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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的越来越少了

2020-10-25 13:38阅读:
好像不止一个例子证明了:不少优秀的喜剧人,私下里挺严肃,有点忧郁,还有不少自闭的例子。
因为喜剧人通常做的事情是:将一出悲剧,在与观众隔开的方式下,展现出来。
人们笑,是因为某种错位。所以早年好莱坞的喜剧默片,就是靠有人不断出丑,来引得大家笑。出丑者以及错位者本身,会被认为愚蠢滑稽不合时宜,于是好笑。
戏剧评论家认为:喜剧,就是两个团体的冲突。非主流群体需要得到认同感,于是用夸大差异的方式,包括某种自嘲,制造大范围冲突的剧情。
所以我想,大概喜剧从笑料,到创作本身,都是有一方要被迫牺牲掉一些尊严的。或者自嘲,或者他嘲。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从“我本身是滑稽的“这一角度入手,让大家有代入感,然后转身去嘲弄道貌岸然的一切。
比如陈佩斯的作品台词。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这句话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陈佩斯就是先豁出去了自己,才能把朱时茂带下水。
赵丽蓉奶奶最招笑的瞬间是:始终背不好“司马光砸缸”。老太太被迫操弄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导致出洋相而笑料频频,到最后,又以直率和朴实,搞定了虚伪的高大上。
都是先洒狗血为难了自己,豁出去了自己,才能够更好地嘲弄其他。
能说的越来越少了



我认识的相声演员,说每次演出,但凡几个笑话抛出来,下面观众没什么反馈,他就会紧张起来了:是饭碗,性命攸关,看出去每个观众都是冷面判官。
而一个精通讲笑话的人,对抖机灵翻包袱的尺寸过于熟悉和紧张后,他就很难笑出来了——做一个行当时间一长,多少会失去些行当本身的乐趣,这点估计许多人都有体会吧。
行间老话说,一个段子可以传家,保一世饭食,走到哪里都能混。视频时代后,一个段子出去,瞬间千家万户都知道了,你就得不停想法子弄新段子。
据说梁左先生当初写完《我爱我家》后,就有行内人跟他说:你这段子都说完了,以后怎么办?——梁左先生去世快20年了,也算解脱了,不用再搜索枯肠找段子了。
上海某位海派先生在2008年开始说段子时,我和朋友听了他两场,朋友说按照他这个段子用法,大概两年就捉襟见肘了。——果然,海派先生前些年就远赴美国了,偶尔会有他的八卦,只是再也不说段子了。
段子有用完时,与此同时,编段子的空间也在变窄。
比如大洋对面的米国人一直认为,最容易编段子的是:性别、ZhengZhi、地域歧视。
但在米国,这三个话题中,一和三越来越容易招致广泛的批评,所以大家只好变着法子去嘲讽某川。
而在其他容忍度低的地方,就更辛苦了。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段子没法说别人,只好说自己,说自己和搭档白吃饭不卖力气,都是小狗子,这总不得罪人了吧?结果剧场老板生气了,说自己小名就叫小狗子。”
哈哈……这其中几分战战兢兢的酸楚,得想一想才能明白过来。
喜剧的荒诞辛酸一面,自己受着,吃亏也是自己苦;为了把好玩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世上当然有急中生智的捷才,脱口便有的现挂,但大多数的优秀包袱,是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写出来的。展现给大家时,在引大家笑时,自己还得琢磨着:这包袱该怎么抖?
大家都在笑时,自己最不能笑,自己最紧张。
……
舆论都在嫌弃近年来的春晚相声小品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笑。我特别理解,不是搞创作的人忽然水平下滑变得笨了,而是段子得不断更新,还因为到处都不能冒犯,所以能说的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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