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真性情·读《孔子》
2020-08-10 06:24阅读：
——读井上靖《孔子》一书有感
我不能确定这是一部小说，还是关于《论语》经典的解读。但文本的体裁不是我关心的，能让我在开卷之后一直牵挂着总想一鼓作气地读完，就足以体现这部著作的魅力了。
井上靖在这部《孔子》中虚构了一位当年随从孔子周游列国的仆役，名叫蔫姜。蔫姜原是蔡国人，春秋末期，因蔡国卷入楚、吴两个大国争霸的漩涡之中而被这两个国家侵略瓜分，于是被迫离开家园找寻生路。蔫姜在葵丘时，邂逅周游到此的孔子车队并被雇为杂役，此后一路跟随孔子去往宋国、陈国，在陈国滞留三年，又前往楚地负函，后返回卫国、鲁国，一直伴侍孔子左右，直至孔子去世。守丧三年后，移居鲁国山野，做了一名隐士。
本书以步入暮年的蔫姜在隐居之所，召集研读孔学的学子，讲述当年经历与感怀，重走当年的周游之路为线索，阐述了孔子的为人之道、孔子的思想以及孔子的理想与愿望。本书给读者描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孔子形象，在阅读的过程中，孔子仿佛就栩栩如生的在读者的眼前，正循循善诱地引导着他的每一个学子。那和谐的画面、那思维的激荡，让人怦人心动。
一、周游列国中的孔子
要从今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去
推测25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留存下来的东西太少，虽然有了文字，但要记录在竹简上，刻写和查阅都非常不容易，所以文字本身也非常精炼。井上靖的这本著作，努力还原《左传》《论语》所载的精炼文字的背后生活细节和人的七情六欲，向读者刻画了一个充满着真性情的孔子的形象。
春秋末期，鲁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之中。对外，齐国、吴国等诸侯国相继对鲁施以霸权，要求鲁国臣服；而在国内，最大的内患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三桓强权，他们的强势足以胁主，鲁国的国君的权力反倒是日显衰微。
公元前500年，52岁的孔子辅佐鲁定公参加齐鲁两国的夹谷会盟，因为有优异的表现，被推举为大司寇，掌管刑讼大权。齐景公对孔子非常忌惮，总想着要设一个局，逼着孔子离开鲁国，好实现他们控制鲁国的目标。而在国内，孔子对三桓专权的现象非常反感，意图恢复宫廷正统的治世，为此采取了若干强硬措施，强行拆毁三桓氏三座都城中的两座。但功亏一篑，孔子遂失去为政者的资格。由于齐国和三桓的内外勾结，以及三桓的施压，孔子在几近被放逐的情况下离开故土鲁国，前往卫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中原列国之旅。
孔子一直想找到一个“明君”，能接纳他以仁治国的理念，但现实是如此的残酷，让他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各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上。卫灵公喜欢孔子，但又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不愿意重用孔子，在加上卫灵公极其风骚的夫人南子对他的挑逗，让孔子不得不离开卫国，再寻他主。从宋国、郑国到陈国，在陈国居住了三年之后再回到卫国，孔子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想北渡黄河到晋国去，奈何在黄河岸边听到了晋国政变，只能调头再觅明君。后来，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楚国被孔子相中，奈何孔子滞留负函四年都未等到楚昭王的召见，最后等来的是楚昭王暴毙的消息。在负函迎回楚昭王遗体之后，孔子决定将他的执政的念头放下，选择回归鲁国继续自己的教育事业。
在这本书中，井上靖借着蔫姜之口提出了孔子在负函盘桓四年的另外一种设想，认为孔子或许并非是为了自己而逗留在此，而是希望将各具良才的三位门生子路、颜回、子贡推荐给楚昭王，假借昭王之力将彼等推上中原这片终年战乱的广阔逐鹿围场，让彼等各自得施所专，一展长才。孔子必定认为，如能人尽其才地善用此三人，必能成为左右天下的一股强势。而天下虽大，放眼九州，肯于接受此三人，且加以礼遇重用者，也唯有楚昭王一人。
葵丘是蔫姜和孔子师徒相遇之地，也是齐国作为霸主与其他诸侯国的结盟地。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曾两次在葵丘与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相会结盟。规定不可里壅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不可改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要尊贤育才；不让士世袭官职；同盟国都要言归于好等。之后近200年的时间，虽然依旧战火纷乱，但诸侯们均遵守葵丘之约，不动用黄河之水去淹没下游的敌国，这让孔子倍感欣慰。想想看，后人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提升境界的。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被人接济生活很舒适的时候，也有颠沛流离、险些饿死路边的时刻，无论在何种生活环境下，孔子都表现出了一种淡定的心态。旅途中，一行人常常会在遗弃错落的漏屋里过宿。蔫姜讲述的自己印象深刻的一幕：面对惊雷闪电、狂风骤雨，孔子会率领它的弟子们在院落边向外的一侧，静静盘坐。孔子如此训导弟子：惊雷暴雨乃是天怒之表现，作为凡人须静听天怒，待其怒气消散后，恢复宁静。
在几位弟子身心疲惫、感到难以难受旅途的艰辛和饥饿之苦时，孔子的一席话，往往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能，让他们精神振奋、信心倍争。子路说话率直、粗莽，曾多次对孔子加以指责，或反对孔子的观点和行为，对此，孔子要么自嘲、要么辩论、要么发誓。孔子最为钟爱的弟子，应该就是子路。子路太不把命当命，随时可以赴死，实在叫人放心不下，不得不随时关照他。子贡夸赞孔子“温良恭谦让”，用真诚温和的态度赢得了他人的尊敬和信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以诚待人、教学相长、共同提升，就不可能会有《论语》的存在。
孔子一行周游列国十四年得以全身回到鲁国，实在是因为同行的有子贡。如果没有子贡的随行，则无论是孔子还是子路、颜回，都将非常凄惨，旅途之中必定处处皆无居身之所，流落郊野，也必定饱受饥饿之苦。是否能安全回到鲁国，都很难说。
在一行人东游西走之际，只有子贡在遣人经商，往返列国之间从事大笔交易。他通过经商赚取了相应的盘缠和物资，为他们师徒一行的衣食住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孔子仙逝之后，子贡为先师举行了当时来说几难想象的盛大葬礼，且又安排了之后三年多达七十人服丧的生计。这该是极大的一笔开销，似也悉由子贡筹措。
二、仁——孔子的核心思想
孔子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四个字上：学、仁、道、礼。《论语》的首篇，主要就是对孔子核心思想的阐述，就是围绕上述四个字而开展的讨论。而后的各篇则是对这些核心思想的进一步讨论。这其中，学、道、礼相对比较好理解，比较难以琢磨的是“仁”。本书的作者为此做了一番努力。
在《论语》中，“学”共出现过56次，而“仁”则出现过95次，可见孔子及其子弟对“仁”的重视。“仁”为什么难以理解？因为孔子虽然频繁地讲“仁”，但多强调的是人要有“仁之心”，做事要讲究“仁之道”，但他只是描述了不同的情景中具体的仁的行为和表现，没有给“仁”下过定义。
对于“仁”，历来诸家的解释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仁”就是做人；其二，“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其三，“仁”就是爱，是一种超越了人的普通情感而上升为道德层面的大仁大爱。相比较而言，井上靖更突出从第二个方面对“仁”加以理解，并兼顾其他两方面。
“仁”字以“人”字旁配以“二”字，显然指向的是人和人所组成的集体成员所应该具有的态度和行为。在氏族社会，“仁”是针对血缘集团内部的成员而言的，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敬爱态度，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后来逐渐从具有家族性、地域性的美德转变成具有人类型、普遍性的美德。
在孔子这里，他已经把原本仅仅针对氏族社会的“仁”推广到了针对大众的“仁”了，强调无论是原本在一起的朝夕相处，还是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甚至是人和人在旅途之中的偶然相遇，只要人与人想见，彼此之间随即产生二人务必遵循的一种近乎约定的信守，此即“仁”。换言之，就是“体谅”，亦即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事情。
根据《论语》中的相关描述，“仁”似乎有大小两种，分别是针对不同的群体而言的。
对平民而言，“仁”就是互谅互助的为人之道，是使得所有世人皆能自在度日的人与人之间的体恤。特别是在列强争霸、民不聊生的乱世，人与人只有抱持互相体恤的爱心，彼此互助，相扶相持，才能共度此一滔滔乱世，也才能让芸芸众生都能感到“不枉走此一遭”。
同样为“仁”，身居高位者，应该不仅止于将体恤之心施其邻人，还须经国治世，弘扬而灵活地用于天下。对仁人志士，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对那些足以改变时世的志士仁人而言，“仁”的体现就是不至于为了保全生命而牺牲仁德，反倒为了行仁而不惜舍生。
无论是支撑人世的“大仁”抑或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这种“小仁”，其核心都是对世人的关爱，以及生而为人该有的真诚。
在那个礼乐崩塌、战乱频繁的年代，孔子始终希望世人通过践行“仁”，而换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来实现太平盛世。虽然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但“仁”这一重要的思想却传承到了今天，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三、孔子的天命观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这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也是令人绝望的。但孔子似乎从不知绝望为何物，他始终极其冷静，无论在何时都不有失自持。这种在任何时候无不禀持的那份冷静，应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非凡之质。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的“五十而知天命”或许可以做出解释。孔子在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清楚地自觉到从身边逐步改善此一滔滔乱世，乃是上天赋予的差遣，并重新课予自己这个使命。于是，孔子决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天所赋予的使命，且一步一步踏实地走过来。但中途却不止一次，被逼的不能不感叹“命也”，这正是天命。
孔子领悟到：其一，自己所为的事功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既然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理所当然会全力以赴，与是否成功并不相干。其二，既然此项事功置于上天严谨的天道运行之中，就无法期望事事顺利，随时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道得以在世间遂行既是天命，反之，道废而天下大乱也是天命，人力对此莫可奈何。人欲仰仗一己之力，惊天动地，或者自以为能改变天下，那是非分之想。充其量只能在强大的天命驱使之下，顺应天，由天给予支助，或者逆之而争斗一番，如是而已。
有些人多从消极的方面看待孔子的天命观，其实这其中也蕴含着很多积极的意义。首先，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能总是“逆来顺受”，与宿命的心态面对一切。要善于打破束缚自己思想的牢笼，通过努力去改变自己，为着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其次，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依循规律而行。航天器的发射需要找寻发射窗口期，人的学习和生活需要劳逸结合，无论是宏大的科学探索项目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有其内在的规律，这些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自然规律面前，孔子有时很无奈。面对滔滔汝水孔子的“逝者如斯夫”，面对冉耕病重的“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面对颜回去世的“天丧予！天丧予”地痛苦呐喊，孔子知天命，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愈加智慧通达。其三，“天命”具有天道德行的意蕴，在民众心目中是无比高尚的，是是非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标准。“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是宋国的大司马，预谋杀害孔子，孔子却说我是上天派来弘扬正道的，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自始至终认为弘道复礼就是上天赋予孔子的使命，这个“天命”让他觉得异常神圣。在这里，上天是具有人格化的意志，体现出无穷的道德力量。
孔子五十岁前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命之道——建造一个安和乐利的大同世界，让人人都能自觉不枉生而为人。但实现礼制和大同的理想，必须从政，为君主所用。所以连鲁国叛臣公山弗扰来召孔子，孔子都准备去，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用我，我或许能在东方复兴周道，建起一个东周王朝。可惜的是，他身处诸侯纷战、争雄天下的乱世，那些君王更崇尚武力，而非德治，所以他一再地遭排挤、冷落，甚至被追杀。有时天降命于人，似乎只是播下了一粒种子，种子发芽成长全靠其自身作为、奋力成长，天不会再给予其他的帮助，不仅如此，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障碍阻挡在前。孔子五十知天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周游途中，一再发出“命矣”、“命矣”的感叹，到六十而耳顺，视生命中一切不如愿为自然。及至七十，懂得不假权贵，做自己所能决定并力所能及之事，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练身心的过程。
《孔子》
[日]井上靖/著
刘慕沙/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