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一统：汉武帝为何喜欢烧钱烧爆的泰山封禅
2017-09-10 12:26阅读：
汉武帝是创造很多历史第一的猛人，比如说他在历史上以国家名义第一次进行全国范围征集图书，同时置写书官、立藏书策，广开搜书、献书之路，一时间“书积如丘山”，据说政府和皇家藏书室的藏书多达几万卷，可谓是琳琅满目，空前丰富，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为汉代教育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和研究条件，对太学和乡学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而且，汉武帝还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他能诗善赋，在他的时代直至昭宣中兴，也正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中华词赋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千古一帝李世民对唐诗的发展的作用相当。
基于汉武帝重用贤良文学之士、重视文化建设，那么他设立文化机构，罗致四方人才为其的“文化大一统”摇旗呐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乐府，也就是政府设立的音乐机构，这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机构，那些走街串巷搜集民歌、民词的人就是政府机构的文化专员（上世纪七十年代恍惚还有此类下乡做文化调查和采风的文化人员），由此形成的乐府诗，还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诗歌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
基于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被他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
东方朔和司马相如都是当时的文化名家，前文我们曾提到过“滑稽大师”、汉代有名的“小品王”东方朔。而司马相如大家更加不会陌生，他就是那位“私奔正主”、汉赋大家。甚至于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也在皇帝的罗致之列，可谓是牛皮哄哄、粒粒皆星，人才济济是也。
当然，这些文化名家，除了一些必要的插科打诨和不痛不痒的议论朝政，基本上他们的文化功能也只能是装点门面的“歌德派”而已，正如皇家文工团第一“红牌”
李延年给皇帝宗庙所奏的雅乐，除了歌功颂德、万世其昌，不会有太多的针砭时弊的实质内容，只不过是为封建文化的“虚假繁荣”鼓噪造势、装点门面罢了。
所以，这些文化名人也知道自己的定位，说白了他们只是皇帝豢养的“俳优”，为了两餐献诗作赋，颂扬社稷，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御用文人而已。“滑稽大王”东方朔本来就是皇家“倡优”，只在御前逗笑大王。而词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大赋，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所说“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充其量就是为皇帝唱赞歌。
要不是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因为个人的人生巨变而幡然醒悟，成为了“传统文化”的离经叛道者，或许汉武时代的大一统文化的基调又会底色更暗一点。
因为司马迁发愤图强著成的“史家之绝唱”《史记》，和其他来自底层的诗歌所形成的“文化异端”，照亮了整个西汉文坛，因为这些都不是“歌德派”的招牌产品，也更具文化生命力。
有了“空前繁荣”的文化环境，那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接下来必然要做的，就是诸多显示皇恩浩荡的排场阔大的文化庆典和文化活动，如果这也算是“文化创造”的话。
汉武帝的好大喜功、挥霍无度，除了“尊王攘外”的穷兵黩武，以及好造访神仙、大造宫室建华丽楼堂馆所之外，表现在文化追求的排场方面，那就是大举进行封禅和国祭等显示皇权的庆典活动，尤其是颇为劳民伤财的封禅活动，据史料显示仅汉武帝一人就曾8次前往泰山（一说6次），在古代帝王中几乎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
封禅是古代君王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庆典礼仪，也就是祭天祭地的大型文化典礼，其在中国政治制度中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那么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的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其《史记·封禅书》中给出的条件就是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二者必居其一，说白了也就是贤明帝王才有资格担此大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大家也是耳熟能详，所以他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大家可能也没有异议。尤其是在他狠狠收拾不可一世的草原大帝国匈奴之后，这种张狂于天地之间的豪情更是急切，也更是无可厚非。
据说上古三代，只有炎、黄与尧、舜、禹等功德无量的圣王才有资格行封禅之礼，而依《史记》所载，舜、禹以后举行过封禅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史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梁父山行禅礼祭地之后，立马劳师动众、不可一世地到“五岳之首”泰山设宽1丈2尺、高9尺的大坛（据说中国历史上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较为有名的有十次），举行第一次的筑坛祭天，为此他还把年号改为元封，以示纪念。大家在庄严的祭祀音乐声中跪天跪地，乐之不疲，也显示了“君权神授”的无上权威，好不热闹。
除了最高级别的“封禅”，汉武帝还热衷于明堂、郊祀等国祭活动，什么祭太一，祭后土，祭五畤，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还三年一轮回，无非就是为了显示他治下的太平盛况，国泰民安。
而每一次祭典也都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仅忙坏了他的大国舅、皇家第一乐手李延年，又是作曲又是指挥，还得找来童男女组成演唱方队，同时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向目的地进发，几乎就是一种比赛花钱的穷折腾，烧钱烧到HIGH爆的那种。
虽然，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化示威”，却硬生生把之演绎成文化大繁荣景象，让人啼笑皆非。
关于这，正如某些文化学者所评：“乍一看这种文化繁荣，外观上冠冕堂皇，光鲜照人，本质上却是阿谀大一统集权的宫廷文化。”也正是这种阿谀奉承、没有异端的“文化极盛”，极大地摧残了后来的自由思想和文化碰撞，光鲜外表之下难掩败絮其中，正应了著名学者顾颉刚论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时所指出的：“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从此以后中华文化难以再现昔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