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怀难折:留学生、崛起与中美百年恩怨

2019-06-08 19:11阅读:
Original: 你水哥 秋水笔弹
壮怀难折:留学生、崛起与中美百年恩怨
把时间拉长一百五十年,在以民主科学立国的美国历史上,特朗普确实只是一股排华逆流。预警时刻,我们要做的,是尽一切办法,限制这股逆流的扩大化。
—— 水哥
差不多150年前,准备负笈美利坚求取真经时,才12岁的李恩富,与母亲告别,没有拥抱,更没有亲吻她,因为那样做是非常没有中国体统的。
他只是四次下跪给她磕头,她试图保持很高兴的样子,眼里却饱含泪水。
中国第一批留学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前往美国,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了120名10岁到16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李恩富就是其中一个。
孩子们的父母与清廷签署的协议中,有这样一句:如有天灾疾病不测等事,各安天命。
这群幼童里面除了夭折、淹留海外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后来都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
其中包括成功让欧美各国返还部分庚款促成更大留学潮流的梁诫、还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也有后来历任清末外务部尚书、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等等。正是梁敦彦,推荐詹天佑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还与当年一同留学归来的同僚梁诫等人,一起促成了清华大学的创办。
公元1872年9月12日,首批中国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旧金山。
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昨天到达旧金山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淑女和绅士,显然,美国人搞不清楚这群背后拖着长长辫子的中国孩子的性别。
为了更快融入美国文化,官方准备把他们安排到美国当地人的家庭入住,计划公布后,很多美国中产家庭的热烈反应。于是,孩子们被三两人一组,安置到了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十几户美国家庭里。
与自己的亲生母亲不一样,李恩富刚到领养自己的Vaille太太家时,Vaille太太把他一把拉到怀里,亲吻了他,引得
男孩们哈哈大笑。
此后七年,Vaille太太一家给予了中国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爱,与这些孩子结下了永恒的羁绊。李恩富把“Vaille”加入了自己后代的名字当中,以纪念他12岁那年,给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吻的Vaille太太。
Vaille太太只是众多善待华人中的一员。
另一位美国人蒲安臣在中国公使职务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哈佛大学毕业生,曾是解放黑奴运动领袖,林肯总统就职后不久,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
1867年11月,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在饯行宴会上,他说:“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当时,清廷正在准备首次派团出使海外,苦于没有合适的外交人才,随后委任蒲安臣担任中国全权使节。
1868年4月初,蒲安臣率领代表中国使团到达旧金山。次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斯坦福大摆筵席,招待使团,并称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
这个州长也是美国的铁路大王,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首个平等条约的最大受益人。
同年7月,蒲安臣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对等地位,给予双方最惠国待遇,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这种理念与远见面前,特朗普真是小丑。
大量华工移民涌入,解决了美国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劳动力紧缺问题,成为美国工业化重要的催化剂,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条约还有两个重要条款: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两国公民得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开始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
大闸一开,泾渭分明的两种赴美潮流,在太平洋东西两岸之间并行不悖,只是一边碧波明媚,一边浑浊不堪。
称做'世纪大道'的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终于在1863年1月动工。
曾接待了中国蒲安臣使团的斯坦福,缓缓登上了河畔临时设立的讲坛说:'我们这次连接东西两半球,是秉承上帝的旨意。现在,加州不是在大陆的尾部,而是一座确确实实的黄金城,是美利坚西部的正门!”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唯一一个贸易港口广州的十三行行商首富伍秉鉴,也曾大量投资了美国的铁路债券。这些视野开阔的商人,也曾给清廷购置了各种现代化军备。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了历史上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有六位华人入选,伍秉鉴是唯一的商人,是的,唯一的商人。
后来为了纪念早逝的儿子,这位铁路大王利兰 · 斯坦福所创办了如今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这所大学后来真正奠定了加州在美国的正门地位,在今天科技界的地位,就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革新的摇篮,科技的圣城。
前不久,一个中国老总为自己女儿以远高于其他行贿价格的4300万元,买下斯坦福大学名额的丑闻,刷爆头条也是可笑可恨。
当是时,美国成为了安土重迁的华人趋之若鹜的金山,无他,总归是因为政府无能,家乡已经无以为家。
1、鲜血
在留美幼童出发前,华工出海已经多年,只是其中涌动的是鲜血、汗水与屈辱,没有鲜花与拥吻,没有。
1863年寒冷的新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破土动工,负责人力的克罗克提出雇用华工,他确信,建造了长城的这个民族,能够铸就他的梦想。
大清被坚船利舰与炮火轰开大门后,深陷贫穷、战乱的华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广东人和福建人,大批移民到美国西部淘金,金山挖空,就开始转移去兴建铁路。
第一个冬天十分艰难,华工们正在挖开四十英尺厚的雪堆,准备铺设铁轨,雪崩突如其来,将人们卷走,工程依旧,春天来时,冰雪融化,裸露的华工,手里还握着工具,僵硬的脸上流露着死亡突至的惊愕与恐惧。
1866年同样艰难的冬天,同样是雪崩,内华达西侧工作的华工全部遇难,工程继续。
雪崩频繁发生,丧生华工越来越多。'横贯美国中西部大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就卧着一名华工的尸体',是修路中死亡的华工集体墓志铭。
1869年5月,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接轨,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告成。这条铁路原计划建筑14年,但由于华工的参与,仅用了7年。
兔死狗烹,修完铁路,美国基建投资开始降速,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华工开始分流到农业和小制造业、小餐饮业以及服务业,与白人劳工的矛盾更加激化,引发了横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臭名昭著的排华运动。
在留美幼童出发的前一年,1971年,一位只身远渡重洋投靠自己父亲的14岁中国少年,见证了这一切。
1871年至1874年间,这位少年目睹了美国萨克门托市沼泽地的改良以及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当地三角洲的沼泽地、泥炭沼泽以及充满淤泥的水道都由中国人重新改造过了,华工们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建成数英里长的堤坝、沟渠、土堤、水道,还有灌溉水渠,放干了沼泽地里的水。
这些工程完成时,萨克门托市五亿英亩土地得以开垦,土地的价格从英亩一美元,涨到一百美元,但是没有哪怕一英寸属于华人。1870年通过的《外侨土地法案》禁止中国人拥有美国的土地。
更严重的是,在各地此起彼伏的集体排华事件。
1871年,洛杉矶一地区数百名白人暴民,杀死19名华人,6年后,同一地区的华人住宅全被纵火烧毁。
为彻底排斥华工,太平洋沿岸地区白人工会,开始强烈要求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华人入境。
美国无权以立法手续改变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于是美国总统派出特别代表团,前往北京,在1880年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
1882年,切斯特·阿瑟总统签署了让美国历史蒙羞的排华法案。这项法案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是10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二是不准中国人取得美国国籍。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曾被国会及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这位一百多年前的“特朗普”,打开了暴力的潘多拉盒子,在排华法案生效3年时间内,超过5万多名华工被迫离开加州或被迫害致死。
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煤矿,终于爆发美国排华史上著名的“石泉惨案”:150多名白人聚集起来,携带枪支包围唐人街,烧杀抢掠。华工们四散奔逃,28人被杀,震惊全美。警方随即逮捕了16名嫌疑人,但华人不被允许出庭作证,最后,这16人全部被无罪释放。
随后,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劳工骑士团”说服政府,限令华人在限期内离开,所有的华人被武装人员押解到码头,剥夺财产,送往火车站。
这与日后纳粹分子掠夺犹太人情形如出一辙。
1887年,在俄勒冈州的考夫,一个由7人组成的暴徒团伙,屠杀了31名华工,最后全部无罪释放。
出庭作证的一位当地工人感慨道:“没有人在乎中国人。”
1892年,《排华法案》失效之际,美国国会通过了吉尔里新法案,把排华期限延长十年的同时,增加了更严苛的要求:取消对华人的人身保护令;华人无权在法庭上作证;华人必须将居住许可证黏贴在身上,违反者将被立即驱逐出境——被称“狗牌法”。
次年,清廷忍无可忍,派出一个85人的使团到美国,在一系列谈判后,使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美国不能立刻废除《吉尔里法案》,将会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出境。
强硬的通牒,最终变成笑话,美国人将为洋务运动中的工厂提供设备,作为交换,清政府把《排华法案》升级为国际条约。
当时,清廷西北有新疆伊犁事变、南边有安南事变、东边日本吞并琉球,“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清廷崩坏,美国白种工人的反华气势,不减反增,及至1904年排华法案变成无限期。
政府无能,华人能依靠只有自己。
两股看似泾渭分明的出海潮流,在这个华人最黑暗的历史时刻,开始融合。
也是在1887年,26岁的李恩富,自耶鲁毕业,获得法学学位,并出版了自己的书,这可能是亚裔作者在美国第一次出书,还在这一年迎娶了名门出身的白人女士。
正值美国排华法案通过5年之际,在人生的高光时刻,李恩富本可以一举打入美国主流社会,他却选择了成为一位为华工问题鼓与呼的报人,在美国东北部四处发表演说,抨击美国排华政策。
为了深入排华浪潮最严重的美国西部,1890年年末,李恩富决意西行,即使必须草草结束与新英格兰名门小姐的婚姻。他希望成立中国劳工工会,将人们组织起来去为权利斗争,但西部华工却像一盘散沙,加上没有祖国的支持,李恩富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1927年,辗转多家报社之后,66岁的李恩富再一次失去了工作,孤独地回到香港,最后在广州结束了自己反对排华政策的一生。在他去世5年后的1943年,实行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被废除。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与中国同仇敌忾,开始善待华人,华文记者为了与日本人区分开来,都在胸前挂一张“我是中国人”的识别证。想起当初的“狗牌法”排华条款,实在悲从中来。
1943年12月17日,历时61年、臭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正式走入历史。
李恩富的后人依然在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努力。
其曾孙马修·李是美联社资深记者,长期派驻美国国务院,日常工作就是抨击美国的双重标准言论。
这位华裔记者的英文全名是Matthew Vaille Lee,中间名“Vaille”。
2、国耻
庚子年190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运动的民粹情绪,和列强开战大败,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1901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签署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要赔偿各国军费与损失费,本息合计近10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
中国实际支付了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占总数的58%。
吊诡的是,辛丑之败,反而为中国将近被窒息的现代化撕开了一个口子,放入新鲜的空气。后来在庚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华大学,就被称为“国耻纪念碑”。
就在最后一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中,有一位未满十二岁的男孩梁诚,后来将这笔国耻部分款项,变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孵化器。
除了促成美国返还部分庚子赔款,草建清华大学,梁诚还曾协助张之洞从美国手中争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1912年,更联合驻英公使刘玉麟,奏请速颁诏旨决定共和。
1904年12月,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
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到。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改变了谈判议题,“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被说动,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
备忘录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在各方推动下,西奥多·罗斯福给国会的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
如西奥多·罗斯福所愿,这些留学生已经促成了中美之间密切而深入的商业合作与交流。商业真是个好东西,所有商业都是双赢的,不然不会成交,广东人把商人叫做生意人,真是深得其真意。商人特朗普变成政治家,却显得丑陋而可笑,无非是践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
谁想到浓眉大眼的美利坚,也会开历史倒车,一百年多年后的2019年6月3日,教育部刚刚发布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美国留学签证收紧,留学预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签证受到限制,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
用政治强力胁迫,相比公平交易,前者即使成功,也是短期利己,长期注定两败俱伤,当然是开倒车,而且是往自家的瓷器店里横冲直撞的倒。
实在是排华逆流的倒行逆施。
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同年7月,美国声明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自此,中国留美人数激增。1909年至1925年仅通过清华学校赴美的学生就达到1031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便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同时,美国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和包括燕京大学的12所教会大学。此外,美国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在中国投资了数千万美元建立了可能是当时北美之外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为中国培育了大批医学人才。
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努力,以及美欧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的欧美留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1953 年,至少有3.6万中国人在美国留过学。
战时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其200 名受过国外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 余名是教授。这170名教授中有100 名以上是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
同时,欧洲各国也纷纷仿效美国,退还了部分庚款支助中国留学生赴欧学习。
到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私立南开大学等七所中国高校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教育水平已经于世界一流水平相当,与中国教育界跟西方各国的密切开放的交流是分不开的。
无论特朗普怎么带节奏,不能忘记这一点,太平洋一样的广阔的改革开放,就是我们给他的太平洋一样大的巴掌。
3、艰难破冰
在大清首批留美幼童出发美国的100年后的1972年,在中美双边关系趋暖,与一位法国留学生顽强的努力下, 封闭日久的新中国,终于再一次向美利坚国派出了科学家代表团。
百年树人,几代人苦心经营的教育事业,毁掉却只需要几个自上而下的指令。
建国后,苏联体制让中国教育重新陷入了死循环的填鸭模式,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十年浩劫,让中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严重封闭当中,而那些回国效命的世界顶级科学家们,却在自己国家集体遭受了无情的凌辱与毁灭,他们创立的教学机制也随之烟灭。
1970年苏联洲际导弹数量开始超过美国,美国开始寻求制衡苏联的力量。
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苏联还在中苏边界频繁制造武装冲突,规模不断升级。
在这个背景下,中美双方开始了对话。
1971 年,中美开始了著名的“乒乓外交”,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公报,宣告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此打开。
周总理批准,邀请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团于1972年5月访华,这一代表团返美后不久,美方很快就邀请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团回访美国。
也是在1972 年初,瑞典、加拿大也曾邀请中国派遣科技代表团去访,同时从政治上考虑,为了降低访美的敏感性,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先赴英国、瑞典和加拿大访问,然后前往美国。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4个国家的23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参观了68个大学、研究所与工厂企业所属的研究单位,以及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博物馆等,受到各国科学家友好接待。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于 1972 年11 月自加拿大抵达华盛顿,受到了美国科学家关键部门以及重要任务的热情接待。
代表团在美停留 4 周,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参观了这些地区的主要研究中心、高等院校、重要企业实验室等机构,除了参观华盛顿的宇航博物馆、芝加哥的工业博物馆外,所有参观活动全部是科研和学术单位。
当时西方各国的友好开放态度,对于当时还被冷战思维束缚着的中国学者们无疑也是一种新鲜的冲击。
代表团访问纽约时,IBM的高级副总裁在纽约一座大楼的顶层设晚宴招待代表团。席间,那位副总裁对贝老讲了一段话,意思是IBM 希望将来能够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设厂,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当时贝老对此未予至理,既未反驳,也未肯定,出现了一段尴尬的沉默。
在中国进行投资与贸易一直是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特朗普是扛不过的。难怪当年李光耀会说,单单是市场,就是中国跟西方谈判的重要砝码。中美建交四十年,美国从在中国的投资、合作中所获得的收益,恐怕难以估量。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可能自砸饭碗。当然我们也不能学特朗普以此要挟,还是那句——公平交易才是生意。
在 1978 年 12 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之前,中方一共派遣了43 个科技代表团,总计 454 人访美;美方一共派遣了 36 个科技代表团,总计 430 人来华访问。
在中美建交之前,双方的交流和往来的三分之二人员是在科技领域,均是通过中科院,即通过当时的中科院外事组和后来的中科院外事局安排进行的。
当然,中方的代表团不仅限于科学院,还有各个部委的项目,包括卫生、教育、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等领域,统一纳入中科院与美方商谈。科技交流,成为了当年中美关系十分关键的突破口。如今特朗普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信号,但是其后果,恐怕不是特朗普所能承担的。
从破冰到正式建交,这条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至今中美关系辛苦经营四十多年,要毁掉可能也不过是一个月的事,但是时移世易,这种情况,中美人民都不会允许,而且有能力将这种情况扼杀在胚胎里。
1978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赖斯率领科学家代表团访华,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国外的最高规格的科学代表团。
邓小平对普赖斯提出,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并希望在未来几年派出数万名留学生。邓小平希望马上就能得到答复,普赖斯将此事视为自己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于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三点给卡特打电话。
根据卡特对《文汇报》的回忆:
那天凌晨,普赖斯在电话上局促不安地说,“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
卡特睡眼惺忪:“肯定是发生了危机。”
普雷斯稳定情绪说:“不是的,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卡特果断道:“当然可以。”
普雷斯似乎面有难色:“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噗哧笑出声来:“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中国第一批50名留学生,是在1979年初两国建交前夕才飞往美国的,为建交造势。处理不好,留学签证收紧也会变成断交的信号。
在1978年3月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自195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对科学家们说,政府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他们与西方的科学家交往。
自1954年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大,法国留学生周恩来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后,时隔24年,在法国留学生邓小平的推动下,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正式变成了这个国家的行动指南。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方能改造自身。
大清虽然在岩仓使团出发的第二年就派出了留美幼童,但是这个留美计划保守且短命。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时间那么长,但是从1977年到1980年,多次由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邓小平在1975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更多考察团出国。
相比过去百年的留学考察,1970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到1978年,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
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细致的考察。
北大和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级大学,开始扮演建国前一样的角色,被非正式地看作赴美深造留学生的“预科学校”。1979年标志着中断了30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复,但是短短几年之内,中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就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
4、波澜壮阔
1978年12月27日下午,还在沉浸在圣诞节假期中的纽约国际机场,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成群美国记者的镁光灯把机场大厅都照得通亮,穿着略显寒酸却有着学者气质的52名中国中年人,在记者的簇拥下,终于抵达了大洋彼岸,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涯。
出发前,中国政府给留学生团队一笔50美元的费用,由总领队领队柳百成揣兜里,现在听起来觉得好笑,50美元,人均不到1美元,然而当时国内经济就是这样窘迫。
在停止教学的日子里,柳百成被发配到清华校办工厂铸工车间,扛沙子抬铁水浇铸件,每晚仍然阅读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英文刊物《美国铸造学会会刊》,笔记本大概记了一尺之厚。
听说有留美机会,45岁的他,参加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留学名额选拔,系主任亲自面试,他得了第一名。
据柳百成回忆,当时同伴中有位北京大学的老师,他的哥哥在美国多年,“文革”期间,兄弟二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哥哥多方打听得知了弟弟将到美国留学,便立即赶往机场,两人相见后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那一刻,柳百成真切地感受到,中断多年的中美联系又恢复了。
1981年初,柳百成回国,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赴美的52人中,如今已有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进信息化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产业互联网化已经成为阿里腾讯竞相追捧的概念。
新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的第二年,中美宣布建交。
邓小平访美后的一年里,有1025名中国人持学生签证赴美,到1984年时则有14000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其中三分之二所学专业是自然科学、医学和工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终结了对改革开放的犹豫与质疑,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加快步伐,下海经商,出海留学,浪潮澎湃。
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确立为留学海归政策的主基调,为留学与归国推波助澜。
壮怀难折:留学生、崛起与中美百年恩怨
九十年代,也正是互联网技术风潮开始席卷全世界的时候,在中国海归们鬼使神差相继入局。
1995年,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拎着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国生活,让张朝阳有了“小布尔乔亚式”的审美,扎小辫,POLO衫,戴墨镜,身上似乎还带着加州的阳光,与对中国市场的向往。
同年年初,马云的创业项目海博翻译社开始赚钱。马云作为翻译来到洛杉矶沟通落实一起高速公路投资未果后。从洛杉矶飞到西雅图找他在杭州认识的外教比尔,比尔领马云去西雅图第一个ISP公司VBN参观,马云回国后,中国黄页正式上线,马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互联网创业时代。
也是在1995年,开始李彦宏也开始经常往国内跑,后来在国外一家搜索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1998年,还顺便撰写了《硅谷商战》一书,张朝阳为其作序。
觉得回国创业的条件已经成熟,也在1999年国庆,决定回国创业,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间房,创建了百度公司。
陈一舟1987年入读武汉大学物理系计算机专业,与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为同学。1993年赴美留学,入读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硕士学位,这一年,张朝阳正好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博士后学习阶段。
与李彦宏同时,后来创建了人人网的陈一舟,与两位斯坦福大学的中国校友一同回国,创办了ChinaRen。
2000年,陈一舟将ChinaRen,出售给了张朝阳的搜狐公司。
除了从硅谷回流的人才,从硅谷泛滥而来的思想,也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影响着一大批中国互联网创业者。
早至80年代,一本讲述乔布斯等科技巨头创业故事的《硅谷之火》风行中国,受《硅谷之火》中创业故事影响,大四的雷军开始和同学创办公司,仿制金山汉卡,到后来追随乔布斯的小米手机,开始搅动移动互联网江湖,大概是冥冥中自有缘分勾连。
“一本书、一个人改变了我一辈子,这使得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想建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雷军说的就是《硅谷之火》与乔布斯。
没有与硅谷在人才、资金、思想各个方面的深度交流,过去十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波澜壮阔的创新浪潮,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
2010年中国超越印度成为赴美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66.21万人,自费留学人数占比达到90 %多,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
此外将小孩自小就送到国外学校培养更是已经司空见惯。
随着国力的增强与大气候的改善,这几年归国学生明显攀升。
近年来,中国政府与企业开展“千人计划”,北京实施 “凤凰计划”,上海 “曙光计划”,深圳 “孔雀计划”,吸引大批留学人才回国,显示出强大的“人才磁铁”效应。
全球化的人才带来了全球化的技术。
有机构调查显示,2015年创业海归中58%拥有个人专利,66%从海外带回了技术,绝大多数处于国际先进和国内先进水平。
2017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姚期智与杨振宁一道放弃美国国籍、正式成为本国院士的报道,激起千层浪。
杨振宁与姚期智都是无法被复制的传奇,前者毋庸赘言,后者是获得与诺贝尔奖齐名的世界计算机最高奖项图灵奖的唯一一位华人。
同年,被称为“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的陆奇,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归国。
2018年,世界公认的单分子酶学奠基人谢晓亮正式全职回归北大。
这张名单还很长,包括高能物理王贻芳、光学影像李学龙、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船舶力学崔维成、强磁场哈佛八博士……
壮怀难折:留学生、崛起与中美百年恩怨
根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其中完成学业的432.32万人,学成归国的365.14万人,学成归国率接近85%。
希望国家不会再像凌辱50年代回国潮那批科学家一样,亏待他们。
随着人才的涌入,我们的教育水平也在水涨船高,但是不要忘记,这活水的源头,正是四十年来披荆斩棘的改革开放,未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种趋势才有可能持续。
不久前,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19年亚洲顶尖大学的排行榜,今年,清华大学荣登榜首,将去年的领头羊新加坡国立大学挤到了第二位。
任正非说得对:美国企业和我们是共命运的,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泡沫化有很大关系,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八年抗战,十年文革,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就是在外忧内患的血路上趟过来的,百多年来,弦歌不辍,只是因为有一代代先辈,在艰苦卓绝中,坚韧不拔,上下求索。
在这条求索路上,中国人与美国人恩怨纠缠,但是总体看,以民主科学立国的美利坚,于我们是友非敌。过去百年,中国的现代化,除了中国人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样得益于这位良朋好友的开放与善良。
如今的中美交流以及深入的商业合作关系来之不易,水哥相信,在这个动荡的时刻,我们仍让需要周恩来总理定海神针一样的外交原则——求同存异,回到求同存异的谈判轨道。
不能被特朗普的节奏给带偏了,不能把为民生国计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变成一场恶妇骂街,变成一场蠢夫的恶斗,甚至变成毁掉几代人的努力与几代人人生的愚蠢的铁幕围墙,毁掉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以及对两国民众的巨大核心利益。
特朗普2000亿的加关税策略只是一枝没有枪头的枪,只是谈判手段,美国利益不会允许这种政策长期执行,如果我们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谈判,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将中美关系向友好合作再向前推一步,而不是相反。
这是我们在过去数代人苦心经营基础之上的一种时代重责。
我们欠美国人一个拥抱,也欠特朗普一个巴掌。
饮水不忘挖井人,也不能忘记继续挖井。
在梳理此稿资料的一个月里,水哥也一直在读的一本书——《南渡北归》,这里推荐给大家。这是一部再现中国一代留学生与传统士大夫,前仆后继,在民族危亡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史诗巨著。
那些西南联大的大师,民族的脊梁,就是联大校歌《满江红》”中兴业,需人杰”的人杰。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
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情仇,读罢未尝不废卷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