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具體路徑》一文中，考證了金文“邑”：“邑字在文獻史上多轉成會意字，作阝，凡在部落土地上進到國家的成立，便在部落的原名上加阝字。甚至在金文中還有國字的變形，也加邑旁……”如鄭國、郯國、邢國、莒國、鄧國、鄂國、許國、鄫國、邾國等等。據侯先生研究：“這些國家都是在‘邑’的經濟形態上成立起來，並且‘作邑’都是就原來的部落的圖騰上面開始，奠、鼄、噩……萊是一望可知其圖騰的形狀的。”事實上這類以原部落名或者地名加“邑（右耳）”形成的方國名稱在西周還有很多，但是通過分析這些方國名稱的獨特的命名方式，我們可以基本確定在這些名稱中，“邑”表示的是各方國的城邑，即領地。而原先的部落名或者地名已經在造字過程中退化為一個聲符。就是說人們在論及鄭國、郯國、邢國、鄧國、鄂國、許國、鄫國、邾國這些方國的時候，已經不再思想這些圖騰，或部落名，或地名的本義。這裡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已經呼之欲出。這些方國名稱中的奠、炎、井、噩、曾、鼄等原先的意符兼聲符的造字符號，其中的意符功能已經明顯地退化，剩下的只是其作為聲符所起的注音作用。
我在研究甲骨文時發現，甲骨文也有這種情況，但是其中的聲符同時兼有意符的作用，這兩種作用同時存在，並行不悖。將西周和殷商的兩中造字現象進行對比是一件很有啓發性的事情：
甲骨文中的河流名稱常用：水部首+意符兼聲符的造字方法來造字。例如滳水
我在研究甲骨文時發現，甲骨文也有這種情況，但是其中的聲符同時兼有意符的作用，這兩種作用同時存在，並行不悖。將西周和殷商的兩中造字現象進行對比是一件很有啓發性的事情：
甲骨文中的河流名稱常用：水部首+意符兼聲符的造字方法來造字。例如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