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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2019-09-07 07:0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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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怎么说？——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诸玄识

（一）前 言

最近，国内众多媒体和广大网民针对如此“奇谈怪论”口诛笔伐、冷嘲热讽，即：“英汉同源”、“英语源于汉语”等等。当此之时，竟有人“不识时务”地出版新书，云：“英文是剽窃中文的产物”；似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自不量力之螳螂挡车”，还是“风口浪尖之力挽狂澜”？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图 元定 著《破译英语密码——英文是剽窃中文的产物》（三联文化出版社，2019年）。


在反对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同时，尤要防止逆向性地掀起“西方伪史保卫战”的狂潮。


（二）“外来语”支撑莎士比亚？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年）在其否定“古希腊”时，指出西方在10世纪之前不存在文字。18世纪后期的伏尔泰也说，五百年前的欧洲没有文字。

莎士比亚所在的16世纪英国，还是口语交流；刚开始向“文字交流”转变，这个过程是在两个世纪之后完成的。后世统计16世纪英国文盲率的资料所采用的标准，不是读和写，而是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莎士比亚则恰恰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发现的莎士比亚六个签名，每一个都拼写的不一样。

所谓的“古英语”实际上就是部落语言，不到一千个单词。在莎士比亚晚年（17世纪初）出现一个“英语单词表”（Table Alphabetical, 1604年），才两千多个词。那么，拥有数万词汇的“伟大的莎士比亚剧作”从何而来？答：在“莎翁”死后，在其名下滚雪球般地膨胀起来的！

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是第一部正规的、有定义的英语词典，其词汇量在45,000左右。之后，作者（塞缪尔·约翰逊）又基于这项成果，花数十年时间改写、改造旧莎剧，这就基本上形成了经典版或现代版的“莎士比亚”。

约翰逊一生有“三部曲”：1.著述“中国学”（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其数量之大，堪称18世纪英国之最。2.编纂《约翰逊英语词典》，这是“汉语思维”和“解码汉字”的结晶（借取含义、借鉴定义）。3.编辑“莎士比亚全集”，不仅他的词典成为“莎士比亚词源”，而且还融入其他“中国风”的成果。后者如霍勒斯·沃波尔基于“中国风”伪造的“哥特式”，导致“莎士比亚哥特化”；再如托马斯·珀西基于中国文学（《好逑传》和《中国事物汇编》）伪造了“英语诗歌遗产”，也通过约翰逊而变成了“莎士比亚诗歌”。

那么，英语词汇是怎样从几百、几千，变成几万的了呢？最近的一部汉译英文书揭开了谜底，即《英语的秘密家谱：英语帝国的源起与兴盛——借来的文化、逆势成长的历史、强制推销的人类意识大杂烩》。也就是说，英语的原生词汇很少，而绝大部分则是外来的。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图 ［英］亨利·希金斯 著/ 林俊宏 译《英语的秘密家谱：英语帝国的源起与兴盛——借来的文化、逆势成长的历史、强制推销的人类意识大杂烩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三）现代英文的中国文化内涵

再来介绍一部英文著作：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图 ［加］尤金尼娅·詹金斯 著《中国品味：英语的主体性和东方主义前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新书介绍，尤金尼娅·詹金斯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她的著作《中国品味：英语的主体性和东方主义前史》，是对中国与欧洲关系的传统叙述（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进行挑战；这项研究建立了全新的认知，即：英语作为一种正规的和现代语言文字，是如何通过参照与融摄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而形成的。该书考察了整个18世纪，英格兰着迷于由舶来品所体现的中国物质文化；由此提出：“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是形成新兴的‘英语世界’之品味性和主体性的关键”。

怎样理解“东方主义前史”？“东方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分支。它的“前史”主要是说，在“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之前，即在17—18世纪，中国思想与物质塑造西方这一事实；尤其是指中国文化在形成西方现代性、文学艺术和英语风格的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金妮亚教授甚至主张：英国幸运地跻于中国的“天下文明”，她才有了现代文字、文学和文化——是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塑造了英语和英国（不列颠帝国）文化的“主体性”的。下面是其原话：

在蒙塔古夫人（1689—1762年）的现代英语版本里，中国元素在文化事业上所占的分量之大，意味着在17世纪后期动荡的几十年里，“中国想象”（中国概念）已经成为英语词汇的组成部分了，成了英国性自身（Englishness itself）……。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文化成为英国性的尺度。……中国文化逐渐修正不列颠的民族认同，尤其是变更了“英国性”，使之从旧的贵族实体转变为个性化的心灵……。在1660—1830年间，英国在全球的傲然崛起；追根究底，“中国风”的成果构成了英国的世界主义的基础材料，它与在这一时期的修正和重塑英国身份有关。由此，我们能够看到了新兴的现代性民族、阶级和女性，以及（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政策，后者的作用是虚构英国主体性（服务于帝国主义和鸦片战争）……。在18世纪，英国通过“中国意象”反射出自身的世界主义民族；而后，它却设计了（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的策略，来编造不列颠的主体性……。“中国图景”不只是促使现代早期英国转向全球文化思维的拉力之一，而且简直就是英国文学成就和它所反映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基础……。对于英格兰的某些事来说，“中国”何止是另一个国家、帝国或文化，而是意味着新兴的全球观念（“天下文明”）；由此，英语必须被中国标准来衡量和检验……。英国文学反映了和组合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印象，它们都是指向更广泛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天下性）的；在文学的效果上，“中国物语”陪伴着现代英语的诞生，彼此和谐互动，而使英语关注更大的世界。换句话说，英语文学所归因的中国物性及其汉语风格，并非只是这些事物本身被引进于英国文化；而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概念，这些英语文学是不可想象的……。把中国（元素）写入英语主体，是不列颠能够作为一个世界主义民族，全球伸张的文化主要路径……。

既然现代英文、乃至现代英国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皆源自中国，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文盲的莎士比亚竟能“写出”包含丰富的国际知识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了！


（四）英国文学传统在中不在西

不独有偶，与牛津较劲的剑桥则更胜一筹：出版了一部“英国文学的中国源”的书。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图 ［韩］恩庆敏著《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关于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教授恩庆敏（Eun Kyung Min）著《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介绍云：

该书探讨了现代英语文学身份如何被异国——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塑造的。……中国文化价值及其复杂的艺术体系，构成了17—18世纪英国“民族文学”及其发展内容……。作家包括迪福、艾迪生、戈德史密斯和珀西等，都把中国元素写进这些新兴的文学形式之中，诸如小说、期刊、报纸上的伪造信件（与中国通信）和“古代”英语诗集〔尤其是指珀西基于《好逑传》和“中国文献汇编”，杜撰的《英诗辑古》（中古英语诗歌遗产）。——译者〕。

〔内容摘要〕艾迪生和坦普尔（对中国园艺及其美学的研究）为中国审美观念转变成西方现代性美学，打下了基础……。〔引者按：“审美”（Aesthetic）这个词——根据西文词源词典——产生于18世纪，它应该是“中国风”及其所开启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指出：“‘中国风’这个以中国命名的审美品味，不只是体现一种新兴的全球文化，而且还决定性地构成了视觉与物质语言，它起到了赞美和批评18世纪的商业文化的作用。”……借用历史学家罗文塔尔（David Lowenthal）的话，“过去是一个外国，……却派生一个现代性国家”。……把同时代的外国——即中国——的历史经历，转化成对欧洲过去乃至其“古典时代”的理解；……（英国人）想象中国的地理风貌帮助他们绘制一幅英语文学的场景，同样，想象中国的丰富历史帮助他们找到了独特的英国文学传统的契机。〔塞缪尔·约翰逊说：“全部的中国历史都已变成了浪漫的素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说：汉语写作概念起着“欧洲幻觉”的作用〕。托马斯·珀西编译《好逑传》和《中国事物汇编》是他编造《英诗辑古》的初期准备，……帮助他定义不列颠群岛的文艺性与独特性。


（五）中国风、现代性与世界主义

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的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著《中国风》（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该书简介：

通常对于“中国风”兼具赞扬和嘲笑，说它是美丽而琐碎、以及过度奢华的一种装饰风格，斯洛博达批判性地重审之；她认为，“中国风”并非18世纪的全球消费文化的无声参与者，而是这种文化的主讲者。该书通过对陶瓷、壁纸、家具和园艺等中式设计的案例分析，聚焦和研究“中国品味”这一18世纪英国的文化现象。

这部书的原型是作者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塑造不列颠：审美、设计和帝国，1745—1851年》，其中心思想是：

就其狭义而言，“中国风”作为一种视觉文化遍及18—19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说成是靡颓的、女性的、异国情调的和边缘的。虽然没有人否定这一事实，即：基于“中国风”而形成西方装饰艺术的传统；但现代西方的相关研究则倾向于，说“中国风”只是异域流派和艺术史之脚注……。然而事实上，“中国风”在不列颠的审美模仿、异质融摄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塑造了整个的现代观念。……研究从1745成立切尔西瓷器厂到1851年伦敦博览会这段历史，我的意图是证明，“中国风”不仅在装饰艺术上是英国艺术史的中心内容，而且还是大不列颠帝国的民族文化形成的关键。……“中国风”的意义超越了无声的装饰艺术，它说定了英国新兴的帝国身份。亦即，“中国风”在文化上促成英国成为一个帝国式的民族国家。“中国风”的直接效用包括瓷器、室内装饰和设计论文等，它创造了中国式的英国视觉文化，中国占据了英国观众的想象力……。在视觉上，不列颠作为帝国式的新民族所需要的思想，是中国塑造的。……换句话说，“中国风”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与那形成“大不列颠”的文化力量，乃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风”在18世纪还意味着外来文化和奇异品味；那么，到19世纪，就已成为英国审美和物质文化的基本要素了。“中国风”给（英国）个人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意象，即这既是外国的、又是很文明的东西，因而赋予西方现代性世界主义（modern cosmopolitanism）。


（六）中国赐予英国的现代性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主编《英国现代性与中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书中写道：

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年）的看法是，在相互对照中，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异域风情，而是“欧洲文明的另一面”（Europe's civilisational other）。（英国）从这个异质特性得到哺育。中国因素远不是通过在熟悉的主题中所增加新的变化，来重新定义英语；而是通过“截然相反的两元”（对立统一），服务于形成英语风格（欧洲风格）的实质。中国文明提供给人类的，不仅是宽阔的诗意的历史框架，而且是最充分表达的、可以理解的“文明的声音”（the voice of a civilisation）。（戈德史密斯）《世界公民》……从一个中国绅士的角度显示，中央王国和中国人连接着欧洲人的世界主义理想。一言以蔽之，中国堪称“欧洲文明的另一面”有两层意思：

1.中国是一个“怀旧境界”（site of nostalgia），代表着欧洲人认为本应具有、却已失去的东西，即真正传统：“原初语言”——纯正的、诗意的语言文字及其深奥内涵。
2.中国是一个“理想境界”（site of idealism），代表着欧洲正在获得的从未有过的东西，那就是非宗教的人生与物质文化，还有汉字密码中的品味生活、艺术审美、女性资质和天下情怀；换句话说，中国代表着英国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性。


（七）中国赐予德国文字、文学和哲学

贝蒂娜·勃兰特和丹尼尔·普尔蒂主编《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7年）：


中国文化塑造的何止英语，还有英国及西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其中第5章是由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伊特·陶茨（Birgit Tautz）撰写，其标题为：“中国文化本土化：德国知识、风格和文学史”。其节录为：

自从耶稣会士首次赴华，中国就成为欧洲的理想的知识憧憬和学习目标。在18世纪的德国，中国意象渗透到它的最丰富、最亲密的话语中。18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的中国意象，还保持着（法国）启蒙运动的早期对她的描绘的——理性的普适主义：作为典范的中国的先进哲学、政府机构和教育制度〔黑格尔说：“……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欧美）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译者〕。这正是欧洲人应追求的理想状态。旧版（德文）《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保留了18世纪的中国形象，她是被公认的知识形成的源泉，并且起着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参照物的作用。

从18世纪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资料考察其（文化）主体性。中国因素是作为密码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它隐然而持续地昭示宇宙秩序，同时也与德国主体性的各种表达联系在一起的。“汉字密码”不知不觉地在认知身份、公共参照、个性与权威等方面，投射着这种主体性。在它产生德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汉字密码”从来没有被明确命名。然而，我们注意到，随着我们浏览各种文本，浸透于哲学、教益散文、小说段落和戏剧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具有观赏性；而且其中的一些，我们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中国传统意向的属性，其余的部分则相对隐晦……。而与此同时，德国的主体性则正在围绕着中国而臻于成熟。不仅通过解码翻译文本，而且还借助于学者们对中国资料的独创性的解读，德国的主体性进行自我构建。通过当时学者们的解读和描述，“汉字密码”顺理成章地被用于德国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儒家的责任和孝道也发挥整合社区的作用，但这通常被想象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进化”的结果……。

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之中。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语的世界文学。

于是，德国诗歌与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产生共鸣，乃至超越文学本身，而在认识论上回应那被改写的中国文献之表述；后者标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中国式的新兴学科（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德国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正如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译者〕。

一旦介绍中国在现代早期西方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西方中心论编造了包罗万象的叙事，硬说东方与西方相反，是对立面；然而这个西方中心论的星座最终受到了挑战，那就是：如果重新讲述故事，那么，在德国乃至在整个欧洲，在其文学和文化史中，中国都是核心，譬如众星拱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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