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东汉政治演化

2020-05-03 23:53阅读:
郭阴外戚家族分庭抗礼
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延续了汉朝的国祚。但他并不是凭借汉朝宗亲身份摧枯拉朽的完成统一大业,而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取得成功。他的力量不足以独自统领天下,只能靠几大家族联姻的方式维持对天下的控制。
刘秀有过几次刻骨的仇恨。他的哥哥被更始帝杀死了,他宽宥了参与密谋的南阳豪族,善待了更始帝的家人,这使得他成功继承了更始帝的皇统。另外一次,他的政治同盟同样也是汉朝宗亲河北豪族代表的刘扬发动了叛乱。刘秀派当地豪族耿纯进行戡乱,事件平息之后,他对刘扬势力实行了怀柔政策。刘秀立刘扬儿子刘得为真定王,立刘扬外甥女郭氏为皇后,立郭氏儿子刘强为太子。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稳定河北局势,为统一全国准备条件。
当刘秀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之时,他要做的就是进行权力的重新洗牌。他废掉了皇后郭氏,改立阴氏为皇后。与此同时,刘强的太子之位也不保,汉明帝继承了大统。刘秀吸取了前朝外戚专政的教训,开创了几大外戚家族相互制衡的局面。郭氏虽然失去了皇后之位,但她的家族子弟依然受宠。这样以阴氏为统领的南阳外戚集团与郭氏统领的河北外戚集团就开始了分庭抗礼的剧目。
在两大集团对立的过程中,双方都很克制,都没有置对方于死地。但背后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广陵王刘荆与楚王刘英的谋反大案牵连甚广,郭氏集团的窦氏与梁氏家族成员相继被杀,地方豪族被株连的达到数千人,这甚至动摇了东汉的统治秩序。
汉章帝上台之后,为弥合两大集团的矛盾,重新让窦氏、梁氏进入外戚序列。让新皇帝汉和帝的血统是阴郭两家共同塑造的,这防止了叛乱事件的发生。但另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问题出现了。东汉皇帝寿命普遍较短,活过40岁的只有三位,一头一尾的光武帝刘秀与汉献帝刘协就占据两个名额。其他大多都是孩提时代登基,这样太后临朝称制与外戚把持朝政的问题就分外严重了。当皇帝长大了之后,双方的矛盾就分外激烈了。
皇帝想要摆脱傀儡的命运,只能借助宦官的势力。汉和帝时,他利用宦官诛杀了窦宪,成功夺回了大权。由于还有阴氏外戚集团的存在
,宦官的势力并没有突飞猛进。汉桓帝时代诛杀粱冀则与之大相径庭,粱冀当时权倾朝野,到处都是他的爪牙。因而他覆亡之后,他的亲信被诛杀殆尽,外戚集团几乎尽数消亡。东汉朝廷的房梁坍塌了。此后的东汉皇帝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宦官维持统治,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宦官们没有根基,只能靠暴力打开局面。他们当然也是利用各自宗族去争取权力。用这些人去争夺地方控制权,这必然就与士大夫集团产生了利益冲突,必然遭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皇帝这时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支持宦官集团,这样东汉末年旷日持久的党锢之祸发生了。无数士大夫在这场冲突中丢掉了性命。这也使得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预示着东汉的灭亡。最后铲除宦官集团的是出自屠户的新兴外戚何进与出自一流豪门的袁绍。
东汉世家大族的形成
东汉实际上是皇帝与豪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刘秀因此特别注重大臣结党营私。名士韩歆、欧阳歙有了结党的迹象,刘秀就毫不犹豫的将其诛杀。刘秀告诫大臣要谨慎行事,忠于皇室,如此则可以尽享荣华富贵;如其不然,则会遭逢大祸,让整个家族蒙羞。赵熹、牟融等大臣听从了劝告,得以善终。
在意识形态上,东汉王朝再次尊崇儒家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认为人都有善质,只要正确引导就能使之向善。统治者对人民要实行德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身率下,如此人民定然心悦诚服,天下就会拱手而治。这套理论不但被皇帝接受,而且是整个豪族社会需要的。这能缓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让整个上层社会维持良好秩序。并且能够让下层阶级看到希望,不会铤而走险。
东汉时代是非常明显的乡贤时代。地方被豪门大族占据,用三长制控制地方。但这些豪门有文化,懂礼节,用风俗良序教化地方。宗族中的富有者会帮助贫穷者度过难关,同乡有什么困难,地方豪绅都会帮忙解决。邻里之间出现难以判别的纠纷,地方名士也会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那时候的乡里还有一丝温情在。
社会继续演化,孝道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话题,成为判别人才优劣的标准。东汉时期的选举举孝廉也起到了正面引导作用。整个社会具有良好的风气,人们具有正面的价值观。社会形成了共识,为正道而死死得其所。侠义之风和孝文化愈演愈烈,东汉社会俨然具有理想社会的影子。
皇帝会注重保护这种忠义文化。刘秀时代对大臣的贪赃枉法行为严厉打击,虽然有政治上的考量,但也指明了方向。东汉一流家族汝南袁氏开始并不为天下人所知。袁安能够名重天下,在于当窦氏权柄滔天之时,袁安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与之坚决抗争。从他开始,袁氏家族每代都有德行操守令人景仰的人物,这就成就袁氏家族四世五公的辉煌。东汉社会这样的世家大族还有很多,他们一起构筑了维护皇权的坚强堡垒,是东汉外戚政治的有益补充。
当东汉外戚势力一蹶不振,宦官势力开始大行其道之时,宦官集团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双方的行为操守与政治理念南辕北辙,使得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这就使得党锢之祸旷日持久,东汉王朝面临合法性危机。
东汉豪族是帝国之殇
东汉王朝的豪族特性是其阴暗面。这是在西汉王朝形成的,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西汉时代并不禁止土地兼并,经济发展之后,大量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就非常严重了。汉武帝时代打开了西域大门,国际贸易的规模就不断扩大,大商人就持续出现。在汉成帝时代一次迁徙资产五百万以上的富翁五千家,可见当时贫富分化的严重。
两汉之际农民要交人头税,成为豪族奴隶则由豪族代交,这些奴隶还可以从事手工业生产,获得可观的收益,因而不少农民自愿变成奴隶。但奴隶们会受到豪族的剥削,一半的收成要交给豪族,至于人身自由更是要失去,一切都是为了活着。在西汉末年,几乎一半的人口成为豪族奴隶。当王莽惩治豪族,解散奴隶,奴隶无处容身,只能啸聚山林,成为打家劫舍的土匪,这成为推翻王莽朝廷的主力。
东汉时代,豪族依然有强大的力量。刘秀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地方豪族的反抗,他们的叛乱让刘秀苦不堪言。统一全国后,刘秀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他勘察土地与调查人口的行为对豪族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自然遇到了激烈反抗,刘秀最终妥协。但他还是罢黜了州郡之兵,削减了地方政府规模,为的就是减弱地方豪族的影响力。
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地方豪族还在继续发展。他们占据山川大河,实行庄园经济。在庄园里进行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以此来积累财富。他们用累积的财富供养门客,作为私人势力。他们创办学校,教化乡里,让豪族在地方的地位更加牢不可破。当财富积累到上千万之时,他们开始讲排场、重奢侈、鱼肉乡里。地方豪族在更大利益面前无法淡定了,地方官场上贿赂盛行,清正廉洁的士大夫逐渐消亡。这也是宦官势力可以趁虚而入的缘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豪族的堕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这带来了社会剧烈动荡。
豪族已经尾大不掉,没有一整套的措施应对,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党锢之祸后,地方政治失去控制,整个社会遭遇巨大危机。在这场事变中,无数地方豪绅遭到清洗,与之同时在他们保护之下的小民无处藏身,受到更严重的盘剥。另外,整个司法系统陷入瘫痪,人民失去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在多重压迫下,农民起义应运而生,东汉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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