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拼搏精神不只属于中国女排  ——兼谈女排为何成功

2016-08-22 10:09阅读:
顽强拼搏精神不只属于中国女排
——兼谈女排为何成功
纪成龙
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历经鏖战,中国队以3:1战胜塞尔维亚,时隔12年再度捧金。这支三大球项目中唯一在世界舞台闪光的中国女排,用实力和拼搏的精神赢得了无数人的掌声和赞誉。很多媒体,包括很多观众开始在各种社交网络发表言论,极力推崇中国女排的精神,并号召甚至是带有讽刺的用意来建议中国男篮和中国足球一起学习女排精神,仿佛只要借鉴女排精神就可以走出当前的低迷。
在中国,女排自古就是较为特殊的一个项目和群体,它既是中国的传统强项,又作为极具观赏性的三大球项目之一备受世人关注。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还一穷二白之时,女排用其在世界大赛的卓越表现,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精神的食粮。那时候中国女排的输赢不仅关乎个人的颜面,还关系到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可以说,它是中国体育与政治、体育与民族主义最鲜活的历史印记。当然,过去的这些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30多年过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排也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的波澜和起伏,在这些历史记忆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映照下,中国女排在今日的里约决战塞尔维亚仍可以成为本届奥运会在国内唯一一项可以牵动从老到少、不分项目偏好而被广泛关注的赛事。女排夺冠的场面感人至深,队员们相拥而泣,特别是郎平教练用其富有传奇而不平凡的经历甚至还背负着一些争议让这支并不算完美的中国女排站在了里约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一路走来,可谓步步艰辛。总之,女排姑娘在赛场上的投入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给每位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和观赛感受与战绩狼狈不堪甚至连奥运会参赛资格都没有的一些三大球项目形成强烈的反差,女排精神自然会被很多人再次奉为学习和借鉴的圭臬。
可是,女排精神到底是什么?如果是郎平指导赛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就不应仅仅属于中国女排。换言之,不仅中国女排夺得奥运会金牌能体现拼搏精神,没获得金牌的其它球队也能体现出这种精神。尤其是不能借用女排今日的成功来否定其它项目中没有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他们的体育精神。你能说中国男篮的小伙儿在奥运赛场不够拼搏吗?至少去年长沙亚锦赛中国男篮三军用命、一路披荆斩棘重回亚洲巅峰的时刻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所以,中国女排精神的提法本身没错,而且事实上,如今“
顽强拼搏”跟当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女排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的赛场上,你能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郎平在临场指挥时所布置的“对方几号几号……别紧张,别着急”语气平和而轻松,而在赛场上倾尽全力、顽强拼搏那是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应该去做的,问题是其它项目仅仅具有了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就能迅速崛起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中国女排夺取奥运会冠军也让我们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什么三大球中只有中国女排还能站在世界之巅?甚至,国内女排联赛与CBA和中超相比,关注度并不高,其市场价值也相差甚远。我以为,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纵览世界女排的发展态势,如同女篮和女足一样都不具备与男子项目相同的发展市场,其关注度、商业价值和薪资水平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以中国女子排球联赛为例,除了广州恒大女排职业化程度较高之外,多数球队俱乐部的职业化程度很低,沿袭过去专业体制的球队居多,自负盈亏的能力较差,后备人才资源也极其有限。最重要的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排球联赛状况也强不了多少。就连竞技水平相对较高、市场化模式相对成熟的美国女篮也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出征美国国家队的女排队员多数是来自NCAA的大学生,美国的女足在进行职业化尝试的数年后也已夭折;曾红极一时的意大利女排也因商业开发和受关注度有限的影响走向了没落。反观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男篮和男足,这些项目本身的发展潜力和技术特点在世界范围内早就被充分挖掘,在开放的组织体系和市场环境下,后备人才的竞争异常激烈,弱肉强食,运动员稍有不努力就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而在这方面中国男篮和男足由于当前“举国不举国,职业不职业”的伪职业化发展模式导致其竞技水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差距巨大,自己扶持培育的职业联赛仍处于较低运营水平。换言之,全世界的男篮和男足水平都在进步,我们进步的幅度比别人慢了不止一拍,那么即使有很好的拼搏精神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因为竞技体育比的不仅仅是拼搏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硬实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世界女排发展水平都不高、进步缓慢的大背景下,中国女排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之间的竞技水平并未被拉大。
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其背后的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优势融合也是中国女排取得成功的关键:郎平凭借自身在国外求学、做助教直至成为世界著名教头的经历,在业内树立了较高的威望,加上许家印的资本力量和前排管中心主任潘志琛在组织上所给予她的巨大支持,使得郎平能够力排体制痼疾拥有组建团队和人员调动上的自主权——不仅扩大了教练组规模,引入了包括几名外籍教练在内的国际化专业团队,带领队员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进行体能训练和伤病康复训练,其本人在薪酬上也享受到200万年薪的高待遇,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郎平的个人指教能力和人格魅力,能让中国女排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将团队凝聚力和竞技潜力充分发挥。同样将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融合不错的例子则是李娜,其在个人训练、聘请教练和医疗团队上都享有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权,组织上也能够及时帮忙解决个人能力之外的事务。使组织与个人之间呈现出各司其职的均衡,协调和沟通也都比较顺畅。李娜和郎平所带领的女排的成功基本上尊重了国际化,也符合当前项目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在人事和制度上所体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所取得突破恰恰是目前羽毛球、体操这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项目所忽视和难以突破的。当然,郎平和李娜都属于个人相对成功之后才在行业内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正如央视解说员洪刚所言:“这些人事和制度上的突破都得益于郎平独特的优势,换一个人来,他也知道这样做才对,但他做不到,要不来人,要不来政策。”虽然郎平和李娜个人所具有独特优势很难被复制,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在组织和个人之间,在举国和市场之间有了调和的可能。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精神所扮演的那支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心剂如今已一去不复返,我相信今天大多数为中国女排欢呼、被她们感动的人们更多的是出自一种对于体育原生态的本能反应。中国体育在经历了强国强种的军国民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之后,终究要回归体育本身。只可惜由于体制改革的惯性和长期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让中国女排这支国内联赛职业化程度并不高的项目,成为三大球里在里约奥运会唯一绽放的花朵。中国体育不缺女排精神,缺的是为体育精神所助力的制度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三大球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感谢易剑东教授和王永顺博士对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