才大略型。这样的帝王尚且如此颟顸,后面的君主们则更是小巫见大巫。这种“何不食肉糜”式的昏聩在帝王圈子中则是屡见不鲜了:
司徒义康素无学术,待文义之士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南北朝新语》卷四《痴呆》)[iv]
萧应,庐陵王续之子。性不慧。至内库见金锭,问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应曰:“既不可食,并持乞汝。” (《南北朝新语》卷四《痴呆》)[v]
与此类昏庸无能之辈相比,后宫中那些荒淫无度,恶秽难闻的丑恶现象也无所不在。前举齐后主以蛇蛆蛰裸体人为乐已经令人发指,更有甚者如:
绰为冀州刺史,好裸人,画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妇人怒号,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儿血,乃食焉。(《南北朝新语》卷四《纰谬》)[vi]
相比之下,《南北朝新语》卷三《镇定》所记山阴公主恣淫向士人求欢,《南北朝新语》卷三《宫闱》所记潘淑妃用撒盐引来帝王羊车以求宠幸等等大概可以算是后宫丑行中文明之举了。
从这些前朝帝王生活的描写中可以折射出明清时期轶事小说作者们的历史评判态度:如此残暴,如此荒淫,如此昏庸的帝王群体,已经不存在持续延绵的理由。这种认知已经为魏晋南北朝发轫肇始的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流提供了一定认识理由。
在反映明清当代的帝王生活故事中,轶事小说似乎有分寸的把握。一方面,对明清两代的帝王不良行为也能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予以披露和针砭,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阿谀之作。
披露和针砭类故事主要集中在对明清两代皇权统治者政治残暴的描写反映。
高祖微行大中桥旁,闻一人言繁刑者,语近不孙。上怒,遂幸徐武宁第。武宁已出,夫人出迎之,上问:“王安在?”夫人对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人谢不知,因大惧,恐为间而抬首,请其故。上曰:“吾为人欺侮!”夫人又误为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帅兵三千持兵来。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为决屠其家矣,又迄不敢呼王。顷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桥,使兵自东而西门诛之,当时顿减数千家。上坐以伺,反命而兴。(《野记》卷一)[vii]
因为在南京大中桥听到有人抱怨酷刑,朱元璋竟然派人将一条街数千户人家全部赶尽杀绝。如此凶残行为,堪谓惨绝人寰。又如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一“王八挠了”条记载康熙因为皇后说王八年龄大衔不住钩子时某妃子看了自己一眼,便认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遂终生冷落。《南亭笔记》卷一“么六牌”条,通过雍正派人盗走某中丞正在玩的一张牌,反映清代特务高压统治的无所不在。
黑暗专制统治,必然造成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和昏庸无能。《明世说新语》“黄白米”条记载宦官李广纳贿的巨帐,令人发指。《古今谈概》“唾壶”条,写严世蕃唾要用美婢口接的腐化丑行。《南亭笔记》“采办”条写刘巡抚派其熟人采办,那人却将八十万公款全部挥霍,却还有恃无恐。因他抓住了上司的把柄,刘贪污船政公款的帐目,他全掌握。两人互相包庇,双双逆遥法外。至于颟顸昏庸者,更是不乏其人。他们或者把孔明当作孔子的后代;或者把“美媲东山”倒念,以至得出山东不能跟美人相比的结论;或者把乌龟代称的“夏徵舒”认作自己的祖宗(均见《南亭笔记》)。
另一方面,明清轶事小说中也不乏客观记述帝王轶事,甚至不乏褒扬溢美倾向的内容。这方面以《客窗闲话》卷一“明武宗遗事五则”最有代表性。该篇通过明代正德皇帝五件轶事描写,从才能、智慧、性情等各方面赞美其“亦一代英主也”。《新世说·贤媛》“香妃”篇记乾隆对香妃之一往情深,也颇能感人。这些故事作者与所述帝王时间相距较远,已经没有切身利害关系,属于时间距离造成的审美效应。

(二)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士人文化题材描写

尽管明清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市民文化的时代,市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流。但由于特殊的机缘和理由,无论是辑纂前代作品而成的汇编类小说集,还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者,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士人形象却保持了自《世说新语》以来的传统惯性,始终以正面和美好的面貌出现。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由轶事小说文体的社会属性所决定。轶事小说根植起源于士人文化崛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滥觞于魏晋门阀士族崛起和玄学清谈背景下,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小说,其作者、读者乃至反映对象的主体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士人阶层。可以说,轶事小说是传承中国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体现士人文化基本精神是轶事小说的基本底色。
二是由士人文化的持续张力所支持。士人文化的高潮时段起于魏晋南北朝,经唐代之后终于两宋。这段时间长达1000多年,在士人阶层经营打造下,不但文学艺术从礼制附庸中解放出来,成为全面替换以往帝王文化底色的文化旗帜,而且士人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境,也成为包括帝王和市民阶层在内全社会都普遍向往的理想人生境界。这种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的基本内核,扎根并贯穿于后来的全部中国社会文化之中。因此,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士人生活和情境,也就成为盛宴不衰,并能引起全社会共鸣认同的美妙人生。
从明清轶事小说的内容来看,尽管存在辑纂汇编前人之作和新撰当代人故事两种方式,但在彰显和正面肯定士人美好生活情境方面并无明显差别,所以这两类作品可以等同观察审视。明清轶事小说中描写反映士人形象故事大致包括品德人格、才干能力和修养情操三个方面。
在反映士人形象品德人格一类故事中,描绘隐士形象,张扬隐逸文化精神,占有较大比重。隐逸文化是士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士人群体保持人格精神独立,形成人格优越感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对帝王文化背景下专制统治的自我化解与超越:
宁稼雨|明清轶事小说论纲(4)訏与阮孝绪、族兄歊日夕招讲,遇都下谓之三隐。尝著谷皮巾,披衲衣,每游山泽,辄留连忘返。神理闳王,姿貌甚华,林谷之间,意气弥远。或有遇之者,皆谓神人。家甚贫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无毡絮,訏处之晏然。自少至长,无喜愠之色。每于可竞之处,辄以不竞胜之。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南北朝新语》卷一《栖隐》)[viii]
“以不竞胜可竞”,“陵而退服”,消化了《老子》“以柔克刚”和“知白守黑”的人生哲理,堪称隐逸文化精神的精髓。这种散淡人生态度由先秦道家的理论设计逐渐被中国士人演变为一种人生实践: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常以鹤飞为客至之验。(《何氏语林》卷二十《栖逸》)[ix]
林逋梅妻鹤子,隐居西湖,成为历代士人心中理想的人生境界。又如《何氏语林·德行》“吕徽之”条记元末明初吕徽之隐其姓名,以渔耕自给,并安贫乐道,冬季其妻子竟然坐在米桶中御寒,也属此类。在这些隐逸行为中,有些是自己主动选择,有些则与某些政治环境或境遇变故有关: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宋琐语·高趣》)[x]
陶渊明的隐逸,应该属于境遇变故导致隐逸生涯的代表。类似情况还有《玉堂丛语》卷四《忠节》所记明代建文朝某编修因逃避建文与永乐政治角逐隐逸洞庭湖之滨的故事等。
与隐逸故事相关则是士人阶层的独立个性和洁身自好题材。明清轶事小说中有大量学人士子蔑视强权贵胄,坚守个性节操的故事:
宋世祖至殷贵妃墓,谓羊志曰:“卿等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羊即呜咽甚哀。他日有问羊者曰:“卿哪得此副急泪?”羊曰:“我自哭亡妻耳。”(《舌华录·冷语第六》)[xi]
张士诚弟士信闻元镇善画,使人持绢缣,侑以币,求其笔。元镇怒曰:“予生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其绢而却其币。一日,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闻渔舟中有异香,此必有异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镇也。士信见之,大怒,欲手刃之。诸文士力为劝,免,命左右重加箠辱。当挞时,噤不发声。后有人问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声不发,何也?”元镇曰:“出声便俗。”(《云林遗事·高逸第一》)[xii]
在羊志自哭亡妻和倪瓒宁肯被箠辱也决不低头的气节风骨面前,宋世祖和张士信这些帝王贵族未免渺小可怜了。而士人风骨的另一表现则是洁身自好:
孔奂为晋陵太守,清白自操,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号为神君。富人殷绮,饷以衣毡一具,奂曰:“百姓未周,岂容独享温饱;况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南北朝新语》卷一《清介》)[xiii]
刘怀慰为太守,不受礼谒。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食有余,幸不烦此。”及卒,明帝谓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南北朝新语》卷一《清介》)[xiv]
那是一个以清廉为荣的时代,令人向往。《明世说新语·德行》记载南京国子监祭酒崔銑忤旨罢归时行囊无江南一物,故自嘲为“若水”;《玉剑尊闻·德行》写刘大夏离任广东布政使,坚决拒收历任成为惯例据为己有的官库余款等等,可见清廉行为之广。
描写士人才干能力的题材在明清轶事小说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与士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帝王文化生成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关联。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动荡和文化变迁,唐代开始,中国文化出现繁荣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帝王文化与士人文化的成功合作。虽然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的主角,但士人文化面临一个严酷瓶颈就是门阀政治制度下按出身取士的人才选拔机制严重阻碍了真才实学者的进身发展机会。而唐代科举制度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帝王文化方面利用制度优势,用科举制度为青年才俊制造了平等竞争机会,为人才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士人文化方面通过科举考试渠道获取了步入社会文化中心舞台的门卡,把士人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从理念变为具有社会制度保证的现实。尽管科举制度到明清后期出现很多弊端,但从士人文化延续千年的内在支撑作用来看,科举制度功不可没。而由科举制度作为人才培育导向的主要人才选拔和社会评价标准,则主要表现在才干能力方面。明清轶事小说对于士人形象的正面肯定,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
士人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士人通过求学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成为博学者。很多轶事小说描绘了很多士人这个殊途同归的人生历程:
杨忠愍生七岁,家贫,父使饭牛。间往里塾,睹群儿读书。心好之,归谓兄,请得受学。兄曰:“若幼何学?”艴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学耶!”兄言于父。听之学,然犹不废牧也。(《明语林·文学》)[xv]
一千多年的士人文化培育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把读书求学视为人生优先道路的共识。本篇所写为一特定角度,又如:
吴趋之里有娶妇者,夜而风雨,烛灭。无与乞火。哄然惊谓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叩门,果得火。(《明语林·文学》)[xvi]
莹少耽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密于灰中藏火,父母寝,然后燃火读书。先以衣被蔽窗户,恐漏火光为人所觉。内外呼为“圣小儿”。(《儿世说·文学》)[xvii]
两篇故事的共同点就是以夜间读书必须的灯火为描写对象。而知识如同灯火光明一样,指引人类前进的道路,具有象征寓意。
刻苦读书学习必然收获就是博学多才:
竟陵王子良登秦望山,有始皇刻石,令宾僚读之,皆茫不识。末问范云,云曰:下官常读《史记》,见此刻文。”三句一韵,读之如流。子良大悦,以为上宾。(《南北朝新语》卷二《学问》)[xviii]
顾宁人处士在京师酒次,与客论经学。或举唐石经误为《十三经》者。顾厉声曰:“此与宋板大明律何别!”其傲岸多类此。(汪琬《说铃》)[xix]
所谓“艺多不压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在士人文化积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博学为人生最大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
按照儒家给士人设定的人生优选路径,如果说求学博学还只是士人“修身”的起步阶段的话,那么科举制度为士人开辟的人生发展道路必然将其引入到“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应用广阔领域中。与之相应,明清轶事小说中颇多关于士人从政之后的各种擅政故事描写:
有御史怒某县令,县令密使嬖儿侍御史,御史昵之,遂窃其符,逾墙走。明晨起视篆,篆箧已空。心疑县令所为,而不敢发,因称疾不视事。海忠介时为教谕,往候御史。御史闻海有吏才,密诉之。海教御史夜半于厨中发火,火光烛天,郡属赴救。御史持篆箧授县尹,他官各有所护。及火灭,县令上篆箧,则符在矣。(《古今谈概·谲知部第二十一》)[xx]
况钟知苏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请署,钟顾左右,问吏。吏所欲行止辄听。吏乃大喜,谓太守愚。阅月,集诸吏,诘之曰:“某事应行,若故止我;某事不应行,若故诱我行。是皆有贿。”缚诸吏投庭下。诸吏大惧,谓太守神明。(《明语林》卷三《政事》)[xxi]
海瑞与况钟,堪称中国古代智慧官员两大王牌。此举二例,可见一斑。另如《琅琊漫钞》所写明正统时翻译官吴官童出使蒙古也先部,左右逢源,曲尽周折,最大限度维护朝廷利益;《何氏语林》卷六《政事》写胡长儒使用心理战术,迫使盗窃者现身等,均属此类。
作为体现士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轶事小说中还有很多文人雅士生活故事。如《青泥莲花记》中《王朝云》《琴操》记载苏轼身边两位妓女故事,《古今谭概·佻达部第十一》记载明代吴中才子唐寅和祝允明轶闻雅事等等,不胜枚举。

(三)明清轶事小说中市民文化题材描写

与前代相比,明清轶事小说一个重要变化和亮点就是受到市民文化潮流的影响和冲击。这一特点在传统世说体小说与杂记体轶事小说中已经有明显呈现,而在杂俎和传奇集和部分文集中的轶事小说故事,表现尤为突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市民文化题材与明清两代的白话通俗小说,特别是拟话本小说之间具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和互通。很多轶事小说故事成为拟话本小说和戏曲的题材来源,成为明清时期传统的士人文化文体样式与新兴的市民文化对接互融,在为新兴的市民文化输送题材营养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生命力。
明清轶事小说中市民文化题材最抢眼亮点就是对于市民阶层婚姻恋爱生活的描写反映。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在市民文化的思想先行者李贽倡导推动下,不仅市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得到关注,而且反映市民阶层生活也成为当时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新变。这个历史转变本身也成为轶事小说描述记录的作品:
汤临川创为《牡丹亭》。张新建相国语之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也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张无以应。(《玉剑尊闻·规箴》)[xxii]
走出“濂洛关闽”(理学名家代表),投身于“碧箫红牙队间”,正是市民文化取代士人文化成为文化舞台主流的形象描绘。如同拉开市民文化舞台的开场帷幕,一幕幕市民文化大戏便接连登台上演。
市民文化最突出抢眼的题材是市民阶层对自由婚姻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于宋代以来理学思想逐渐被演绎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封建纲常观念成为限制男女交往恋爱的桎梏障碍,成为市民阶层深恶痛绝的人性之敌。如同戴震所论:“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所以,轶事小说作者几乎是完全站在市民阶层立场,用诸多笔墨勾画一幕幕张扬自由爱情婚姻观念场景。《明世说新语》“嫁株儒”条,写刘氏女由于父母包办婚姻,被迫嫁给一个一个不具备男子能力的侏儒,刘氏当然不满于自己的命运,然而当家里人准备让她再嫁时,却遭到她拒绝。因为她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她的潜台词是:不废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规范,就不会有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彻底解放。《耳邮》“小家女”条,写一个自幼被许嫁给人的女子,父母死后跟哥哥生活。当她听说自己未来的丈夫堕落以后,决心解除这个婚约。她把自己做工积攒的钱交给哥哥,让他赎回自己的婚书。岂料被浮浪子弟的哥哥的假婚书所骗。女子信以为真便托媒与王某结婚后,却被原聘夫却告到官府,官府将女子仍然判给了原聘夫。这个女子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她个人的力量过于单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在封建政权的保护下,象一张巨大的法网,使她插翅难飞。故事结束时作者说:“以律以礼固应尔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则可卜矣”。既然女子的未来是不幸的,那么把她置于这种境地的“律”、“礼”,就值得怀疑其存在价值了。这表现了作者的思索精神,也是他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所在。同书“阿胜妻”条。写一个海外行商者阿胜,要在国内找配偶,阿胜对女家索重聘极为不满,断绝了关系,重赴外国。某女却因此对阿胜产生好感,竟然一人远涉重洋,在美国旧金山找到了阿胜,两人成就了婚姻。这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挑战,也是对买卖婚姻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阿胜所说的“礼”,已远非封建旧礼教所能容纳而是賦与了新的内涵。
明清轶事小说表现婚姻爱情题材最精彩的部分是篇幅较长,市民色彩较重的传奇体轶事作品。其中很多明清时期的小说名篇,为文学史的重要篇什。如《九籥集》卷五《负情侬传》本篇描写李生辜负妓女杜十娘一片痴情,听信谗言,欲将十娘卖给新安人;杜十娘于交割之时怒沉价值连城宝物后投江而死,赞颂杜十娘用生命捍卫女子人格尊严壮举,令人震撼。即为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最早故事源头,而本篇采用文言书写,情采俱佳,与话本小说笔法又有不同风味,堪称相得益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类似题材还有《道听途说》卷四《姚崇恺》篇写妓女曹翠之先后被姚崇恺和程三官两个男子所负,与此事件相关两位女子一位入狱处死,一位削发为尼。故事表现女子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和努力,但无法挣脱社会的巨网羁绊束缚的社会现实。又如《耳谈》卷一《武骑尉金三》以金三为舟人毁盟退聘,后骤富又重与舟女结合的故事,指责舟人背信弃义,歌颂金三与舟女的忠贞爱情。冯梦龙据以铺演为《警世通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觚賸》正编卷三《吴觚》“睐娘”篇写睐娘爱情悲剧故事,内容裂人肝胆,催人泪下,更由于作者笔府功力之不凡,是轶事小说中难得之上乘之作。《梦厂杂著》卷十《潮嘉风月·郭十娘》描写金柳南与妓女郭十娘的真挚爱情,凄婉欲绝,催人泪下,而情采斐然,颇有唐人小说风韵。《柳崖外编》卷一“巧巧”篇写浦四郎与巧巧两情相悦,但因两家门第相差悬殊,巧巧父母将其许配他人,巧巧得伤寒而死。故事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男女自由婚姻爱情的严重桎梏,比较深刻。
在众多明清轶事小说中婚姻爱情题材故事中,有些开始对这个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多方位的多种思考,表现出市民阶层对此类问题体验和认识的深入。其中有些故事开始重新思考家庭夫妻关系中的贞洁问题。如《九籥别集》卷二《珠衫》篇以楚中贾人常年在外,其妻空房难守,遂有苟合之事,并因此产生家庭婚姻悲欢之变事,对商妇之难有所同情,对传统贞节观念也有所冲击。有的则在复杂的社会男女关系中重新定位正确夫妻关系。如《耳谈》卷一《某孝廉》篇为明清以来江湖歹人常用的仙人跳故事。但与同类仙人跳故事相比,本篇仙人跳女主角有自己的命运追求。当她在仙人跳剧情按预设行进过程中发现受害者为可靠之人后,毅然背叛与自己合谋的丈夫,选择与受害者私奔,很有主见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欲望。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正文即据此篇铺演。另明沈璟有《博笑》传奇,本事亦出此篇(见《远山堂曲品》)。
侠义题材也是明清轶事小说中市民阶层观念意识的重要部分。侠义题材的社会文化基础来自于市民阶层对于社会上善恶是非失衡而希望采取的主动纠正愿望,并由此派生对于武功侠义精神的崇尚。其中有的通过侠义故事张扬惩恶扬善的正义精神。《耳谈》卷四《蔡指挥女》通过蔡指挥女忍辱为父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坚毅而富有心计的女性形象。冯梦龙将此事铺衍为《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有的借侠义故事阐释某些生活哲理。《九籥别集》卷二《刘东山》篇通过捕盗人刘东山口出狂言,遭到无名少年严厉教训的故事,说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本文描写曲折紧张,动人心魄。李渔《笠翁一家言·秦淮健儿传》(又见收《虞初新志》卷五),俱本此。凌濛初又据以演成《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踪奇村酒肆》。有的则为比武者搭台唱戏。《客窗闲话》卷三《某驾长》篇写小舟舵手以非凡勇力震慑互不服气,打算一比高下的医者王和寺僧,彰显勇武阳刚之气。《客窗闲话》卷三《白安人》篇写普通女子白安人随夫赴任航运途中遇巨盗,智勇退敌,令人刮目相看;故事结尾写当年被击盗首与丈夫钟俊成为莫逆而相见,更具奇妙之效。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的原因,公案题材也是市民阶层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公案题材的社会基础与侠义题材相关。侠义故事希望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非官方途径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而公案故事则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清官。有的公案故事揭露封建司法的窳败。如《古今谈概·杂志部第三十六》“醉殴奇祸”篇通过官员主观臆断和大加箠楚,使士兵屈打成招,造成醉汉冤死,士兵作死的故事,揭露封建官吏断案的弊端。又如《道听途说》卷二《卢裁缝》篇写淫荡女子陈氏伙同奸夫杀害丈夫卢裁缝后,双双逍遥法外,案情真相不白,多人冤死,反映当时官府草菅人命的腐败现实。有的则赞美清官断案的能力。《古今谈概·颜甲部第十八》“聂以道断钞”篇写有某人在拾得十五金处等候失主,失主却诬说丢失三十金,邑宰聂以道则将十五金断给拾金者,惩恶扬善,大快人心。《道听途说》卷一《祝蔼》篇写祝蔼为维持与项女长久私情,经周密设计,助邻里宋五娶项后将其杀害。不想被邑宰采用逻辑推理加心理分析找出案情要害,使真相大白。可供司法刑侦工作参考,其情节设计随逻辑推理分析步步深入,能引人入胜。
除了以上题材,明清轶事小说中还有很多明清两代市民阶层脍炙人口的名人轶事,除前面已经列举者外,还有吴三桂与陈圆圆,钱谦益与柳如是,乾隆与纪晓岚,乾隆与香妃,洪钧、瓦德西与赛金花等等。这些故事是了解明清社会文化的重要素材,限于篇幅,不再胪列。

[i]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27页。
[ii]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0页。
[iii] 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本,第328页。
[iv]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5页。
[v]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6页。
[vi]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0页。
[vii] 清同治十三年(1874)元和祝氏刊本。
[viii]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99页。
[ix]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华亭何氏翻经堂刊本。
[x] 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本,第279页。
[xi] 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本,第44页。
[xii]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说郛三种》本《续说郛》,第1011页。
[xiii]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7页。
[xiv]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53页。
[xv] 黄山书社1999年陆林校点本,第47页。
[xvi] 黄山书社1999年陆林校点本,第46-47页。
[xvii]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说郛三种》本《续说郛》,第1111页。
[xviii]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183-184页。
[xix] 《清人说荟》第二集。
[xx]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卜维义、吴涤尘校点本《笑史》(《古今谈概》异名),第284页。
[xxi] 黄山书社1999年陆林校点本,第35页。

[xxii]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赐麟堂刻本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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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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