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椟还珠说索隐——重读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2021-11-09 16:26阅读：
买椟还珠说索隐
——重读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土默热
王梦阮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与沈瓶庵合著《红楼梦索隐》一书，首先在1914年的《中华小说界》发表其提要，随后于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印行，一时风行天下，影响很大。该书将《红楼梦》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一一对号，谓贾宝玉影射清世祖、林黛玉影射董小宛、薛宝钗影射陈圆圆等，并用人物事迹的“分写”、“合写”法，拆字法等对小说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索隐红学体系。王梦阮的“顺治董小宛说”与“明珠家事说”、“康熙朝政治说”，共同构成了清末民初旧红学三大索隐体系。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着胡适新红学体系的建立，新红学考证派在对曹雪芹家事进行繁琐考证的同时，也对旧红学索隐派所援引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逐一进行了甄别批驳，证明王梦阮索隐的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
完全是建立在一些虚假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彻底地动摇了他的整个学说体系。应该说，这是红学的一大进步。但是，新红学在抛弃旧红学之椟的同时，也一并抛弃了椟中之珠，将王梦阮红学研究中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也如同敝屐一样毫不吝惜地抛弃了，在红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很令人惋惜的事情。
王梦阮以顺治董小宛故事来比附红楼故事，固然属于胡适先生所说的“猜笨谜”，但他的很多红学见解，如对《红楼梦》成书年代和文化传承的分析，对《红楼梦》作者和成书过程的推论，对《红楼梦》所描写女性人物与事迹来源的探索，对《红楼梦》创作手法及其成因的研究，却要比胡适先生的同类见解合情合理，显然要高明得多。当代红学未可因人废言、买椟还珠，应合理吸收这些精华，并据以调整修正自己固有的成说，以达到突破困境，浴火重生的目的。王梦阮的这些见解，主要体现在的《红楼梦索隐提要》一文中。
首先，王梦阮对《红楼梦》为“异样诸女子作传”的创作宗旨以及故事素材来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书中开口便言，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又言闺阁中历历有人，又言亦可使闺阁昭传；又言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又言半世亲见亲闻这几个女子。可见作者用心全为当日异样诸女子作传。”“作者亲闻亲见，知为千古所无，不能不记其奇，以告后世。”“作者於此，有惊奇、有隐痛，故专重诸女子立言；为毁为誉，殆有不能自定者。固亦伤心之作也。”
“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王梦阮认为，《红楼梦》虽然是乾嘉之盛时“改作”的作品，但书中所记之“异样女子”，却是两代盛衰，可歌可泣之“顺康逸事”。王梦阮虽然并未找到这些“异样女子”正确的生活原型，但他的这些见解，应是符合《红楼梦》书中作者交代的创作缘起的。
其次，王梦阮对《红楼梦》的成书年代、作者真相和成书过程，做出了自己符合逻辑的推论。他说：“是书成於悼红轩中，曹雪芹先生增删五次，此书中所明言者。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当在乾嘉时代（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庆时所作可知。）”虽然王梦阮误将书中“南巡四次”，误解为“高宗时事”，但他根据曹雪芹的生活年代，将《红楼梦》最终成书的时间断定在乾嘉时代，无疑是正确的。王梦阮这里所说的“成书”，乃是指“改作”，而不是原始创作。他根据曹雪芹的生平，断定其“於明季清初诸女子，事隔百有余年，断难亲闻亲见。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
王梦阮运用书中故事透露的时代特征，进一步推测了《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書中有南安、忠順諸王，是為清開國封異姓恭順、懷順、平西、平南諸王寫照，非賈氏，故知其為異姓也。”“書中明言恆王殉國事，是事在明亡以後可知。作者偏言朝代失考，而讀者偏又愛考定朝代，一掩耳盜鈴，一捉繮尋馬，亦大可笑。”四个异姓王以及林四娘的故事，都是明清改朝换代初期有据可考的史实，王梦阮用这些证据来证明《红楼梦》故事素材的发生年代，其求实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可圈可点的。
王梦阮对此进一步分析道：“开卷第一回前半所言，乃初创者一篇自叙，事系亲闻亲见，故有味乎其言之。揣其成书，亦当在康熙中叶。必及见聖祖一朝之盛，乃云兰桂齐芳。”王梦阮虽然并未说出《红楼梦》的“初创者”是谁，将《红楼梦》120回全部著作，都归功于这个“初创者”，显然也有失偏颇，但他将《红楼梦》的“初创者”推断为顺康时人，将作品初创时间推断为“康熙中叶”，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出现的“五言八韵”试帖诗，足证是乾隆时期续作的产物，并非“康熙中叶”的那个“初创者”所为。
王梦阮相当合理地推测了《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当顺康之时，入关未久，天下文纲尚不甚密，是书原本，当不免有直率疎漏处。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闻内阁尚有未经改之档案，光绪中人犹见之。）《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王梦阮的这个推测，与周汝昌先生及当今红学界诸多专家所作的因“内廷索阅”，曹雪芹将《红楼梦》“删改数过”、“愈改愈奇”的考证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也是言之成理的。
王梦阮虽然不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认为当初的“初创者”另自有人，但他仍然认为“雪芹为《红楼》功臣，绘像当凌烟第一。然亦必当初原本，结构不凡，后来人乃肯为尽力。考史事者，不可不於马迁二十余人外为别龛，以祀两君也。”他把《红楼梦》的原作者和改作者并称为“两君”，欲“为别龛以祀”，并特别称颂“当初原本结构不凡”，曹雪芹保存和修订此书的功劳亦不可抹煞，“绘像当凌烟第一”。这个对初创者和改作者的评价，无疑符合《红楼梦》成书实际，也是恰当公允的。
再次，王梦阮对《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作品风格和文学成就，做出了相当精辟的分析。王梦阮是第一个提出《红楼梦》作者以戏剧手法写小说的研究者，他认为：“作者惟以梨園演劇法出之，說來方井井有條，亦復頭頭是道。蓋上下敷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脚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數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數人，或先演其後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場，即不復問其下一場，如此變動不居，乃見偌大舞台中，佳劇疊更，名伶百出，無擁擠複雜之病，不然粉墨偕登，崑簧雜奏，雖作者亦以人多為患矣。”王梦阮的这种解释，与《红楼梦》作品高度戏剧化的特征，无疑是吻合的。
王梦阮对《红楼梦》虚实结合的艺术风格，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書中正寓夾寫，比賦兼行，大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疎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而其流露正文，將伸復縮，全如蜻蜒點水，不脫不黏，又妙在善用一虛字。書中字字有來歷，是妙在善用一合字；處處寫影寫神，不著一重筆，不下一實筆，是又妙在善用一離字。虛虛實實，離離合合，乃演出一部神奇不可測《紅樓梦》。”王梦阮的这些见解，水平似不在戚蓼生《序言》之下。
王梦阮对《红楼梦》与明末清初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做了一些初步分析：“玉溪药转之什，旷世未得解人；渔洋《秋柳》之词，当代已多聚讼。大抵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是以子长良史，寄情于《货殖》《游侠》之中；庄生寓言，见义于《秋水》《南华》。”正因为如此，王梦阮提出：“看《紅樓》須與吳梅村集參看，為其多紀舊聞也。看《紅樓》又當與王漁洋集參看，其作證處亦不少。不看《板橋雜記》，不可讀《紅樓》，不知諸人來歷，從何說起，直夢中夢。不熟清初掌故，不可讀紅樓，不知當時大事，何能看得親切？”
基于这些分析研究，王梦阮还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红楼梦》读法，他认为：“不善讀者，一落跡象，謂寶、黛實有其人，榮、寧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然全書行間字裏，亦自有其事其人，若一味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之真知己也。天下解人最難，如是如是。”刻舟求剑式地解读《红楼梦》，把书中人物故事与现实生活一一对号坐实，固然不是读小说的良法，但否定作品的生活素材来源，一味强调小说创作允许虚构夸张，也不是研究《红楼梦》的“真知己”。这些看法在今天的红学界，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王梦阮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性人物，笔者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给索隐派张目，不论旧索隐派的“猜笨谜”，还是新索隐派的“探佚”，笔者都是不敢恭维的。但泼洗澡水不能将婴儿也泼出去，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表达的这些红学观点，在今天的红学乱象中，仍然具有一定正本清源的意义。《红楼梦》在当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原创型小说，王梦阮对其文化背景、素材来源、艺术手法的阐释，比起后来胡适新红学的在“曹家店”中的种种误读，要清醒准确得多，也可信得多。
今天，对旧红学也不应该摒弃而应当扬弃，去除其糟粕，吸收其合理内核，这才是我们应持的科学态度。土默热谨以此文给全国各红学专家和广大红迷拜年，祝红学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繁荣昌盛，在显学的道路上再攀高峰，祝红学同仁在新的一年里精神矍铄，文思泉涌，佳作叠出，成就斐然！
2011年2月2日（大年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