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与风景》后记
2020-07-07 13:41阅读：
这本文论集收入我近年写的部分评述性文字。写下这个句子，指尖陡然一颤，我就知道，我不知不觉间写了一个有歧义的开篇，且不止是有歧义，还因为“近年”“部分”之类的修饰词，读来颇为拗口。是该断然删去换个开头，还是就这么任性地写了。我想了想，不如就这样开始吧。
毕竟，我们脱口而出的一些句子，常常是会有歧义的。我们读文章，读到条理清晰的文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字斟句酌，做了修订。但说白了，歧义正是我们置身这个充满歧义的世界里所要面临的一个根本处境，与其远而避之，不如坦然处之。而我给自己出的难题在于，我确乎不知道该给这些文字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我不经意就写下了这个开篇，也因为我虽然不曾明确意识到，但其实它伴随了我多年了。简单说来，所谓文论集，自然是文学评论的集子。那为何要说是评述性文字？这在我，为的诚实起见，只能这么说。这些文字不同于一般的评论文章，也有别于寻常的新闻报道。于是，我就用了一个带有让人不由多一点联想的“性”——并非性感，而是性质；并非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的词：评述性。放在名词前该是作状语的吧，一种似是而非的假定。
而所谓评述性，又是怎样一种“特性”呢。是指的“评论+叙述”？就好比是把两种不同的原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让它们产生化学反应，倒成了一种既不是评论，又不是叙述的不可名状的事物了？或说，是指的评论里掺杂了叙述，叙述中融入了评论，就好比评论与叙述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虽然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正面，但它一定会
有一个反面，正反合璧才会有完整感。又或者说，评论与叙述就好比是一个事物和它的投影，你有时看不到它的影子，只是天气、光线造成的假象。扯到这里，我大致也明白了，我就好比是那个影子，我把评论隐藏在了叙述之后，而我也把自己隐藏在了文字之后。
可不就是这样？单看这些文字，明面上都是别人在说，倒像是福楼拜说的，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但说到底，小说是那个“消失”了的人写出来的，而消失本身也或许是另一种呈现。我虽然不好这么自比，但媒体力求客观的职业特性要求我消失。的确，这些文字里我消失得挺干净，估计很少有
“本人”“我”“著者”之类的称谓。我这么说，好像我在写这些文字之前就正儿八经想过这个问题。可得为自己申辩一句：那是没有的事，要我仔细琢磨了，反倒可能不这样写了。你想，那得有多吃亏，当个隐形人，谁看得见你，谁买你的账啊。反正，正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吃不吃亏的事，不知不觉就写成这样了，似乎新闻是个因由，叙述是个掩护，评论才是标靶。奇怪的是，居然总是有人买这个账，他们着实把这些文字当成了评论文章。
一
说来我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要正名也得假借别人，是不是？以我们的文化精髓，自己现身说法，自说自话，最是犯傻了。人还会说，你心虚了吧？你就得低调一点。你不过是拿貌似评论的文字，混入了评论的队伍，高调了，小心有一天被清理出去。说得也是，倘是衣锦还乡，是得敲锣打鼓高调一些，要不过是锦衣夜行，你穿得再好，也没人看见，不如低调一点得了，你低调了，人还会高调地说你有格调。哎，都到这份上了，我不如说实话吧，我本不想高调，也没想“牛不喝水强按头”，非得要人，哪怕是一个不懂行的过路人，认定这是评论文章不可。我想低调地说，我骨子里恰恰喜欢这种不可定义的特性。
所以，我才不管为自己正名，才不管论证这是不是标准的评论文章呢。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得着吗？反正我真实的想法是，因为不可定义，也因为似是而非，这些文字或许不怎么成熟，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开放性，也或许还多了那么一点可能性。可不是说说的呵，我是有例证的，并且是无意识的例证呵。且看我是怎么整理这部所谓文论集的：我刨去我做过的对话访谈，跟中国文学关系不够“铁哥们”的出版、美术之类的文字，还有隔着山隔着水，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跟当代文学也就勉强有个照应的，写外国文学的文字，还还还有以各种方式写下的书评文字，单只是剩下写中国文学的文字。但我都刨去这么多了，还剩下近百万字啊。我就继续一个劲呼啦啦删删删，删去那些不怎么典型的，话题上有些重复的文字，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它们中有些篇，其实比我保留下来的要写得好，所以删它们的时候，当真有点割肉的疼痛感。我这是大老爷们玩自恋了哈，我也知道这些文字讲真没那么值钱，说不定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自己爱惜它们，但我爱惜也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有句敝帚自珍的话嘛，谁让出版社给的篇幅那么有限呢。所以，我删到了50万字，还多出一半多，又删到了20万字。我在删的时候，与其说尊重理性的律令，不如说是跟着感觉走。原因无他，因为只有听从感觉，才会少一点疼痛感。
不过真是奇了怪了，我就偏偏留下《为什么是“我们的中国”？》这篇，它每次都从我手底下偷偷溜走了。这篇关于李零写的《我们的中国》的文字，明明讲的是中国，而不是什么中国文学啊，我凭什么留着它。这没有道理啊。还真是没道理可讲，我一开始，也没想过要留下它，我只是没意识到它居然躲在我“看不见”的角落里，但等看到了觉得也不赖，把它留下也挺好，再后来，又是一次不知不觉，我竟然把它当了第一章的开篇。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看在李零是个著名文化学者的份上，你把无关文学的文字，留就留着好了。但说好听一点，你这是出的有关中国文学的文论集，管“我们的中国”什么事啊。
这样一来，我只有两条道可走了。要不就狠狠心把它抹去，就像在广袤无垠的世界地图上，“抹去”一个寂寥的村庄。要不就得说出点道理，而且态度必须得好一点，而不是凭着自己有点能耐，谅主子念及我劳苦功高,怎么着都不会因为我耍一回态度，就狠下心辞退我，所以乐得“以退为进”当一回甩手掌柜：我就这么干了，我就喜欢似是而非，我就喜欢剑走偏锋，你看你能怎么着我吧。我想了想，道理还真是有的，往往无意识下的判断，才很有一些真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隐约觉得，写中国文学的文章，要多一点中国意识。
你没听错，我说的是“中国意识”，而不是“中国文学意识”。我们如今写作的，写评论的人，多有“中国文学意识”啊，这可不是牛皮吹的，火车推的，我们都实打实从正规的学院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想当年，经过两年休学后复学，我别提有多讨厌学校了，整日里想的就是怎样逃学，怎样逃避高考——我可告诉你啊，我绝对没一星半点学韩寒的意思，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韩寒在哪个角落里，更谈不上知他是何许人也。反正我是很失败地没当上挥挥手告别高考，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前驱者”，我临高考前三个月竟又悔改了，不改就罢了，这一知悔改，实在是惊出一身冷汗呀，我都落下了多少功课了，于是乎不得不晚自习后还猫在被窝里打手电筒复习，好不容易把从基因里带来的如一潭秋水，再不济也像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万里无云的晴空一般透亮的眼睛，熬成了低度的近视眼，反正吧，有代价也有收获，最后好歹考上中不溜秋的大学了，也把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囫囵吞枣读上了一遍，单说文学史上有哪些经典，哪些思潮，哪些杰出作家，哪些典型人物，是休想难倒我了。再后来一个踉跄半条腿迈进了文学圈，这耳濡目染的，圈子里有点什么趣闻轶事，我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了。所以，除了对太过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学，我不敢说自己有把握——这也怪不了我，要怪得怪写文学史的人偷懒啊，几千年的古代文学史写出来，也就一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史的篇幅。敢情是过了二十世纪信息大爆炸了？或是二十世纪之前就那么点事？那时没有评奖，没有排行榜，没有新书发布会、签售会，也没有那么多高端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没有人帮你的作品匆匆忙忙塞进各式文献史料登记在册，都不过当官之余乐得闲在家里练练文字。所以，我们压根儿不是那么清楚那时的文坛发生了什么，也就只能大大的“缩水”了。再说了，即使把那时的事都记下来，我们也不觉得怎么了不起，还不是关心自己眼前的事重要？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等再过几百年，后人也会当他们自己眼前的事重要，把写我们的篇幅大大压缩了。反正文学史在精神上一向是厚古薄今，在篇幅上绝对是厚今薄古——总之一句话，我们的“中国文学意识”大约是再强不过啦。无怪乎杨庆祥兄感慨，评论家要不能创造或发明出一些新词来，文学上冷不丁出现一个新人，我们也只能做谱系式研究了。比如梁鸿《梁光正的光》里的梁光正，要是合计一下年龄，可不就是柳青《创业史》里那个梁生宝的“儿子”嘛，并且他们是同一个姓氏，说不好有“血缘”关系呢。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就当梁光正是梁生宝的儿子呗。好在杨庆祥兄不认这个账。他道，这账要算起来，从鲁迅、赵树理一直到《创业史》的谱系其实就大有问题，要以这个谱系为准，最近十年我们得怎样重新想象农村？难不成是我们眼下农村的命运，在《创业史》时代就已经写好了？照这么说，我们的“中国文学意识”的辐射力太大，我们曾经的文学史家们创新力又太强，都把我们这一代发明新词、发现新人、发扬新思维的机会给盖过了。
好吧，就算是这样，我还是要无比坚定地说，我们的“中国意识”，或许是不强，而且很不强的。打个比方，要问我何谓“我们的中国文学”，我或许还能谈点什么，但要问我何谓“我们的中国”，我准是一下子就懵了。我即使是学了点李零的《我们的中国》，也或许只是懂了点皮毛而已。但你会说，我又不是学考古专业的，凭什么要回答这个“何谓”，中国文学枝繁叶茂，我要想懂点皮毛，我都学不过来呢。你要这样说，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还是能反驳你的。你说，“中国文学”是不是包含在“中国”里面，它不过是“中国”里的一小部分，或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难道你果真能从中国里面剥离出一个中国文学来？难道你在一个小小的支流里面蹦跶完了，就不得去找找那个根本的源头？要知道，小二黑、梁生宝这些个“前辈”，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他们也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某一个特定年代的中国里蹦出来的。赵树理、柳青可不是向壁虚构，而是从田间地头发现他们的呵。所以说，无论是写作的，还是写评论的，要是能把你的笔触伸展到更为广阔的中国的现场，而不只是端坐在书斋里上下五千年孜孜以求，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呢。那些发明了新词，写了文学史给我们看的先生们，经历过多少时代的风雨，也着实比我们年轻一辈视野开阔啊，他们可不就是在“我们的中国”里，发现了“我们的中国文学”。
二
真是非常意外地发现，我这么一个平日里少言寡语，不怎么擅长说话的人，在电脑屏幕前，居然也会扯，而且一扯就扯出了十万八千里。既然这样，扯就扯吧，扯过“我们的中国”，是不是该扯到“我们的江南”了？我得说一下，这第一章里末一篇《何谓源初意义上的文化江南》，可是多少和文学有点关系的，虽然我也是一不留神把它留了下来。没什么可说的，从私心上讲，我身在江南，江南又少说占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可不得说说嘛。可我琢磨着我收入这篇文字，着实不单是为了江南，倒更像是看重了“源初”和“文化”二字。我说的是真的吗？好像是那么回事哎。
我是想到该引用一下鲁迅先生的名言了，不是引用特别有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之类，鲁迅先生是一等一的牛人，所以喜欢打“牛”的比方，但我想打的是“路”的比方，就那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打这个比方是因为想到，世上或许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源初”，但正本清源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源初”。所以，我就突然醒悟到，为何一本微观的，有关中国文学的文论集，我偏偏要在第四章里扯进来有那么点儿宏观的“文化”。其实也不怎么宏观，因为都把大大的文化浓缩为小小的“文化精神”了嘛。这是应该的，套用冯骥才先生的话说，重温“五四”，为的是找回我们失落已久的魂。
其实，我们或许还可以换一个提法。谈论“文化”，为的是找回我们失落已久的关怀。我想说，无论正儿八经写评论文章也好，还是如我这般打擦边球写评述性文字也好，我们面对的都不是没有生气的，僵而不死的肉身，而是纵使时光流逝，也依然让你摸到心跳的，或是轻盈或是沉重的肉身。倘是拿着冰冷的解剖刀，面对这样的温暖，且把它们捣腾得七零八落，要不是为了有意耍酷，总归是让人看不下去的。毕竟，还温度以温度，才是我们本该有的态度。
说白了，我也算在文字上耍了点小聪明，耍了点忍不住的酷，要把自己抬高一点，是着实有点忍不住的炫技的嫌疑了，这样的雕虫小技实在是要不得的，我们要的是杨奎松般“忍不住的关怀”。我也是在勉强能及格的底线上，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多少有点关怀的人，写点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字。而我说的这个关怀，也并非仅仅指的文学的关怀，或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学关怀，也可以是社会关怀，大而言之是人类的关怀。而与文学打交道的人，要不是汲汲于名利，而是能把心胸放大一点，视野放宽一点，或许会多一点悲悯与关怀。
而只要是有关怀，选择鲁迅，还是选择胡适，果真重要吗？他们可都是有悲悯，有关怀的大师啊，我们为何不可以两个都要呢，我们要一些鲁迅的刚健与勇猛，也要一些胡适的宽容和自由。而他们作为大师，也不是说要我们怎么顶礼膜拜，而是以他们为典范，努力走“自己的路”。我是醒悟得晚，很可能至今还在睡梦中，但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何不早些启蒙，早些学会走“自己的路”。
三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了，现在不要说谈启蒙过时，就是谈“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国文学”这点关切，也已经过时了。都全球化时代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套，怎么学会走“自己的路”啊？但我要说，我之所以谈“我们的中国”恰恰在于，我们实在太过关注世界，有时反倒忽略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了。这就好比是，我们有些时候说起远方的事情来头头是道，对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却不关心，也不想关心。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是不是？
我还怀疑，我们现在与其说关注世界本身，倒不如说更关注“走向世界”。以我的亲历和观察，自从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参加过的有关文学翻译研讨的会，就比过去多了很多。讲真心话，经过这些研讨，用我去年写过的一篇文字里的说法，中国文学翻译谱写了从深入反思到理性判断，再到文化自觉的三部曲。比如，莫言刚获奖的时候，国内文学翻译界还在争执中译外是否非得坚持遵循“全译、直译”原则，诸如此类的问题，到了后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翻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只要跨越语言障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受制于诸多其他因素影响的综合问题，就像胡安江先生说的，西方文学系统内外的专业人士，主流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也使得西方读者比较依赖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文献资料，从而对文学做“政治化”与“伦理化”的解读。所以，目前最需要努力的是，培养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从而逐渐让中国文学在中译外过程中回归文学的“正途”。朱振武先生也呼吁，文学翻译考验着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和自信，要让翻译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再后来，有识之士更是达成了某些共识，意识到唯有文学原创、翻译品质、对外推广三管齐下、持之以恒，才有可能助力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到了那时，就像莫言期待的那样，会有国外的作家说自己受到了中国某一位作家的影响，他们也会像我们曾经阅读他们的作品那样阅读我们的作品，并从我们的作品中受到启发。以莫言的观感，也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世界文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存在。
好了，照这么看，翻译是一种手段，“走向世界”是阶段性的目标，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才是最终的愿景。但说实话，“世界文学”这个设想，自1827年歌德提出后，对它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世界文学像是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也因为受制于文学之外的原因，其中包含的平等主义的思想不太可能得到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会由相关学者们深入讨论。我看重的是“世界文学”这个概念里必然涵括的“世界意识”。换句话说，歌德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任何具体的界定，他只不过是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这个概念，而是歌德在近两百年前，而且是在当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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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偏远德国小镇魏玛，就具有了这般超前的“世界意识”，这才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很显然，世界文学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但“世界意识”却是我们该有的一种意识，缺乏这种意识的写作与批评，都将是很有局限的。我做过大大小小不少采访，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自觉不自觉都会问到：怎么理解“世界意识”？这与其说是我有意为之的设计，不如说因为这是一个活在当下时代里的作家、批评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如此，包括我在内，恐怕很多人都未必清楚什么是“世界意识”。与很多受访对象谈到，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世界意识”迄今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查百度百科，也没查到专门的解释。但我们或许能凭感觉说出什么不是或不能等同于“世界意识”。比如说，我们大概也知道，你走出国门，走出亚洲，或哪怕是你走遍五大洲七大洋，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也不代表你就有“世界意识”了。简言之，世界意识与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除非你的思想意识与你的行走轨迹有着同步的宽度与幅度。又比如说，要有一天，我们真正“走向世界”，也不代表我们就有“世界意识”了，虽则都关乎“世界”这个词，但两者讲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如果说“走向世界”讲的方法论问题，那么“世界意识”讲的则是世界观问题。前些年，顾彬说“不懂外语是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葛浩文说“中国作家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走出国门”，都引起过不大不小的争议，也着实收获了不少喝彩，但要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我们多懂几门外语，就能解决写作上面临的问题，或是思想开化按西方文学的标准去写就很“世界”了，则未免有些天真。更何况他们的话里，都多少有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的。但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话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拓宽视野，多一些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更准确地说，是从“世界”、“人类”的整体性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这事说来容易，受制于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差异等因素，也受制于人本身的局限，实际上做起来未必那么容易。就拿“世界文学”的接受与理解来说，以曹顺庆、齐思原在《争议中的“世界文学”》一文中的推论，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发轫可以追溯到晚近时期，是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下展开的。那时，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我们大多择取那些宣扬民族立场的作品。而如今，我们借世界文学的东风，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援引它为民族文学正名，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以期迅速合理地融入全球文化舞台。这般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顺应国家形势进行的世界文学研究，实则反讽性地远离了世界文学的初衷。
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曾经怎样如饥似渴地翻译并消化苏俄和东欧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如今我们则是以同样的姿态吸纳欧美的作家作品。而在这同一个姿态背后隐含的是民族意识，而不是世界意识。曾经我们为的救亡图存，如今则是为的民族复兴，以及跻身于强势文化之列的渴望。不可否认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立场让我们获得了一些东西，却也失落了一些东西。曾经为的宣扬民族立场，我们把不少真正的世界文学经典排斥在外；如今为了追赶强势文化，我们又忽略了曾经如此热衷的苏俄等国家的传统。这种忽略不只是体现在创作层面，也同样体现在批评的层面。即使不说要继承本民族古代文论话语的传统，但从借鉴异域的角度看，如杨庆祥兄所说，我们现在习惯从尼采、海德格尔或福柯的谱系，而不是从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的谱系去谈。很显然，俄罗斯传统里的那种文学批评是浸透了生命意识的，而如今独独知识性的东西被我们强调得太多，而生命性的东西又确乎是太少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在第六章里质问“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衰退了吗？”的原因所在。在我们的时代里，其实依然有必要了解和阅读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也依然有必要回望曾经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并从中感悟到一些什么。
不得不说，我们强调讲述中国故事，强调中国性，也未尝不是暗含了强烈的民族立场。事实上，正因为各国家、各民族从来不在世界的范围内被真正平等看待过，以及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暗流涌动，强化了各国家、各民族的民族立场。金理兄谈到，有一次去瑞士开会，听一位学者谈到中国的科幻小说，有人就提问，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国性在哪里？让我颇感吃惊的是，即使是最具普世性，最能超越民族国家边界思维的科幻文学，也依然逃不开“中国性”的质问。而以金理兄的看法，因为中国文学不被视为是世界文学，所以会被问中国性在哪里。因为你是在中国，是中国文学，所以要有中国特色。如果你说的是法国科幻小说，你会被问，法国科幻小说的法国性在哪里吗？这或许是一个带有双向性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文学正处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就好比是一个人过海关，总会被问到你是哪个国家的。另一方面，我想，出于民族立场的考虑，中国文学本身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中国性。
这同样不是一个在“我们的中国文学”小思维打转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或许得放回到“我们的中国”的大框架里来谈。比如，中国文明的主色调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就有比较清晰的界限感。好比是划分一块土地，都要打一个界桩。再比如，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入了被动挨打的状态，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势必要在世界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坐标，这就难免会引来一些打量，好比是一个新富起来的人或阶层，会多吸引一些关注的目光，被频频问到，他或他们凭什么新富起来。又比如，中国地大物博，何况在国情和文化背景上又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理所应当包含了一种“中国性”。要是做个假设，昆德拉会被问到捷克性吗？或许是不会的。而昆德拉作为一个捷克作家，或许也不会被问到“走向世界”的问题，即使被问到，他或许也会说“我们本来就在世界上”嘛。那中国也本来就在世界上啊，我们干嘛要拼了命“走向世界”呢。或许并没有为什么，只因为处于这个时代，我们就得面对这个悖论性的难题。
四
终于要来说说我们的时代了。你会说，你开门见山说时代不就得了嘛，何苦先说说“中国”，又说说“世界”，才磕磕绊绊来到了时代的门槛前。你就当我玩一回文字花样吧，我们古代造房子，不也在院子里对着正门的地方放一块照壁，为的不让你一眼看到里面的景象。其实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纵向的“中国”与横向的“世界”，为我们认识“时代”构建了一个坐标系。离开了这个坐标系，我们或许就不可能从“总体性”上认识“我们的时代”。
我当然不是说我有本事来认识时代，这是一个多大的命题啊，哪是我能说得清楚的。但我忍不住和很多人一样无限感慨：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里啊，我们有多么幸运。用余华的话说，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难怪马丁·瓦尔泽拜访中国时说，自己非常羡慕今天的中国作家。中国社会的巨变，每一点进步都牵涉了许多人的命运变化。这些斑斓的生活对一名作家是多么宝贵的矿藏啊，以此反观，“德国显得太安静了”。
可不是嘛？瓦尔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时代很丰富，可不就相应地就要求创作也丰富。换句话说，时代在馈赠了作家们矿藏的同时，顺带也给了他们影响的焦虑。这么丰富的时代，要你只是给出贫乏的创作，说得过去吗？
反正，相比于我们的时代带给世界的巨大震荡，中国文坛在世界文坛上折腾出的那点声音，就显得太过安静了。譬如，要问瓦尔泽老人家读过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他恐怕是说不出几部来的。这种影响的不对等，当然有经济、政治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会不会也有表现时代不够的原因呢？国外明明对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充满兴趣，你在作品里写好了时代，不就能吸引他们的兴趣了？
不能不说的是，中国作家对时代是充满热情的，他们不仅把时代挂在嘴上，也写在了纸上。他们表现时代的迫切，甚至于让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都融进了作品里去。但这未必管用，因为文学是“人”学，跳过“人”去写时代，或者还没把“人”写好就想写好这个时代，或许不过是一种奢望。
而写好人，也意味着要写好现实，因为无论是作家着力要表现的人，还是作家本身，说到底都是生活在时代现实里的人。然而，我们生活在现实里，同样也容易迷失在现实里，我们不经意就成了丧失现实感的人。正如以赛亚·柏林在一篇以为《现实感》的文章里论及现实感时所说，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然而急速流走的碎片化的现实，被各种浮面的假象掩盖的现实，或是缺乏对现实的穿透力等等原因，都使得我们难以穿透表层之下，触及“难以清晰表述的习惯、未经分析的假说和思维方式、半本能的反应、被极深地内化所以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的生活模式”等等。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我们很可能是太执着于现实，反而迷失了现实。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刘大先兄说的，现实感的缺乏和扭曲，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感的含混与鄙陋。因为任何一种现实都是在历史中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感即历史感。或许我们很有必要重复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的某一些告诫。他说，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他还说：“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但我们即使赞同艾略特的见解，也是更乐意强调我们所处时代与历史上所处的任何时代的巨大差异性。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强调，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缘由。至少这种差异性，是确认我们所处时代价值的重要凭借。所以，我们不仅强调相当于西方欧洲国家四百年的“四十年”是如何不同，我们还要在“四十年”里至少细分出“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四个十年。而生于哪一个“十年”真是太有讲究了，你看，“七零后”眼睁睁看着大时代溜走，又无缘市场化；“八零后”向市场化缴械投降，但写的文字也差不多只剩下了市场；等到了“九零后”，不仅要拼文学，还得拼颜值了。反正就赶不跑的“五零后”“六零后”幸运地赶上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并且至今都在中国文坛上唱了主角。但要我看，如果说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好的表现，或许在于他们很可能比后面几代人多了一些现实感。当然，你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走过的那个年代，让他们多了现实感。
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足以构成我们为某一个代际辩护的理由。因为时代与个人之间并不构成对等关系。或许贫乏的时代反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丰富的时代却是什么都烟消云散。所以，我要无比坚定地说，我们是不必那么强调代际的，千百年后，谁会在意我们时代的谁谁谁是“几零后”呢；我们也不该这么苛责时代，倘是改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里的话，我们应该说：不要问我们的时代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为我们的时代做些什么。
五
拉拉扯扯写了这么多，无非是从几个所谓大的角度出发，谈了自己一点小的观察。而对收入集子的这些文字，如果说我有什么奢望和期许，也无非是能多侧面、多角度对当代文学做出另一种观察。多一个角度，意味着多一种看世界的眼光，既能让我们发现新问题，也会让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文学现象，习焉不察的老生常谈，加以重新审视，从而换一个视界来看当代文学的风景。
这些文字，除少数几篇应别的报刊杂志邀约而写的以外，多首发于《文学报》。得益于这个平台，这些文字才有了这样的呈现。如果说它们写得还算好，那得归功于它。虽说写这些文字，就好比是带着“镣铐”起舞，但有了相对宽松的舞台空间，自然会激发我有比较好的发挥。我也真心希望能把带着“镣铐”的舞跳得好看一些、耐看一些。当然，如果说这些文字写得不够好，那得归因于我自己，是我功力不够，多了“镣铐”的束缚，舞就会跳得没那么轻盈、灵动，那就争取以后“跳”得更好一些吧。
感谢“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接纳。我是着实读过其中几本的，并从中有所受益。某种意义上，陈思和老师的《鸡鸣风雨》等，可谓陪伴我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我自知在文丛序列里，我这本集子会比较另类，甚或是格格不入。但私心想，它之所以被接纳，或许也正因为它作为异质的存在。就像我在开篇里写到，我不清楚该给这些文字一个怎样的定位，写到末了，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些文字的确没那么规范，也未必能自成一个“体系”，或可自辩的是，其中大部分文字都来自文学现场，而现场即便是做了准备，也免不了有即兴的色彩，且可能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如此却也可能多带来一点新鲜和刺激。
而以我的观察，十几年前或更早的时候，作家、批评家们重在谈文学现象与问题，谈具体的作家作品倒像是为问题做注解。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转向，开始盛行作家论、作品论。这未尝没有时代的缘故，譬如八九十年代，本就是思想活跃的年代，给那时从生活现场里来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恰好以当时正在发生的文学作品和问题来展开争论和对话。而新世纪以来的这近二十年，本就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年代，加之这一代的批评家居多从学院里成长起来，他们习得的文学史与相关理论知识储备，也恰好能用以剖析作家作品。老实说，这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是难以做高下评断的。我们很可以为近些年成长起来的一代扎实做着自己的研究感到欣慰，但前辈批评家所具有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蓬勃的生命意识，也不由让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也正是我特别钦佩郜元宝老师的地方。他的批评文章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使谈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会呈现出宽远的问题的远景；而倘是谈的现象与问题，也能携着鲜活而生动的生命的印记，稳稳地落回到作家作品上，就更不用说他在批评文体上的用心和讲究了。我欣慰于能时时读到他的好文章，也特别感谢他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为我写精彩的序言。同时，要特别感谢金理兄，得益于他的邀约，才有了这本集子，他还无私地贡献了好的意见和建议，使得这本“似是而非”的集子，终于有了一个它该“就是这样”的好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