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对华强硬已是美国国内的基本共识

2019-08-11 18:29阅读:
原创: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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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抓住机遇,促成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过往40年中美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特别是美中两个大国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双边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必然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很多人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平稳发展,长期合作。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矛盾、冲突、乃至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过往4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如冷战结束东欧剧变等政治风波引发的美国对华制裁,1990年代初的“银河号”事件,以及后来的撞机事件和炸馆事件等,但这些从来都没有在本质上动摇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赵穗生:对华强硬已是美国国内的基本共识 如今中美间的对峙是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是40年来双方积怨累积到临界点后的总爆发。
如今中美间的对峙是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是40年来双方积怨累积到临界点后的总爆发。
然而,近几年来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紧张局面,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可以说中美最近这一段时期围绕贸易问题产生的对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持续危机,这和过往两国经历的那些问题和危机存在本质不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曾经是单个事件引起的危机,容易化解;如今是长期累积的矛盾的总爆发,短期内难以平复。回顾中美过往40年,其间大多数的对峙都是由某个具体事件引起,所以当该事件得以解决,两国间的对峙相应地也就结束了。比如刚才提到的冷战结束、“银河号”事件、撞机事件、炸馆事件,诸如此类,都遵从这一逻辑。但如今中美间
的对峙是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是40年来双方积怨累积到临界点后的总爆发,因此它意味着两国关系不会因为解决了某个具体事件而渡过危机。
客观地说,中美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利益上的不协调,直到今天也未能找到根本出路。从美国方面讲,美国认为自己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吃亏了,即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开放市场、开放社会,在互动中占了太多便宜。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公允,但其毕竟已经累积到了当前这样一种程度,已经不是三两天、个把月就可以解决的了。即便是考虑到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带来一些变量,中美之间因利益分歧而产生的对峙依然会持续。
第二,过往矛盾主要集中在某几个突出方面,但如今存在于方方面面。除了由某个具体事件引起的对峙,中美之间确实也存在某些对峙牵涉多个事件,但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其本质上无非是某一方面问题的两三个子问题形成了集合,或者至多是有限的某几个方面的问题投射在某个具体事件上。比如关于台湾问题,就产生了对台军售、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台湾地区领导人单方面就两岸关系进行政治表述等子问题,也引起过数次台海危机,但这些都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又如人权问题,时不时地可能在两国之间造成一些危机,但也限于一个方面。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及2000年前的“入世”谈判问题屡次成为关键节点,实际上是中国的市场开放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投射在某一次的贸易谈判上,但归根结底仍然没有超越经济体制问题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大家仍然可以坐下来谈,相互妥协,危机总可以得到化解。
但现如今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等几乎所有的问题全部搅在一起。美国总统的政策班子、国务院、国防部等各个部门,再加上各类智库和学者,他们紧盯着所有有关中国的问题,从中美间的经贸到军事,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甚至是中国国内的问题,都可能被拿来做文章。以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已经不是针对某几个矛盾突出的方面,也不是针对某一次冲突爆发的事件,而是在整体性地、结构性地与中国对峙。目前他确实最为关注经贸问题,但是其他问题,可能立即会成为下一个冲突点。很难说即便今天解决了贸易问题,明天南海问题会不会就又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总爆发、冲突长期化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解决起来也越来越困难。
第三,以往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共识,最终出台的政策一定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但如今美国国内各方在对华采取强硬立场这一点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如果说分歧,只是关于具体采取什么手段的细节分歧。回顾历史,会发现即便是在1989年后的那段时期,美国国内强烈要求制裁中国的也仅限于国会两党的一部分议员。除此以外,政府、商界、学界都有很多其他人士持不同看法。比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就不赞成制裁,而很多跨国企业更是到国会去游说,认为制裁会伤害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最近发公开信反对特朗普大打贸易战的那些美国学者,当年也几乎都是反对制裁中国的。他们普遍认为强力制裁中国的政策太偏激,应该给予更多的耐心来等待中国逐渐改变。
所以说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分歧很大,而且主张对华强硬的鹰派其实是少数,鸽派是多数,但是如今正好反过来。在对华政策的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达成了相当程度的一致;企业界也在抱怨在华收益越来越难,于是也不再会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有利的法案。至于学界还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在对华问题上是鸽派呢?恐怕一个手都能数过来。如今在美国,大家都害怕被贴上“熊猫拥抱者(Panda Huggers)”的标签。这种情形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是不多见的,在其他几乎所有的问题上,哪怕敏感如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大家都是有争论的,唯一在对华问题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
如今各方在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不一致的仅仅是方式,即中国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补偿”美国,比如是用关税,还是其他方式。如今虽然特朗普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很多批评,但其实这些批评只是认为“关税”这个方式不好,而不是要讨论该不该向中国“索偿”。
第四,纵使两国关系时有起伏,过去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总体稳定;而现在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提出要对华“脱钩”。过往四十年间中美之间总有一些不愉快的片段,然而其间两国交流只是部分地受到影响,而且之后总能恢复。比如即便是严重到了美国声称要对华制裁,也只是高层对华互访受阻,军事交流中断,但是民间对话、经济往来、技术交流,从来没有被切断。但这一次呈现的局面是美国出现了“脱钩”的政策倾向。过去一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发动贸易战降低了两国经济互惠;打压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使得两国科技交流热度骤降;收紧留学生签证,吊销中国学者的访学、工作签证等甚至是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有意减少交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赵穗生:对华强硬已是美国国内的基本共识 2019年7月8日,赵穗生教授做客IPP沙龙,图为讲座现场
第五,美国曾经只不满于中国的某些具体政策,现在则忌惮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一种“policy-power”的战略警惕升级。过去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无论表现为僵持、对峙,还是冲突,但基本缘起于某项具体政策,或者至少限于某个政策领域。比如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满,就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对中国的南海政策不满,就主张美国的“航行自由”。但方方面面的不满累积的效应是美国逐渐转变认识,认为是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表现出基于其综合国力的自信,进而开始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换言之,美国开始感到中国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基于这一判断,美国的对华战略就告别了分别关注不同政策议题的思路,转而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作为一支整体性的力量或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来防范。
对于中美关系研究的圈内人来说,这种战略警惕性升级带来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比如十年前,鼓吹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即所谓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没有市场的,甚至是被大家嘲笑的。因为这种思路把国际关系中通常要考虑的三个层级的变量省去了两个,既不考虑领袖个人的意志,也不考虑整个社会的条件,仅仅强调国家一方面的作用。认为中国崛起了,美国就要和中国打仗,是一种将问题过分简单化的思维。但是如今,从国家所处的国际结构位置出发,判断国家间结构关系,即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分析范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比如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学者Graham Allision 这两年大红大紫,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
中美关系的基础出现动摇 所以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而且这种紧张状态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这种紧张状态的根源是什么,接下来会走向何方,是非常值得剖析的议题。关于中美之间的矛盾为何从局部上升为全面,从而触发以上五个方面的表现,需要从当下抽离出来,站在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维度审视两国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以及这一基础是否遭到了动摇。
本质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考量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即地缘政治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价值观念因素。当初促使中美建交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显然是地缘政治,是因为面对苏联,中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也就是说,中美当初能走到一起,绝对不是因为彼此认同对方的价值观念,而且就当时而言,两国也不存在多少共同的经济利益。后来,随着苏联垮台,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不再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中美的关系得以持续,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和价值观念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不是分别独立发挥作用的。经济因素能够在后来持续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在价值观念方面的长期考虑。简单来说,美国曾经寄希望于通过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来改变中国。战略步骤上就是先允许中国进入美国搭建的战后国际体系,从而让中国能够发展经济,并产生政治上的改变,最终在价值观念上认同美国。这也正是过往四十年来美国在大方向上始终坚持“接触”战略的根源。
至于美国有一些人宣称美国从未想要改变中国,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尼克松访华之前,1968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很有名,在谈到越南战争之后亚洲的战略格局时非常清楚地提出,美国一定不能让中国在一个愤怒而孤立的状态中怨天尤人,应该让这个占世界的人口1/4的国家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否则美国和世界都不会安全。
至于中国融入美国的具体方法,美国决策层的设想是,帮助中国与世界接轨,深度介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推进现代化,就会逐渐形成和美国一致的价值观念,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少,而且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崛起的中国会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这种价值观念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人认为他们应当向中国开放市场,转让技术,进行投资,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事实上,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在表面上也接受这样一种所谓的现代化,因为中国也的确想有所改变(虽然主观上并不是想向着美国人指引的方向改变)。所以中国在两国建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恪守“韬光养晦”的战略原则,不与美国争一时的得失。客观上中美之间发生了“错位共识”,这种“错位共识”在当时维系着中美关系。这个共识之所以是错位的,是因为本质上说,这一时期中美仅仅存在发挥经济因素作用的共识,但是至于为什么要发挥经济因素的作用,发挥来干什么,各有各的算盘。美国就是要通过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来改变中国;而中国并没有打算做体制上的改变,中国只是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富国强兵。所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虽然融入了国际体系,经济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在价值观念这个层面并未发生改变。因此美国的“接触”战略今天在其国内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了。
回到两国关系的主线来看,中美两国的关系基础最初是地缘政治因素,后来这一因素淡化,经济因素和价值观念因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后来两国关系的基础。但是这里的经济因素在源头上是由价值观念因素驱动的。所以当美国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计划落空后,在其战略决策者看来,让美中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战略意义已不存在,仅仅剩下了经济利益本身。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价值观念因素不再重要(甚至成了负面因素),而经济因素的战略价值不再,只有经济利益留存——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开始动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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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对华强硬已是美国国内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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