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有利于“知日”

2019-12-03 13:50阅读:
——为《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做序
了解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有利于“知日”
提起日本的天皇,中国读者的脑海里大致会浮现出两个标志性的印痕。其一为日本的“天皇”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不同的只是称呼。其二为日本裕仁天皇在位期间,曾经发动了包括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地区乃至美国的战争,用日语的表现是“十五年战争”、“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但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裕仁天皇既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战犯,又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
正是这两个标志性的隐含,也给中国读者带来很多的疑问和困惑。比如,中国出现皇帝,时间、地点、人物明确,是战国时期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志得意满,感觉自己功盖“三皇”、“五帝”,于是像今天流行的“互联网+”一样,把“三皇”的“皇”字与“五帝”的“帝”字加在一起,创新出“皇帝”这一中原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然后,再把自己称为“始皇”,把以往高官达人都可以使用的“朕”归为己有,从此拉开了“中国两千年皇帝史”的序幕。
相比之下,日本的“天皇两千年历史”,就显得模糊、暧昧,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天皇的起始人物、到天皇的起始时间,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哪里像中国汉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一样,尽管身遭奇耻大辱,生殖器都被阉割,但仍感责任在身,继承父志研究历史,在煌煌“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写出《秦始皇本纪》,梳理出历史的“铁案”。
接下来的话题就应该是日本的天皇究竟起于什么时间?其首任天皇到底是不是来自中国的徐福?胡炜权先生在这本《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中一一做了正本清源性的回答。我就不在这里继续饶舌。
反过来我想说,日本,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似乎谁都可以“聊日本”,也谁都可以调侃日本,更是谁都可以“骂”日本。但是,出自“键盘大侠”与“愤青”的“聊日本”,与出自“精日”与“吹日”的“聊日本”,都有一种缺乏理性和知识的共同弱点,“骂”者是“痛骂”到底,无所不骂;“吹”者是“吹捧”上天,无所不吹。我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让“骂日者”和“吹日者”都能够更加心中有货,腹中有底,《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无疑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梳理两千年日本天皇史,起始时间大有商榷之处,起始人物也有探讨之余,但“天皇”的称呼源于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这应该是没有很大疑问的。这一点,应该是“中国皇帝制度”与“日本天皇制度”可以比较研究的重要地方。
一位日本学者把盏酒后对我说:“从历史上,日本一直想追赶中国,但是总觉得中国的变化太大太快,日本的速度跟不上。”他还举出这样的例子,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设立了36郡县这样的地方行政制度,日本后来学习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设为“都道府县”(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和京都府;此外还有四十三个县)。可是,当日本地方政府主要为“县”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改叫“省”了,让日本望尘莫及。他还举例说,中国在隋唐时期,形成“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僚体制,日本也是通过大批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学习中国,把自己的中央政府机构部门都叫做“省”。谁料,中国进入民国之后,把中央政府机构部门都称为“部”,日本则依然称为“省”,不知道是追还是不追为好。
其实,这样的困惑,在日本天皇史上同样存在。日本天皇历史上,出现过中国的“骨灰粉”,也出现过“去中国化”的天皇,更出现过要与中国皇帝谋求“平等”的天皇,甚至出现过日本要帮助中国恢复“帝制”的举动,以致最后有日本天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事情。可以这样,一部中国皇帝史中,有不少“日本元素”;一部日本天皇史中,更有深刻的中国影响。对此,不加以了解,都是一种缺憾。
2019年,是日本新天皇德仁继位的一年,也是日本启用新年号——令和的一年。回想起我从1988年开始自费留学日本,在日本已经学习、生活、工作了31年。这个期间,日本经历了裕仁、明仁、德仁三位天皇,我经常调侃自己是“三朝元老”。在裕仁天皇去世的时候,我到皇宫外面观察过排着长队的人们吊唁“记帐”;我曾经受到宫内厅的邀请,到皇宫内参加过纪念明仁天皇生日的活动;我也曾经应外务省的邀请,到皇宫内参加过德仁天皇的继位活动。这种近距离的观察,让我认识到日本天皇的“个性”。而将日本天皇“去概念化”,也是《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的作者的用心之一。
如今,我们常常讲要“知日”,也就是了解日本。在我个人看来,“知日”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知”和“日”这两个字上下叠加,就是一个“智”字。因此,“知日”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对方,实在也是增加自身智慧的有效途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孙子兵法》所强调的“知”,是为了战争;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知”,是为了中日两国永久的和平。所以,我还是要推荐《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这本书,因为它在促进“知日”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