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报:美国大学教育鼓励“对牛弹琴”

2017-03-17 18:59阅读:
文摘报:美国大学教育鼓励“对牛弹琴”
按:此文原发于2017年2月25日《羊城晚报》上,3月2日《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转载。《文摘报》已经多次转我的文章,得向他们讨稿费。
一个人说话不看对象,跟不可理喻的人讲道理,汉语里专门有个成语“对牛弹琴”,就是为这种人准备的。然而,美国教育却鼓励“对牛弹琴”,美国大学教育处处可见有意识的“对牛弹琴”现象,结果是很多人最后变成了“牛人”。
“对牛弹琴”是一种能耐
  美国教育鼓励“对牛弹琴”这种理念是有其科学性的,这对“弹琴”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让学者从极不相同的视野来呈现自己的专深知识;而对“听琴”者则是一种巨大冲击,这两者的碰撞往往会导致思想突破,最后造就出创新型人才。
  2010年,我借学术休假的机会返回母校斯坦福大学访学一年。一天中午,我到大学商业中心的一家餐厅吃饭,这里是大学最热闹的地方,一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看到餐厅门口的院子里有一片贴着五颜六色的大画板,每个画板前都站有一个学生,不时有人会驻足观看一下,那些学生就比划着给围观者讲解。我走到跟前才搞清楚,原来是工程学院的一个班级的高年级大学生在做活动,他们把自己的实验成果制成大幅的彩色图纸,并附上简单的文字说明,给路过者耐心地讲解他们的实验内容、意义和实用价值。
  我也读了一二十年的书,而且工作一直没离开过大学,曾到访过世界许许多多的大学,然而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这种学生活动我还是头一次碰到。当时我非常好奇,就买好一份饭,好奇地走到他们的展区边吃边看。
  这些学生一见有人走过来,就热情地给我讲解。我只是条件反射地不住地连连点头,其实我啥也没听懂,就是凑个热闹。当时心想,围观者中间有不少是像我这样文科出身的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工程科学背景的,这些大学生在吃饭的时候做讲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
  尔后我逐渐悟出个中奥妙,这种活动的背后蕴藏着另一种教育理念,挑战这些学生的能力,学会如何把高深而抽象的科学道理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让各种各样的门外汉们也能理解。如果一个学生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一种能耐,而且
还可以从中获得成就感。
  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有个在我们看来很特别的规定,答辩委员会主席必须由一位非专业的教授担任,而且此人必须提至少一个问题,让博士生回答。这就好比答辩现场突然闯进来一头牛,非常考验一个博士生的应变能力,看你能不能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一个外行听懂你博士论文的内容。
“对牛弹琴”弹出大科学家
  提倡对牛弹琴教学法,不仅要有合适的文化氛围,而且还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极具有弹性,对于同一门课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考试方式,那些选择五分制等级者需要参加考试或者写研究报告,而那些选择“通过/不过”者只用听课就行了。这样就允许各种各样学科背景的学生,都可以来选修这门课,不用担心会不及格而在自己的成绩单上留下污点。
  这样的考试制度,就在同一个班级上课的学生中,有的是这门学科的高才生,有的则是一窍不通的“傻牛”,这帮人争论起来,那真是险象环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乱弹琴”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不过这种课堂氛围,老师也乐见,学生也习惯,而且能够造就杰出的科学家。就我所知,起码两个数学菲尔兹奖的得主都是得益于这种教育体制。
  诺贝尔奖不授予数学家,数学界的国际最高奖是菲尔兹奖,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华裔学者获得过这项殊荣,其中一个就是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我在斯坦福访学的这一年,丘教授应邀来讲学,我听了他一次面向大众的讲座。
  当时邱教授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他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的专业是数学系,他选修了一门物理系的课。丘成桐回忆道,刚上这门课时感到很痛苦,整个教室的那么多学生可能就他一个最懵懂,开始啥都听不懂,一学期下来才勉强弄懂一个概念。他没想到,后来在数学研究上的突破就是受这个物理学概念的启发而做到的,由此他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富于弹性的考试制度的话,丘成桐大概也不敢冒着不及格的风险来修这门自己专业之外的课,那么很可能就没有一个姓“丘”的菲尔兹奖得主。
“琴师”和“傻牛”
  在我访学的这一年里,斯坦福大学还请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爱德华·文顿教授,他也是菲尔兹奖得主,而文顿的研究领域则是理论物理,被誉为是“活着的爱因斯坦”。就是说,文顿教授是物理学界芬芳,数学界开花。他还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评为“七个在世的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之一。
  文顿的求学经历则更加传奇,他的本科是在美国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念的,而且学的是语言学和历史学,属于文科生。可以想象,在他的求学生涯中,不知有多少场合会遭遇“对牛弹琴”的尴尬,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一次次突破自己。正是因为他这样“被牛”多了,所以最后才成就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牛”。显然,没有美国这种教育机制,就不可能造就文顿这样的杰出科学家。
  在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管理中,处处体现出“对牛弹琴”的理念。斯坦福要求,每个被邀请来的“大牛”都要“给牛弹一次琴”,即面向全校乃至附近社区的民众做一次大众演讲。这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学术交流方式,既能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又能激发人们的灵感。
  2010年我重返斯坦福访学期间,参加了一个“复杂系统研究组”,旨在探讨各种各样复杂系统之间的共同规律。环顾人类的生存环境,是由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组成的,诸如食品、交通、医疗、物理、化学、生物、气象、政治、文化等都是一个复杂系统,那么很自然这个课题组吸引了各个学科背景的人。这样不同学科的人走到一起,每个人都兼有“琴师”和“傻牛”这双重身份,谈自己学科知识时是琴师,听别的学科人讲话时则成了“傻牛”。然而一个新学科很有可能在这种“对牛弹琴”的氛围中酝酿而诞生。
“对牛弹琴”成为一种文化
  要做到对牛弹琴,首先要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弹琴者应该改变态度,不怕嘲讽挖苦,能给牛弹琴,既是一种能耐,也是一种智慧。更重要的是,人们都要有一种敢于当“牛”的勇气,接受并不是自己专长学科的东西,最终成为牛人。
  “琴师”和“牛”的角色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一个人在一种场合中是琴师,在另一种场合则可能就是头傻牛,这两种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能经常变换这两种角色者一定不是一般人。
  “高山流水遇知音”故事中的伯牙,以为听懂其琴声的只有钟子期,实际上,天下能听懂他琴声的,肯定不止这么一个砍柴者。敞开心灵,善于沟通,人们会发现世界上的知音比原来想象得要多很多,而纠结于“觅知音情结”,只会导致思想自闭。
  思想交流,是积德,是造化,也是快乐。一个人能把自己珍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个国家民族要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必须让“对牛弹琴”成为一种文化。
  (《羊城晚报》2.25 石毓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