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相亲鄙视链:不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病

2017-07-16 11:03阅读: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大概是中国婚姻观念中最为流行的一句话了。恋爱可以自由,但婚姻不行。问题是,怎样理解“两个家庭的事”呢?
有的时候,它是指婚姻涉及到更复杂、更广也可能更微妙的家庭成员关系,包括其中的责任。
有的时候,它只是一种被量化的交易。
近段时间备受争议的“中国式相亲鄙视链”属于第二种。按照凤凰周刊等媒体的描述,在北京的各大公园,最热闹的角落是在相亲,父母拿着孩子资料谈条件——“没有北京户口?免谈!”“没有房子?拜拜!”“如果是本地人,轻度残疾也可以,但绝不能属羊!”公园相亲由来已久,只不过今年尤受关注。

公园相亲。图:视觉中国。
回顾中国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影视作品,可能会看到一种转变:所谓阶层内的“门当户对”婚配越
来越占据银屏的主导地位。更早的电影有富老板与底层女的相亲,近年的电影越来越来注重表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他们性格迥异,价值观迥异,顺理成章地“物以类聚”。

《杨德财征婚》(2005)中的地产大亨与打工女孩相亲。

《Hello!树先生》(2011)中的底层边缘人物相亲。

在《欢乐颂》(2017)中,阶层背景影响着人物性格及其婚恋结局。
是电影更加写实,还是阶层的一种现实映衬?本文从婚姻的角色演变谈起,在作者看来,婚姻自主权已在现实阶层困境中下坠。参加相亲,同时就意味着“自由恋爱”的努力已经失败,“对那些帮自己孩子征婚的老年人来说,这更是一种双重的失败。他们的子女是孤独的,而他们更为孤独。”

相亲
从传统到21世纪的社交难题
在传统社会,相亲是进入婚姻最普遍的手段。在男权社会,女性很少有机会进入社交场合。相亲就成为女方家庭用来挑选男性的一种手段,女方掌握主动,但这种主动转瞬即逝,一旦双方结婚,女性就成为被压制的一方。生育子女,操持家务,即使在最开明的家庭,女性的地位,也不过是“相夫教子”。
相亲的核心当然是门当户对,媒人的主要功能就是评估双方家庭的地位、实力。即便在当下,有中间人要撮合一对男女的时候,也会向他们讲述对方的学历、收入、房产,这种媒人的功能并未改变。最极端的相亲是“指腹为婚”,两家孩子都还没出生,在完全不在场甚至生命的存在都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就被父母指定为夫妻。“指腹为婚”的前提是,两家不但足够了解,在利益上也已结成了同盟。

《中国婚姻史稿》
作者: 陈鹏
版本: 中华书局 2005年1月
婚姻状态、婚礼、定婚、结婚、媵妾、赘婿与养媳等婚姻制度的源流呈现。
不管是相亲还是指腹为婚,都和最后婚姻是否幸福关系不大。16岁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有时候甚至都无法交流,但这也有可能让双方在结婚时充满新鲜感。我有一位家庭幸福的叔叔,曾这样形容自己和阿姨的幸福婚姻:“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所以更幸福”。这种说法,其实已经包含一种现代观念。在传统社会,所谓婚姻幸福(满意度),其实是与爱无关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从功能的角度来评价婚姻的美满与否:是否健康,是否生了几个儿子。所谓多子多福,才是核心价值观。
现代婚姻的核心,是“婚姻自主权”,这是个人意识觉醒的结果。结婚不再是父母说了算,而是自己说了算,幸福还是不幸,一切责任都由个人承担。婚姻自由的本质就是婚姻自主,这是现代世界观念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从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猛烈地推动这种婚姻自主的观念,它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
人们开始赋予爱情在婚姻中的核心地位,到了21世纪,这已经是一种共同意识。大众文化的普及,让小学生都知道了爱情的美好。但是,要获得爱情,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主流,大多人都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在整个人生中,人们仍然没有获得自主权,那要获得婚姻的自主权,又谈何容易呢?
最大的难题是,一个人为了生存而斗争,已经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工作忙碌,影视和游戏又占据人一部分时间,他(她)很难再有时间去结交现实中的异性。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青年,与传统社会的精英相比,用于沉思爱情的时间,其实大为减少。
微信的诞生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社交,你可以随意向一个异性发出聊天表情,但是在电子社交时代,人的孤独感非但没有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甚至有不少人产生了对面对面社交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相亲再度流行起来,也就非常自然。
阶层固化与固化阶层
一种相亲恐慌
并非巧合,在相亲复兴的时候,人们也开始广泛讨论阶层固化的问题。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进步催生了一个数量相当庞大的“城市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大中城市拥有房产。“固定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象征资本,是一种身份的确证。但是,随着大城市房价的高企,那些还没有买房的青年,想通过自己努力,加入到这个“有房阶层”越来越难。尤其是京沪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靠自己努力买房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为零。

《婚姻史: 婚姻制度的精细描绘与多角度解读》
作者: 伊丽莎白·阿伯特
译者: 孙璐
版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4月
在人类历史上,婚姻跟金钱有着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条件决定了金钱(或阶层)在婚姻选择中的位置?
这就是“阶层固化”的一个标志。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每个人都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要买房却很难了。婚姻,成为进入“有房阶层”的一个通道。那些反映80年代爱情的影视作品,经常出现两个人把被褥搬到一起就结婚的镜头,这是由当时的“福利分房”决定的,哪怕只是暂住宿舍,结婚后也可以等待福利的降临。
至少在10年前,上海的家长,更愿意把女儿嫁给有房的男子。在2005年的时候,普通人要买房,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现在,在大城市,拥有房产就能让一个人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主动,而双方都拥有房产,无疑将大大有利于保持和提升家庭的阶层地位。
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那些在公园里帮孩子征婚的老人,他们列出自己的条件:户口、房产,孩子的收入,这些都是数据化的实力,也是一个阶层的介绍信。他们对结婚对象的要求,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北京的老人,更愿意标榜户口的价值,因为户口和房产一样,都是象征阶层身份的硬通货。
有些极端的老人,甚至提出“如果对方有北京户口,身体残疾也可以”,这样的征婚要求总让人觉得辛酸而荒诞。这种对“硬通货”的强调,其实是一种固化自己阶层的顽固努力。当然,残酷的现实是,他们的阶层地位已经在下滑了。
即使像传说的那样,一个北京户口价值50万,在房价面前也不值一提。能够买得起房的“新北京”,让那些仅仅依靠户口的“老北京”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和恐慌,他们正在捍卫的,其实也正是他们正在失去的。
帮子女相亲的父母
双重孤独
对年轻人而言,相亲其实是一个自我确证的旅程。
你对自我的评价,将受到一个客体的检验。你可能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才华、性格,而对方则更看重财产、长相。“自我意识”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在婚姻市场中受到了最直接的检验。
对步入相亲场景的年轻人来说,他面临着失去主体性的可能。在传统社会,父权压制着自我,而如今,对个人意识进行压制的则是资本或者财产。《冈仁波齐》的主题曲中,朴树高唱“寻找真正的我”,但是,在相亲的时候,你必须展示的,是一个“更适合结婚的我”。
相亲毫无疑问是一种社交难题,你参加相亲,同时就意味着“自由恋爱”的努力已经失败。对那些帮自己孩子征婚的老年人来说,这更是一种双重的失败。每天去相亲角的老人,以孩子的婚事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自我,他成为子女困难的一个延伸。
据说,那些常去相亲角的老人,为孩子征婚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每一天的戏剧。他们在其中体会着自豪和失落。他们的子女是孤独的,而他们则更为孤独。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张丰;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