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车库里被塞了封信，署名是：一个有爸爸的女儿
2017-10-19 09:50阅读：
最近，24岁的小薛以“一个有爸爸的女儿”为署名，给
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朱玉萍副主任医师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在最近绵绵秋雨的杭州里，温暖了无数医护和患者家庭。
信中写道：爸爸就是我的命，我不放弃！手术风险很大，我们愿意承担，请您放心给我爸爸做手术，我们用最真诚的心相信您。作为爱他比命还重要的女儿，不敢奢想他活到七、八十岁，只希望他再能活五年，让我拼尽全力去孝顺他！
娟秀而感人的文字背后，是一个普通家庭面对癌症的挣扎与抉择——
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退休不久查出直肠癌，病情凶险，手术风险比常规手术高出十倍，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要做最坏的打算：人走了，正常；救活了，幸运。
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随着大家对医学的期望越来越高，有时也会少了些理性和接纳。
而小薛一家，选择和医生站在一起，给予医生最大的理解和信任。“我们愿意共担风险‘赌一把’，让医生迎‘险’而上。”
手术风险是常规手术的十倍
手术前两天的傍晚，小薛等在车库的电梯门口，见到匆匆下班的朱玉萍医生，朝他手里塞了这封信，眼里噙着泪水，“把我父亲交给您了，您放心做（手术）。”
过去的两个星期，因为父亲病情不断变化，一家人和朱玉萍医生进行了整整十次的术前谈话。
今年55岁的父亲薛文全，在结直肠的最下端，长了个约16*12cm的肿块，并侵犯到小肠、前列腺和膀胱。血尿、肛门下坠感及肿瘤的恶臭一直伴随着他，而化疗后反复发烧，体温超过38度，持续不退，情况很不乐观。
朱玉萍医生耐心而细致地说明了一系列病情和治疗方案，以及术中可能发生的情况。
因为肿块位置不好，侵犯到多个组织，周围又都是大血管，手术风险是常规手术的十倍，患者术中很可能因为大出血，人从手术台上下不来了。
也就是说，钱花了，罪受了，人还可能没了。
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了，在兰州大山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母亲董大姐，在谈话时、在病房外，总是忍不住泪如雨下。
父亲生病的三个多月来，小薛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在杭州念书，如今在杭州外企银行工作的她，联系好浙江省肿瘤医院后，将父亲从兰州老家接过来，住院、检查、谈话、医疗费，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除了和家人一起努力，她将医生作为最信赖的伙伴。“父亲查出癌症，能帮我们对抗病魔的，就是医生！”
人没了，别找医院、医生麻烦
在女儿眼中，父亲薛文全是一个钢铁男子汉，为了将孩子拉扯大，操劳了一辈子，父女感情非常深。
薛文全在兰州开了几十年的长途客车，凌晨出发、深夜下班，一年到头只有春节回家两、三天，却从没和孩子喊过一声苦、一声累，一辈子辛苦赚钱供孩子上学。
“我们住在大山里，小时候念书，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我记得，最开心的就是爸爸放假开车来接我们，给我们买糖吃。”小薛说。
一年多前，因为县城通了高铁，坐长途客车的人少。于是，薛文全把车卖了，退休回老家，和老婆一起种花椒。
说到这，女儿忍不住流泪，“我毕业两年，想着父母能轻松点，也能去旅游，享受下他们的人生，谁知父亲却生病了。”
不放弃，要治疗！薛文全的决心很坚决，“孩子要是成家了，我死就死掉了，现在不放心，真是不服死啊。我宁愿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愿在家里等死。”
女儿说，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却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手术当天，好多亲戚从老家赶来，担心万一这是最后一面。进手术前，薛文全和家里人特意嘱咐了一句话，女儿印象很深：如果我人没了，别找医院的麻烦，别找朱医生的麻烦。
患者当然要和医生站在一起
本周，钱报记者在浙江省肿瘤医院病房，见到了这一家人。做完肿瘤切除手术不到一周的薛文全，已经能下床行走了，精神头很不错。
女儿说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五个多小时的手术，很顺利；另一个是，没有淋巴结转移，父亲手术预后应该不差。
对于病情，薛文全一直知根知底。“术前你不害怕吗？”钱报记者问。
“怕啊，怎么可能不怕！”他脱口而出。
“我先在兰州做手术，当地医生没敢切（肿块），再转到杭州来。毛病太重了，朱医生也冒了很大的风险，顶着很大的压力。医生愿意为了病人冒风险，我们当然要和他站在一起，无条件信任他！”
说起救命恩人，薛文全除了感谢，还有心疼和敬佩，他不断重复一个形容词：了不起。
他说，我从来没住过院，以前真是不知道医生这么忙。天刚亮来查房，然后连着几台手术，空了和病人谈话，中午桌上那盒饭都放冷了，还没来得及吃几口，呼叫器一响，又急急忙忙跑出去，随叫随到。
“国庆放假，值了几天班，好不容易休息，朱医生一早又开车专程跑到病房来，就为了看我伤口发炎的情况好一点没有，忙到了12点多，确定没问题了才走，这么操心我的病情，这么负责，真的了不起！”
站在一旁的女儿补充说，“爸爸，那天是中秋节！”
对话
患者多一份信任，医生多一份冒险的勇气
钱报记者在病房里找到了朱玉萍医生，手术和手术之间的中午间隙，他正抓紧时间和患者谈话。从医十多年来，这已经是他的常态。患者女儿小薛写的那封信，被他放在桌上的一个盒子里。等他空了下来，我们聊了聊。
钱报记者：拿到那封信，看了什么感受？
朱玉萍：这一家人都很质朴，也很善解人意。小薛怕耽误我时间，在车库把信塞给我，说“把我父亲交给您了，您放心做（手术）”就走了。我开车回到家，才仔细看。（看完）很感动，一个是这家人的感情很深，另一个是他们对医生发自内心真诚的信任，让我觉得很暖心。
科室之前开了很多次会，打算做联合脏器切除手术，也联系了泌尿外科朱绍兴主任，认为手术可能性有，但风险巨大，而这封信给了我很大底气，我们下定决心：拼一把！
对医生来说，患者多一份怀疑，我们就多一份顾虑，而患者多一份信任，我们就多一份冒险的勇气。
钱报记者：看了信之后，有再和患者一家沟通吗？
朱玉萍：第二天上班，我又找小薛沟通。信中写道，她们希望父亲能再多活五年。但对直肠癌来说，如果出现淋巴结转移，五年生存率是50%-60%，如果没转移，在80%-90%，作为医生，我需要清楚告知患者治疗的各种可能，包括之前多次的术前谈话也是如此。
面对复杂多变的病情，医生技术也好，治疗方案也好，不可能完美无缺。令人高兴的是，小薛一家对我们非常理解。
钱报记者：医生冒风险手术，是工作常态吗？
朱玉萍：是的。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每一次（手术）都是未知。八、九十岁的高龄，或者肿瘤位置很不好，手术风险会更大。而医生愿意冒多少险，是要看患者和家属给了多少支持。
我也遇到过冒险手术后，结果令人遗憾，那时自己的自责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刚工作时，遭到家属埋怨的话，我也有情绪，也想过不做医生了。
现在想起来，医生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认识到医学的不确定性，和家属做好沟通，医患双方一起迎难而上，患者才有生机。毕竟，当一个人生命垂危之时，最希望他活下来的，除了亲人，就是医生。
钱报记者：做了这么多年外科医生，每天面对生死，现在感受如何？
朱玉萍：
外科医生是在刀尖上活着，很多外科医生都有失眠的问题。像我，如果有疑难复杂手术，半夜往往睡得不踏实，会醒过来，因为一直记挂着患者好不好。
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看到手机亮了，一看，同事说手术患者情况不太好，我马上开车到医院处理，虽然辛苦，但去了，心里才踏实。好在我爱人也是医生，对我非常理解，从来没有埋怨半夜的铃声和周末不停的工作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