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699号严家花园
2014-05-19 16:21阅读：
愚园路699号位于镇宁路口，二侧长长的围墙和林荫蔽日，郁郁苍苍，将这里的洋房建筑遮挡得不露真容，仔细看来，围绕高墙内有个大花园，带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俏，这就是严家花园。
愚园路和镇宁路两侧长长的围墙和林荫蔽日，郁郁苍苍。
它是一幢假三层砖木结构的北欧独立式花园住宅，之所以给它冠以一个“大”字，是因为上海确实不容易找到还能够拥有占地八亩的花园的私宅。这所花园住宅面积约
541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5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约 4900平方米。
美丽的大宅子是由一名德国医生建于20世纪20年代，1940年被严家购买，严家老主人严裕棠在杨树浦与人合办大隆机器厂，后其长子严庆祥继承父业。这座独立式花园住宅，充溢着浓浓的北欧风情—北欧民族是欧洲大陆上昀为朴实的民族，自然和简约的态度始终主导着北欧建筑，展示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朴素地契合自然的色彩与造型，给予自然与文化之间以平衡健康。
2005年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4M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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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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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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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6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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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一说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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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蕴含北欧风格的大宅也就秉承了自然与简约的姿态：院落环境优美，仿若原始森林里生长的两棵百年参天大树，浓密的伞盖独自如林，花园假山、亭子、苗圃错落分布，让人如入佳境。建筑朴质利落，鹅卵石墙面大方简朴，机制平瓦陡坡屋面，南侧的阳台总能够灿烂你的笑靥。透亮的落地长窗，采光极好，高度角造就的长长的阴影与光线的敏感多变影响着建筑的空间形态。由光线开始的空间漫游是引人入胜的，光线塑造了蓬勃的生命感。东侧及北侧有入口，东侧设门廊，小轿车可直达门口。室内硬木地板、木扶手楼梯，还有石材、玻璃和铁艺等，都无一例外地保留北欧室内装饰风格常用的材质，具有一种原始的质感。
现一家国内大公司买下了这栋豪宅，经过精心装修，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现它的风采。
大宅的主人是中国百年商界巨子、上海大隆机器厂创始人严裕棠之长子严庆祥。他年轻时热心民主革命，曾拜孙中山为师，孙先生曾书“博爱”予他，严宅客厅内就曾悬挂着孙先生所书“博爱”和“后来居上”的手迹及宋庆龄亲笔签名照片。他十九岁就开始继承父业，把大隆建成国内罕见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并且多次慷慨捐款数百万元给文化体育事业和扶助贫苦。
他谈不上政治风云人物，但是当年也是跺跺脚就要塌了一片地的人：他针对厂里诸种积弊，按生产程序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使老厂焕发了新的光彩，那时候，他才十七岁。
他将大隆机器厂主要从事外轮修理转为研制农业机械，生产抽水机、脱粒机、碾米机等。后又组织技术人员根据进口样机，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小型简易拖拉机。
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他又把生产由农机转向纺织机器，吸取日本丰田布机和英、
美布机优点加以改进，制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布机、清花机、大小型打包机等。不久
,大隆机器厂研制棉织布机成功，进而又研制了十余种纺织机械。
他前后接手或合并了众多的纺织产业，成为拥有十七万枚纱锭、 2000台布机和
1000台工作母机的大型民营企业的主人，并先后创建中国实业社、裕苏银行、老万盛酱园、昆山振苏砖瓦厂等产业。
虽只是一个工商界人物，但他为人急公好义，尤其热心赞助民主革命，并深得章太炎、李根源、张一麟三位大师的赏识，还拥有章太炎、黄炎培的墨迹和徐悲鸿的画幅等。
1980年，高龄的严庆祥还念念不忘国家，将清代朱耷行书《酒德颂卷》、古代朝鲜青釉白花罐及明、清藏品等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81年，又将早年在苏州购置的古典名园“鹤园”捐献给国家。老先生晚年主编的《中国楷书大字典》，历经六年，
1985年由江苏省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获江苏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往事随风，严家花园当年曾经深宅紧鐁，外人难窥真容。而今虽历两朝政权更迭，此宅尚存于家人手中，在上海滩已属难得。在这所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较高的历史人文价值的宅院里，我们亲身融入山林织就的画面中，感受到那悠哉闲适的风情，优雅朴素而秩序井然。北欧的童话是驾着驯鹿的圣诞老人，是骑着白鹅旅行的尼尔斯，是在礁石上梳妆的美人鱼扬起的遐想。而严家花园的繁茂林木、细草如茵的大花园，也是生长在上海这块丰茂的土地上的北欧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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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严裕棠先生的后代既严庆祥侄孙女,旅居美国的严嘉慧女士描写了镇宁路405弄严家老屋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变迁，她二十二岁前住着的弄堂房子时已经是在海外游历多年之后，异国的许多地方反而让她想起上海，想起那个家。而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学习的时候，她居然在燕京图书馆的地下藏书库里读到关于她祖辈的文字，让她唏喣不已。她开始对弄堂的历史变化、空间布局和它所反映的家庭秩序、弄堂生活充满了好奇。一篇关于弄堂的课题论文便成了寻根的机会。她惊奇地发现，“镇宁路屋里厢”记录了一个上海家族的兴衰史，又是和十八世纪以来上海城市发展历程是相吻和的。
“镇宁路屋里厢”是一幢很普通的弄堂住宅，建于1936年。在这之前，她的祖先已在上海这个地方生活了近一百年了。上海原先作为小渔村的时候我的祖上居住在江西婺县（现为安徽省）。十九世纪中叶上海被迫开埠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移民潮水般地涌入。
家族第一代移民严惠章离乡背井，长途跋涉到上海追寻更好的生活，从此开始了严家和上海不可分割的关系。严家和同乡到上海后，就杂居在静安寺附近地带，因为同乡人都姓严，那里就称严家宅。估计严惠章当时是为有钱人家做花匠营生。
严惠章的儿子严介廷是1852年生在上海的，长大后在英商的自来水厂承包业务，后被提拔为中方经理，生活渐渐充裕起来，所以当他的儿子严裕棠出生后，家里已经有足够的钱请英语家教了。
........到1930年严裕棠已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实业家了。他由于曾用房地产抵押和租金缓解了大隆机器厂的金融危机，因此在上海大量投资房地产，包括商楼和住宅。在住宅方面，1949年之前弄堂住宅是上海唯一存在的住宅形态。“镇宁路屋里厢”就是严裕棠购买的房产之一。
老房子一共九幢连成一排，现在新楼盘都称“联排别墅”，其实别墅这种叫法并不贴切；但它也不是特别典型的弄堂建筑，因为没有传统弄堂的牌坊，而且又是一字排开（现门牌单号43--59），似乎更象英国的排屋。严裕棠有九个小孩，虽然老三和老五在襁褓中就夭折了，但中国的传统是保存序号的，所以这九幢数目的来由猜想就大约源于此吧。1936年建成后，先是出租给房客，一直到1942年严裕棠的孩子们才陆续从福凯森路（现武康路）的花园洋房搬出，带着各自的家眷和佣人来到这弄堂房子自立门户。
这九幢弄堂房子从外表看非常朴素，红砖墙青瓦顶，除了每户的门洞四围有一圈150毫米宽的混凝土雕花装饰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多余了。这样的简单，就是在那时，也略微有些寒酸，似乎和严裕棠这样的商业巨贾的小开们的身份不相称的。这也许正是严裕棠的初衷。上海当时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善，贫富分化严重，官场腐败，抢劫、绑票经常发生。古语说，树大招风，有许多富人为躲人耳目，故意将自己的住宅低调处理。我想，经历过两次绑架而侥幸逃脱的严裕棠在安置自己的儿女们时，不会不考虑安全问题的。再加上严裕棠家训极严，倡导生活俭朴，这样的安排，也不能不说是他教育子女的一番良苦用心。
家里过了一会儿清静日子，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抄家后，我家被迫挤到二楼居住。五户工人阶级家庭在政府怂恿下搬了进来。住宅的空间布置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适应多家庭居住的需求。小学的看门老头一家住在汽车间；起居室和餐厅之间加建了一堵墙，六口之家住进了原先的餐厅；一对年轻夫妇住起居室的凹室。这两家都可以进入花园——花园日后也浇成混凝土地面。三楼住五口之家；晒台上加建了两间混凝土房间，一间用作三楼的厨房，一间派给另一户三口之家。新的木楼梯把晒台上的房间与二楼的走道连接。
爷爷仍然住在二楼的主卧室。不管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他依旧是受尊敬的一家之长。我父亲已经成婚，父母亲住在朝北的卧室。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女儿的地位低于儿子，所以住在亭子间旁的米面间。亭子间，原先是储藏室，现在被用作餐厅，也是接待客人的客厅。卫浴设备基本上由二楼居民独用，但因为整个住宅只有一个浴缸，所以也可以说是整楼居民共用的。最多的时候老家住过二十七个人。一楼的厨房由一楼和二楼的居民共用，饭菜烧好后，我们爬楼梯将饭菜运到二楼的餐桌上。
即使在如此拥挤的状况下，我家和邻居保持着友善关系。居民层次的多样化使整幢住宅意趣盎然，尤其对我这个在文革中出生、红旗下长大的、对上海以前的生活一无所知的小孩来说，更是充满了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所谓的弄堂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仅体现在弄堂住宅里面，也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弄堂里。弄堂文化原指低级弄堂里的邻里关系，就如中国古谚所说：远亲不如近邻。弄堂里有叫卖食物、提供修补服务，还有女人们讨价还价的叽喳，有时也会有麻烦和争端。这种文化带给人强烈的地方色彩、安全感和温暖的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