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麦克法伦与新自然文学

2015-06-09 14:01阅读:
罗伯特·麦克法伦与新自然文学
转自 15.05.24 深圳商报 文:谢晨星
罗伯特·麦克法伦与新自然文学
罗伯特·麦克法伦与新自然文学
英国文学中有一脉自然写作的传统,近年重新兴起热潮和评论界的兴趣,罗伯特·麦克法伦是其中翘楚,被誉为当代最好的行走文学作家。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心事如山》《荒野之径》《古道》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麦克法伦的行走文学,笔下涉猎文学、哲学之外,还有自然史、地图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等,所交涉的人物,爱德华·托马斯、亨利·戴维梭罗、华兹华斯、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身形也像古径上的偶遇和同行者,不时出现又隐去,开创了自
然文学新的写法。
2013年,麦克法伦成为布克奖评委会史上最年轻的评委会主席,除此之外,麦克法伦与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在《古道》的责编陈以侃的帮助下,深圳商报《读书周刊》记者通过邮件独家专访了身在伦敦的罗伯特·麦克法伦,在他看来,出色的自然文学能够启迪读者,引导他们萌生新的行为形式,新的道德意识,以及对于自然世界更为强烈的关切。
在《心事如山》中,麦克法伦把登山的过往传奇与自己的亲身历险结合起来,解释了为何这些高耸荒古的风景深入整个西方的想象世界,又自古以来吸引络绎不绝的登山客甘历其险。
《荒野之境》从苏格兰的拉斯海角到多塞特郡的“陷路”,从诺福克郡的风暴海滩,到埃塞克斯郡的盐碱滩,他的旅途导演着人和文化、过往和现在,都紧密地交织在这些地点之中。
《古道》是麦克法伦行走于世界各地众多“旧径”、“古道”,记下一路上的所见所思,言说这些道路和他自己的故事。他探究的是一段风景如何被赋予含义,而我们又是如何被所经过的风景塑造。
人物档案
罗伯特·麦克法伦与新自然文学
罗伯特·麦克法伦出生于1976年,是剑桥的院士,他的研究和写作领域侧重于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二战”之后的英美小说、当代诗歌和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等等。
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展现了当代旅行写作新的走向和所能达到的高度。
其中首部《心事如山》获得了“卫报首作奖”、“泰晤士报年度最佳青年作家奖”和“萨默赛特·毛姆奖”;第二部作品《荒野之境》获得或被提名有将近十个奖项,由BBC制成纪录片。《古道》2012年出版,广受好评,不断出现在各种“年度好书”的推介中,获得“塞缪尔·约翰逊奖”提名。麦克法伦的散文机智博雅,精巧而不晦涩,《格兰塔》前主编弗里曼称他为当代最好的行走文学作家。2013年他受邀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
1


我从这场浪潮的早期阶段便开始从事自然写作了。
《文化广场》:您如何界定自己的作品,是属于自然文学还是旅行文学?这一类文学在英国的写作情况如何?
麦克法伦:
我所创作的是一种混合体,是自然写作与旅行文学的结合,同时又试图结合诗歌、自传、文化志与回忆录等多种形式,以回应风景的复杂性与它们所带给我的感受。过去十五年,英国文化界兴起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以风景为主题的创作热潮,范围涉及文学、摄影、美术与电影等众多领域。令我感到激动的是,我从这场浪潮的早期阶段便开始从事自然写作了。
《文化广场》:这些年,自然文学又开始热了起来,这是不是人与自然的另一种对话形式,也代表着人类的新一轮反思?是否每一次自然文学热潮都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
麦克法伦: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所认识的“自然写作”实际上更关注的是自我而非自然;似乎是对自我本身,而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并不一定是文学形式上的失败,然而对这两种不同的冲动加以区分,还是十分重要的。话虽如此,我仍然满怀热情地相信,出色的自然文学能够启迪读者,引导他们萌生新的行为形式,新的道德意识,以及对于自然世界更为强烈的关切。某种文学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几乎永远是个未知数——这也是从事这一领域的写作创作中激动人心的一个方面。我的读者中,有的人跟随我的足迹,试图重走我所经历过的旅途,但是也有的人读了我的书之后,决心开展自己的资源保护项目。
2


我在写书时,始终尽力避免使它们读起来像某种“指南”、“旅游攻略”,或是“地名词典”。
《文化广场》:作为中国读者,接触到英国的游记多是以历险、异域见闻、记录民俗等为主,您的《古道》则像一部行走的意识流,思维随着行走而流淌,您是如何将自己行走时的思想记录下来的?这些思想是形成于写作时还是行走时?
麦克法伦:
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写书时,始终尽力避免使它们读起来像某种“指南”、“旅游攻略”,或是“地名词典”。此类的“旅游写作”让我觉得无趣,它们的主要作用不是开阔视野,反而是束缚制约了人们的思想与经历。而我想做的,则是记录我在行走于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之境时,内心所感受到那种非同寻常、超越凡俗的“兴奋”。旅行途中,我会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突然想到的一小句话,或是一幅图景,但我的写作大部分还是旅途归来后完成的,往往是回到书桌后的第一两天里,那时我会尽可能多地将文字与图像落诸笔端,随性而至,不加梳理。在这之后,我才会慢慢开始重新审视、整理这一堆芜杂的旅行产物,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的。
3


我启程之前,经常都是通过读书先“神游”一遍我要去的地方。
《文化广场》:书中写到了很多地理、生物、考古细节,还有许多引经据典,整本书像一部巨大的丰富的文献,这是否意味着您提前做了很多功课?
麦克法伦:
是的——我一生的两大嗜好便是语言与风景,这两者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我的第一本书,《心事如山》是关于我们如何阅读地图的一本书,讲述了我们是如何怀着登山临高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常常便是在阅读中成形的——踏上攀登高山之行的,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因此,我启程之前,经常都是通过读书先“神游”一遍我要去的地方……但旅行中的风景,仍然总能令我惊喜。《古道》一书中,尤其随处可见各种意料之外的经历(灵异,巧合,相遇,汇聚),这些奇妙时刻是无法在任何一本书中预先读到的。
《文化广场》:您写到很多老兵因战争创伤走向迷信,热衷寻找鬼魂的路,您也写到您并不认同古道上的一些神秘传说,那么您后来走多塞特时也看到了您的朋友罗杰?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行走是可以带来精神慰藉的?
麦克法伦:
的确,我在《古道》一书中写到的不少行走者都曾经历创伤,或是精神抑郁者和流亡者。对于许多这样的人而言,行走实际上是摆脱精神恶魔,甩掉穷追不舍的痛苦折磨的一种方式。幸运的是,我生性是个乐天达观之人,对于我而言,行走一直是我稳定的快乐来源。但现在让我越来越有兴趣的,是风景中能保存下来的诡异回环和回声,以及许多地方是如何成为记忆的档案馆。最为有力的一例便是我与现已去世的友人罗杰·迪金,在多赛特一起走过的“陷道”。当我在他死后重游故地时,记忆汹涌而来,以至于我眼前隐隐约约显现出一种超自然的幻想。这并不是说我相信鬼神,但我确实相信某些地方具有保存过往的神奇魔力。
4


我内心的一部分确实相信自己是一棵树。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写到,行走古道时遇到游手好闲的人、梦想家、高视阔步者、向导等等,请问您如何定位自己在旅途中的身份?您是否就是书中写到的“相信自己是一个棵树的人”?为什么?
麦克法伦:
尽管我在书中看似都是以自己的视角叙述,那个“我”也的确是我自己,但我希望我在书中的形象能相对来说更隐秘一些。以前曾有读者说,在读我的作品时,似乎会不由自主地进入我的身体,通过我的双眼去观察,而我也很喜欢别人把我当成载体或鬼魂。因此,我试图让我在路上遇到的人们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确,游历荒野之境的经历让我作为个体有时更清晰,有时又更疏散了,因此很可能在有的时候,我内心的一部分确实相信自己是一棵树。
《文化广场》:从未有一个作家在游记中如此关注双脚,您在书中甚至将脚称为“思想的单位”,是什么原因让您对脚如此看重?
麦克法伦:
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双脚:我们给它们套上袜子,穿上鞋子,还讨厌它们散发出的味道……但正是我们的双足,让我们扎根大地,让我们得以行走前进,长久不断地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行走,是一种最古老的动作,而在我看来,人体最重要的三种律动便是心跳、呼吸与脚步。因此,令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行走如何成为一种思考方式,还包括行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这一点。我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平面上(石楠丛地,山顶,河岸,林地)尝试赤脚行走,而《古道》一书的开篇之语便是,“只是静坐在书桌前是不可能写成这本书的”。
5


在下一本大部头《地下世界》中,我会探索我们脚下失落的广袤世界。
《文化广场》:行走三部曲成书于不同的时期,每一部之间都有几年的间隔,从《心事如山》的险峻到《荒野之境》的广阔,再到《古道》的神秘和幽暗,场景逐渐平静;从人类被高山的奇幻吸引再到行走古道时的所思,也有着从关注外部环境转向内心的追问,您在写作这三部书时心境以及对自然的思考有没有什么变化?
麦克法伦:
是的——在写作三部曲的过程中,我似乎渐渐失去了高度,笔下的风景从山峰之巅降落至平坦小路。在下一本大部头《地下世界》中,我还会延续这种降落,深入地表之下,探索我们脚下失落的广袤世界。因此,确实有一种坡度或重力的作用在影响着我。此外,作品中人的出场似乎也越来越多:我现在很喜欢写人,写我与他人的相遇,并试图加入其他人的声音——包括孩童的声音——听他们讲述,让他们进入我的作品。广而言之,我觉得自己是从年轻时对于险峻自然(如高山之巅)的浪漫向往,转向了一种对于我们身处风景之中以及热爱风景的方式的兴趣,这种兴趣远比之前的激情更宏观,也更具有内在联系。话虽如此,我依旧爬了很多山!
6


中国之于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化广场》:《爱尔兰时报》评价说您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新的文体,您怎么看这一评价?
麦克法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一定是一个作家希望听到的最高赞誉了——我深感自豪!德国批评家、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文学,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就是毁灭了一种旧的文体。”我当然希望我的创作能达到本雅明所说的高度。话虽如此,我的创作——以及创作形式——还是受到了前人作品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的:就我而言,我从许多作家那里得到过启迪,包括李白、杜甫、布鲁斯·查特文和W·G·泽巴尔德等,尽管他们的地域与时代迥然不同。
《文化广场》:您在《心事如山》中多次提到中国,您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听说您的夫人是汉学家,能讲讲您与中国的故事吗?
麦克法伦:
很乐意。中国之于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的几个孩子都从小学说普通话,而我的妻子,茱莉亚·洛威尔则是英国汉学家,写过关于长城和鸦片战争的书,还翻译过大量中国当代小说(朱文、韩少功、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她目前正在为“企鹅经典”做一项工程浩大的翻译项目,重译删减版的《西游记》。我读了十五年的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山水派的诗歌。2000年,我在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学,2007年又回到北京住了半年,这半年期间,我还去了四川,前往贡嘎山朝圣。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说不好中文(也可能是因为我妻子的中文太好了!)
7


我首次出任布克奖评委是在2004年,当时我二十七岁。
《文化广场》: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布克奖主席是如何评选出来的?您是如何当选为最年轻的主席?
麦克法伦:
我首次出任布克奖评委是在2004年,当时我二十七岁。九年后,布克奖委员会问我是否愿意出任主席。这一邀请来得太突然,但我当然表示愿意。出任后便是繁忙紧张的九个月,我得在两百天里看完一百五十本小说,还要回答各方媒体对布克奖提出的问题,毕竟这是一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奖项。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这些年布克奖作品所反映的一些文学趋势?
麦克法伦:
我是2013年出任主席的,当年短名单上有六本书,作者分别来自新西兰、爱尔兰、津巴布韦、英国、加拿大和印度。无论从文化、国家还是作品题材来看,这个短名单都体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实际上正是有史以来最为多样化的布克奖短名单。因此多样化是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是,这六本书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一个主题相关,即全球化带来的破坏与机遇。
《文化广场》:布克奖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会否担心商业气息盖过文学内涵?
麦克法伦:
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小说改编的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作品形式。电影能够给出色作家的小说带来巨大的新读者群: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和《老无所居》被搬上银幕便是成功一例。在我看来,科马克·麦卡锡是目前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中最为出色与具挑战性的几位大师之一,看到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让更多读者认识到他,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文化广场》:在中国,最畅销的文学作品往往离纯文学很远,网络文学也在年轻人中非常热门,在英国是否有纯文学边缘化的情况?
麦克法伦:
几乎所有关于小说之死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几个世纪以来,总有人喜欢宣告“严肃文学”已死。然而事实上,这种文学依旧存在并发展着。或许这里我们又回到了采访之初所提到的情况:新形式的自然/旅行文学方兴未艾,这种文学既获得了批评界的赞誉,又是包含智慧的严肃文学,同时还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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