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一统:汉武帝为何喜欢烧钱烧爆的泰山封禅

2017-09-10 12:26阅读:
文化大一统:汉武帝为何喜欢烧钱烧爆的泰山封禅
汉武帝是创造很多历史第一的猛人,比如说他在历史上以国家名义第一次进行全国范围征集图书,同时置写书官、立藏书策,广开搜书、献书之路,一时间“书积如丘山”,据说政府和皇家藏书室的藏书多达几万卷,可谓是琳琅满目,空前丰富,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为汉代教育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和研究条件,对太学和乡学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而且,汉武帝还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他能诗善赋,在他的时代直至昭宣中兴,也正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中华词赋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千古一帝李世民对唐诗的发展的作用相当。
基于汉武帝重用贤良文学之士、重视文化建设,那么他设立文化机构,罗致四方人才为其的“文化大一统”摇旗呐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乐府,也就是政府设立的音乐机构,这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机构,那些走街串巷搜集民歌、民词的人就是政府机构的文化专员(上世纪七十年代恍惚还有此类下乡做文化调查和采风的文化人员),由此形成的乐府诗,还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诗歌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
基于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被他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
东方朔和司马相如都是当时的文化名家,前文我们曾提到过“滑稽大师”、汉代有名的“小品王”东方朔。而司马相如大家更加不会陌生,他就是那位“私奔正主”、汉赋大家。甚至于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也在皇帝的罗致之列,可谓是牛皮哄哄、粒粒皆星,人才济济是也。
当然,这些文化名家,除了一些必要的插科打诨和不痛不痒的议论朝政,基本上他们的文化功能也只能是装点门面的“歌德派”而已,正如皇家文工团第一“红牌” 李延年给皇帝宗庙所奏的雅乐,除了歌功颂德、万世其昌,不会有太多的针砭时弊的实质内容,只不过是为封建文化的“虚假繁荣”鼓噪造势、装点门面罢了。
所以,这些文化名人也知道自己的定位,
说白了他们只是皇帝豢养的“俳优”,为了两餐献诗作赋,颂扬社稷,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御用文人而已。“滑稽大王”东方朔本来就是皇家“倡优”,只在御前逗笑大王。而词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大赋,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所说“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充其量就是为皇帝唱赞歌。
要不是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因为个人的人生巨变而幡然醒悟,成为了“传统文化”的离经叛道者,或许汉武时代的大一统文化的基调又会底色更暗一点。
因为司马迁发愤图强著成的“史家之绝唱”《史记》,和其他来自底层的诗歌所形成的“文化异端”,照亮了整个西汉文坛,因为这些都不是“歌德派”的招牌产品,也更具文化生命力。
有了“空前繁荣”的文化环境,那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接下来必然要做的,就是诸多显示皇恩浩荡的排场阔大的文化庆典和文化活动,如果这也算是“文化创造”的话。
汉武帝的好大喜功、挥霍无度,除了“尊王攘外”的穷兵黩武,以及好造访神仙、大造宫室建华丽楼堂馆所之外,表现在文化追求的排场方面,那就是大举进行封禅和国祭等显示皇权的庆典活动,尤其是颇为劳民伤财的封禅活动,据史料显示仅汉武帝一人就曾8次前往泰山(一说6次),在古代帝王中几乎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
封禅是古代君王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庆典礼仪,也就是祭天祭地的大型文化典礼,其在中国政治制度中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那么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的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其《史记·封禅书》中给出的条件就是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二者必居其一,说白了也就是贤明帝王才有资格担此大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大家也是耳熟能详,所以他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大家可能也没有异议。尤其是在他狠狠收拾不可一世的草原大帝国匈奴之后,这种张狂于天地之间的豪情更是急切,也更是无可厚非。
据说上古三代,只有炎、黄与尧、舜、禹等功德无量的圣王才有资格行封禅之礼,而依《史记》所载,舜、禹以后举行过封禅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史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梁父山行禅礼祭地之后,立马劳师动众、不可一世地到“五岳之首”泰山设宽1丈2尺、高9尺的大坛(据说中国历史上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较为有名的有十次),举行第一次的筑坛祭天,为此他还把年号改为元封,以示纪念。大家在庄严的祭祀音乐声中跪天跪地,乐之不疲,也显示了“君权神授”的无上权威,好不热闹。
除了最高级别的“封禅”,汉武帝还热衷于明堂、郊祀等国祭活动,什么祭太一,祭后土,祭五畤,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还三年一轮回,无非就是为了显示他治下的太平盛况,国泰民安。
而每一次祭典也都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仅忙坏了他的大国舅、皇家第一乐手李延年,又是作曲又是指挥,还得找来童男女组成演唱方队,同时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向目的地进发,几乎就是一种比赛花钱的穷折腾,烧钱烧到HIGH爆的那种。
虽然,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化示威”,却硬生生把之演绎成文化大繁荣景象,让人啼笑皆非。
关于这,正如某些文化学者所评:“乍一看这种文化繁荣,外观上冠冕堂皇,光鲜照人,本质上却是阿谀大一统集权的宫廷文化。”也正是这种阿谀奉承、没有异端的“文化极盛”,极大地摧残了后来的自由思想和文化碰撞,光鲜外表之下难掩败絮其中,正应了著名学者顾颉刚论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时所指出的:“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从此以后中华文化难以再现昔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