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平说春秋34.(齐国)平说管仲

2019-07-10 11:14阅读:

听书:http://www.ximalaya.com/manage_album/9328566

可以看出,管仲的思想基本是法家的。以后的法家或多或少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
在春秋初期,齐国首先称霸也不是偶然的。这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来。其他诸侯国,做官的,尤其是做大官的基本都是公族或卿族,也就是说不是国君的近亲,就是国君的远亲或姻亲,下层的士人是没有机会的。无论是宋国、鲁国、还是卫国、郑国都是这样。
下层的士基进入上层,这不符合礼仪。我们不能说国君的亲戚们没有能人,但这基本上缩小了大臣选择的范围,塘子就这么大,能有多少大鱼。塘子就这么大,又不吸收外来的水源,很难有新鲜的血液与思想注入,因此,越来越沉腐,越来越没有朝气。因此,曾经进步的周王朝退潮了。
从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进行改革的国家都进步了,而凡是不进行改革的国家都衰弱了,宋国、鲁国、卫国在分封时都是大国、重要的国家,但没有改革最后都被超越,被边缘化成小国,最终被吞并。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所推崇的周礼的东西是不适合霸业的,也不能强国。
儒家的东西比较适合治国,给人头脑中植入等级规矩礼仪,让人从思想观念上内化忠君尊君、牢固地树立等级观念,然后按照自己的等级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角色去演,这个戏一定能演下去。如果每个社会角色都按照自己的行为规范去做动作,这个社会也一定是和谐的。所以儒家的学说很适合建立秩序了。而秩序是或应该是社会常态,因此,儒家的学说得以长盛不衰。
但是国家总是会遇乱世的,国家最终是需要强大的,尤其是在受到外界干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家的东西,所谓变法图强。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样,固守周礼的,大国变弱了,弱国被吞并了。如宋鲁卫。而变法的,弱国变大了,大国变强了。如秦楚燕、韩赵魏。所以,以后的中国人懂得了儒法的两面,是内儒外法也好,是内法外儒也好,总之是需要儒法并用,所谓两条腿走路。
实际上今天也是这样。虽然今天的依法治国与法家的理念是两个体系、两种概念,但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还是需要强调以德治国。
法治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尤其是玩市场经济,根本离不开法治。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的经济,这是对的。但一些人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继续,学习了西方的法律制度,然后就以为,只要有健全
的法制,法律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法治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迊刃而解。所以很多时候,一出问题,法制不健全,法不到位成了一句脱词。
法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人的行为又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的,因此,法永远是滞后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法既然是带有强制力的约束,那么它就一定要受到限制,所以法只是社会秩序所能容忍的底线,而不是做人做事的底线。如果以不违法作为 做人做事的底线,社会的乱象就出现了。
抬高法的底线,所谓乱世用峻法,滥用法律,人权必然受到践踏。人的尊严,人的幸福无从谈起。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想想用其他办法呢?
西方人在法律之外有宗教。基督教给每一个教徒置入了原罪说。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原本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但是由于蛇的挑唆,偷吃了树上的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不是一般的苹果,而是智慧果。吃了智慧果,亚当和夏娃作为 人的各种贪欲被激发,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了男女关系,并且搞了男女关系,于是搞出他们二人之外的新人,就有了新人类的诞生。人的出生实际上是罪恶的结果。这就是人的原罪。这种原罪一代传一代,每一个新生的人类都带有无法洗脱的罪行。
人一出生就有罪,这个罪还无法洗脱,那么人还怎么活?
上帝虽然消除了教唆人犯罪的蛇的四足,却宽恕了人类。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人在此后的生活中,必须不断地赎罪。要赎罪就要不断地做好事,做善事,就要心中有上帝,赞美感念上帝,把上帝的要求作为 自己的信条。要随时随地地向上帝汇报自己的思想,尤其做了坏事更就要向上帝忏悔,请求神的宽恕,以此达到自己心灵的解脱,最后通过不断地积累善行,争取在末日审判即死后能进天堂而不下地狱。
某种程度上讲,人的原罪就是个人主义环境下无法控制的人的贪婪与欲望,人要限制与控制这种欲望,才有望进入天堂。这种信仰成为西方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没有上帝的宗教信仰,却有祖先崇拜。
中国人没有原罪。但中国人一出生却有“原债”。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祖先的恩泽与父母身体力行的结果。祖先把生命与土地财富传递下来,父母为了养育子女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因此,中国人一出生就欠下了父母祖先的恩情债。与西方人终其一生洗脱罪名不同,中国人终其一生要报恩父母,光宗耀祖,光耀门庭,让父母脸上有光。
这是中国人一生的追求。
而要家门荣耀,远离耻辱,就形成了荣辱观,形成了外国人不懂,而中国人极端看重的脸面。趋荣避耻成为指导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标准与依据。
崇拜祖先,感恩祖先就要延续祖先的基业,而延续祖先的基业,首先需要待续生命,因此,中国的家庭非常重视传承——生命与传统的传承。这就有了祭祀祖先、孝顺父母的观念。在这个核心观念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理念,概括起来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个方面是做人的八个支柱,有了这八个支柱,人就能站得直、行得正,做人做事稳稳当当。而没有这八个支柱,人就会有缺陷。这八个方面也称之为八端。忘八端,就是忘记了做人的准则,就是非人类,因此,忘八端就成为批评人最为严重的词汇之一。但后来,忘八端变成了“王八蛋”,一个有价值判断、很文化的词最后成为一句有些粗俗的骂人的话。真是有辱斯文!
这八端中,忠孝仁爱是核心,礼义廉耻是基本,其中,耻是做人的基本。耻就是人的脸,人要是不要脸了,那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所谓人没脸树没皮,百方难治。因此,知耻历来是中国人做人的底线。过去(但愿今天也是)在一些地方,“不要脸!”是骂人最重的话之一,轻易不能出口,否则是要出事的。你甚至可以想象后面的拳脚。
上面所说的就是传说中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
在耻感文化的社会,一个人不知耻,问题不大。但如果一个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多数人都不知耻不要脸,那么什么法律能治?
结论很明确,知耻应当成为我们社会做人的底线。
当然,这涉及荣辱观等多方面的问题。社会转型,荣辱观的混乱导致社会环境与秩序的混乱。这些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已经有点跑题了。
回到问题,知耻是儒家文化最有益的东西之一。因此,儒家文化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强国还是需要法家的东西。变法才能图强。
齐国之所以首先强大,与管仲有关。管仲做齐国国相本身,就是变法的结果。
在周代重要的诸侯国中,如果不是公子、公孙或卿子卿孙,想进入国家的高层、做国相几乎是不可能的。像管仲这样的没落的士人,怎么可能做国相?何况他的人格并不完美,好像还有点贪财,甚至他还有过被抓入监狱的不光彩的历史,这样的重大缺陷是不会被正人君子所看重的。而且按照礼制的规定,管仲是犯了规的。孔子批评管仲僭越了礼制的规定。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管仲:
1.“管仲之器小哉!”
2.“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
3.“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hào),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三归,今天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三归相传是三处藏钱币的府库。管氏有三归,是说“他有三处豪华的藏金府库。
也有人说,三归是娶三个国家姓氏不同的女人。古代妇女出嫁称之为归。”春秋时期,诸侯可以娶三个国家的女儿,姪娣从齐全。而大夫只能娶一妻二妾,不备姪娣。诸侯每娶一国之女,就要建筑高台,在高台之上迎娶夫人。娶一个国家的女儿,建一个高台,管仲就建有三归台。
还有“‘三归’就是三处公馆”、“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等等不同的说法,总的意思是管仲享受了诸侯才有的待遇,是僭越。僭越就是超越本分,就是本来地位在下、出身卑微的人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放在今天,也就是本来只能开奥拓车的人开上了奥迪。这在古代是不能容忍的。即使像管仲那样得到了授权。
除了三归,管仲家中有国君宫廷中才能有的陈设,比如,国君与国君会见时,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坫台,管仲你一个诸侯国的大臣,府邸中也设置坫台。
管仲聘用政府官员与家臣都是一人一职一事,太过浪费。
诸侯家中“树塞门”,所谓树塞门,就是诸侯家中的大门口要树一道墙,类似于后来的屏风或照壁,以隔绝门外,称之为“人君别内外,於门树屏以蔽之。”这种做法,后代许多人家都这么做,但在周代只有诸侯有权这么做,大臣只能布帘遮蔽,否则就是僭越。
管仲就是一个大臣,不用布帘而树塞门,因此,管仲罪过不小,虽然齐桓允许他这么做,但其他诸侯都看在眼里,不服在心里。
如此行为,难怪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仪。甚至用了“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样的问句。
但是孔子对管仲的批评不止于此,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 ”认为以当时齐国国力和管仲的智慧与能力,只满足于霸业的成就,而没创建王道的事业,他的器量实在是太小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实际上,这句话含有肯定管仲才能和功绩(只是做得不足)的意思,是正面的批评,因此,孔子最终在大方面还是肯定了管仲,说: “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我就被异族统治,象他们一样披散着头发,穿大襟开在左边的衣服了。古代上衣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即左边那片包住右边那片。领子的样子看起来像字母y的形状。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
看来,霸业也有其好处,而管仲一生的成就就是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因此,康有为说他是周公之后第一人,是当时的俾斯麦。
俾斯麦(1815-1898),康有为(1858.-1927.)时代,德国的铁血宰相。
那么康有为这样说有道理吗?
摘自博主专著《鉴往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