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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投入了被人认为不起眼的幼儿文学创作，同时也开始阅读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文章。我从《儿童文学研究》等刊物中，读到了陈老在1962年写的《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其中写道：“儿童文学是文学部门中薄弱的一环！而幼童文学又是儿童文学中薄弱的一环！”一句话用了两个感叹号，足见陈老对幼儿文学的关切和重视。
我又读了他写的《幼儿文学漫谈》一文。陈老说：“幼儿文学作品虽是寥寥数十字、数百字，似乎可以挥笔一气呵成，实际上比三四千字的少年文学作品还难写。前者的构思工夫，它的艰巨性超越了后者，要求字字精当，篇幅不枝不蔓。……整篇情节的生动，兴趣的浓郁，知识性的深浓浅淡，配合得恰如其分，又需匠心独运。”陈老特别强调：“千万不能因为给小儿看的作品而等闲视之；相反的，要加倍重视，加倍提携，这是整个文学事业的基础与起点。”
这些话，坚定了我为幼儿写作的信心和决心。说实在，我那时虽然写了一些幼儿文学作品，但是对这个文学样式还只是一知半解，更没有想到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以后才逐渐有了体会。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我不断地学习和摸索，在全国以及海外儿童报刊发表了数百篇作品，有不少作品被选入各种选本，并获得多种奖项。我创作的幼儿童话《牛奶将军》荣幸地被评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上海1986年优秀作品”，即第六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上，我紧紧握着陈老的双手，只是激动地说了一句：“谢谢陈老！”
1992年5月的一天，画家张中良应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之邀，主编一套大型幼儿故事系列丛书《小太阳》，想邀请陈老任该丛书的顾问。我和程逸汝作为编委成员，随同张中良和出版社责任编辑江帆一起到瑞金二路26号陈老家。我终于能坐在陈老一旁，倾听他对丛书编辑出版的想法和建议。为了不多打扰他老人家，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中良带着照相机，我们就到院子里和陈老一起合影留念。陈老坐在椅子上，我们四人站在他身后，是请陈师母按的快门。我们还一一和陈老合影，陈老显得很高兴。
同年9月24日，天津《启蒙》杂志编辑缪启明同志来信，告诉我一个喜讯：我发表于《启蒙》的一篇科学童话《小鼹鼠挖地道》（1991年一月号）荣获了“第十一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缪启明又来电话，由她转寄我三百元奖金，要我写一张收条送到陈老家去。又说，您的作品是陈老亲自选中的，可能他把您当作天津的作者了。我想也是，陈老年岁那么高，接触的人又那么多，虽然几个月前我和张中良等去拜望过他，他不一定都记得住。两次获得陈老的奖，我心里确实很不平静。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打电话和陈老约好，去他家送奖金收条并领取获奖证书。就这样，我第二次跨进陈老家，并受到陈老和陈师母的热情接待。陈师母端来一杯凉茶，又捧来一盘切好的西瓜。陈老知道我是上海的作者，他笑了起来，风趣地说：“让你的奖金去天津兜了个圈子。”他拿了一本获奖证书，随即握着钢笔写下几行端正、清秀的字——野军创作的童话《小鼹鼠挖地道》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此证明。但在日期一行他填写的是“1993年6月1日”，显然是提前给我发奖了。可是，他手头没有“陈伯吹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的章，就用他的名章盖上了。我把上次的获奖证书也带了，因为那本证书也没盖章，陈老也盖上了他的名章。我欣喜地想，这可是两本有着特殊意义的获奖证书啊！接着，陈老亲切地和我交谈起来，他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创作情况，说：“你在工厂工作，从事儿童文学业余创作很不容易，给低幼儿童写作更难，要坚持下去。”
我向陈老介绍了上海的一些幼儿文学作者，他们和我一样来自学校和工厂，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给低幼儿童写作，在幼儿文学这片园地默默地耕耘着。陈老说：“上海的幼儿文学作品在全国影响很大，是和你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可惜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
这天，陈老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我才告别。他还送我到门口。这次会见，使我对陈老有了更加亲切的感受，他那和蔼的面容和随和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深深地感到：陈老对我说的一席话，不仅仅是对我，而是对上海所有幼儿文学作者的勉励和期望。陈老不仅自己写了不少幼儿文学作品，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幼儿文学的论述文章。他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每届都有幼儿文学作品入选，有多篇幼儿文学作品还获得了大奖。实现了他老人家对幼儿文学“加倍重视，加倍提携”心愿。
那年年底，我惊喜地收到了陈老寄来的新年贺卡，上面写着几行清秀的小字：“野军同志，新年快乐！陈伯吹1992.12.28
1997年11月6日，陈伯吹先生逝世了，可是他的精神永在。我总觉得仍然有一双大手在扶持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幼儿文学。我又仿佛听见陈老的一声声“呼吁”：“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步在于幼儿文学。”
我默默地说：“谢谢陈老！任凭风吹浪打，道路坎坷曲折，中国的幼儿文学一定会以更坚定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