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租房现摄像头：信息存录低阶化时代的“隐私困境”
2018-07-19 14:44阅读：
有媒体报道，一位22岁的打工妹，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发现“针孔摄像头”，经警方调查，针孔摄像头是房东“意欲偷窥”而安装的，房东的行为已构成侵犯他（她）人隐私，并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暂且不论，这样的“偷拍”有多大的直接危害，但这样的行为着实会让人感到“很不安”。尤其在私密空间下，个人的很多行为属于隐私范畴，在未经当事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个人私密“信息的存录”，这在道德范畴和法律规则中，都已经越界。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偷拍”也属于“偷窥”的一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信息存录”成本相对较高，“偷窥”行为基本上是“即时性”的，行为结束后就代表彻底的结束，因没有具体的“信息存储”，以及协助性偷窥工具（各类摄像头），以至于“被偷窥”也只能吃“哑巴亏”，即便道德上可以谴责，但是因证据模糊，多数时候不好追责。
当然，这其中也有社会世俗层面，对于女性较为严苛的一面。不管是女性知情或者不知情，只要发生关乎“偷窥”的事情，女性在所处环境中的评价，都会显得很被动。所以，多数时候，即便发生“偷窥”事件，多数情况下也会息事宁人。
不过，随着信息存录越来越低阶化，偷窥的事情好像变得更容易一些，甚至因信息可以固定下来，“偷窥”便成为一种延续性的“窥视”。比如一个人“偷窥”成功后，可以传阅给更多人。这种情况下，“被偷窥者”（女性居多）就会因二次传播，受到更多不良的影响。
这种坏的影响，不仅是简单的道德问题，因传
播范围的不可预知，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恶果。一面是，存录信息的“无门槛”；一面是，社交媒体的“快速性”。这就使得“偷窥信息”的扩散，更容易伤害到“被偷窥者”（女性居多），而这也是“被偷窥者”（女性居多）较为在乎的事情。
在过去“信息存录”和“信息社交”成本都高的时期，就算“被偷窥”，也只是“小范围”（一个人或几个人）知情，只要及时止损，对“被偷窥者”（女性居多）不会造成太多的困扰，只要后期的维权及时，保密权限备案，基本上也就能化解尴尬。
只可惜，现在的信息存录和信息捕捉，简单的如手机和相机，高端的如针孔摄像头，它们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为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群，提供了更多做坏事的方便通道。这种情况下，对于“被偷窥者”（女性居多）而言，除却选择靠谱的私密环境，更需要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不过，作为对隐私的保护，除却当事者的自我警觉，更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让每一个人在私密环境下，无拘无束。所以，关乎“隐私保护”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更清晰的认知。
其一：陌生的私密环境中，检查有无信息存录装置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事实上，如“合租房现摄像头”这种事情，在一些“情趣酒店”中也发生过很多次，安装者的目的“很纯粹”，就是要“偷窥”私密之事。有的人事后才发现“被偷窥”，有的人可能事后也不知道“被偷窥”。但对于知道自己“被偷窥”的人，往往在精神上的压力会很大。
毕竟，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不管是主动发布不雅信息，还是被动流出不雅信息，外围的评价都会直指“被偷窥者”（女性居多），这也导致，“被偷窥者”（女性居多）容易陷入道德困境，自我调节能力弱的人，更会被事情弄得难以自控。
所以，对于经常处于陌生私密环境中的人，一定要有良好的警觉性，确保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信息存录装置。尤其，对于经常出差住酒店的女性或者情侣，一定要有警觉。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的私密环境中，是绝对安全的。
其二：在私密环境下，未经当事者应允请不要随便进行信息存录或信息传播。
“信息存录低阶化”实际上是好事情，但为何会成为助力“偷窥行为”的作恶工具呢？实际上，工具本身无善恶，关键是人的支配欲在起作用。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隐私”这种提法，实际上很模糊，主要是因为存录和传播都是门槛，一般来讲危害不大，也就无人在意。
但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同样是“偷窥”，因存录和传播较为容易，“隐私”的泄露就会成为一件很大的事情。传统意义上的“偷窥”，只是指代一个人或几个人“偷看”别人隐私的过程，除却他（她）们脑海里的记忆，是没有具体的资料存储的，即便传播也只是停留在言语描述，危害性自然也就被打折。
而信息化时代就完全不同，如果未经当事者同意，进行信息的存录，一旦涉及不雅隐私泄露，问题就会扩大化。所以，未经当事者同意，最好不要进行信息存录或信息传播，从某种层面上讲，这属于一种隐私的共识意识。只可惜，对于很多人来讲，偷录、偷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关系好的时候没什么事情，一旦关系撕裂，就会作为把柄释放出来，着实可恶。这虽然算不得“偷窥”，但跟“偷窥”的危害是一样的。
其三：社会舆论应该与“被偷窥者”（女性居多）站在一起。
作为打击“偷窥行为”的基本共识中，最重要的不是要将“偷窥者”如何惩治，最重要的是要和“被偷窥者”（女性居多）站在一起。这里面，起码的一点是，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苛责“被偷窥者”（女性居多），舆论应该将更多关注放在“偷窥行为”本身上，而非是聚焦在“偷窥信息”上一起狂欢。
只有这样，“偷窥者”的空间才越来越小，“偷窥行为”才能无处安放。说到底，“被偷窥者”（女性居多）之所以精神压力大，最大的问题不是“被偷窥”本身，更多的压力来自于社会舆论，所给予的负面评价和道德消费。而对于“偷窥者”来讲，大多数时候，除却执法者会关注，外围舆论基本上不在乎。
这也导致，对于“偷窥行为”而言，最大的舆论漩涡永远集中在“被偷窥者”（女性居多）身上，人们虽然一边大骂“偷窥行为”可恶，但却不自主的继续发酵“偷窥信息”，而这也是“隐私困境”中，最难以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最后，谈一下关于“手机截屏”的问题，某种层面上去看，也算是一种“偷窥”。它的坏影响往往是社交关系破裂时会显现出来，这也导致很多时候，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进行媒体社交，尤其关乎隐私层面的话题或利弊层面的问题，能不说就不说。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一点隐私底线都没有，他（她）们的世界里，只有利益区域，而没有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之分，着实可恨可悲。而要想打破这种困境，除却在时间尺度上去逐步的净化，好像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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