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
2019-12-06 07:38阅读：
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
苗雨时
回眸上世纪末20多年至今的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从思潮变更的视角加以考察，那么，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它的总体趋势，是此起彼伏如轮转、呈梯队式、方阵式行进的：先是现实主义的复苏，接着是朦胧诗划时代的崛起，之后是新生代的反向推进，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又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乃至九十年代后期更有“下半身”的肉身狂欢，越过世纪之交的节点，诗歌彻底告别了单调、单一而展现了多重色彩、多种声音的斑驳与喧哗。对于这各式各样的诗潮的涌动，与其冠以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等多种不同的命名，我宁可把它们看成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追求的各不相同的艺术样态。正如加洛蒂所说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朦胧诗是现实的历史反思，新生代是现实的现象学把握，而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立场之争，不过是本土意识的超拔开放和回归下沉的互否而互补。中国新诗潮的运行，之所以呈现短暂性、浮躁性和戏剧性，其原因除了改革开放之后“他者”侵入，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文学思潮集中在短时间对我国诗歌的冲击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作为诗歌生存基础的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历史转折之后出现的急剧的戏剧式的动荡和变革。从根本意义上说，新诗潮的波澜迭起，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历史情绪和审美心态的调整和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诗歌的内部来审视，这些诗潮的演进，也确实促动了诗歌向其艺术本体的回归。具体表现为诗歌实现了从工具性到主体性的转化，从个人主体性到生命意识的深潜，实现了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由形式技艺而进到语言本位。诗歌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真正自觉。
然而，进入新的世纪，一个更加宽松、平和的人文气氛正在形成，在多元并峙、多义共生的诗歌自足自在的一派热闹景象下，我们的诗人们既已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炼和各种诗艺的实验，当下，既少外在压迫，又无内在闭锁，他们正处于葆有空前的极大的创作自在的状态中，但却为什么还产生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具有重要性的诗歌作品呢？而任何时代若是只有众多的多样的诗，而没有重要的诗，这无论对于哪个时代都意味着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提出了对一个时代的诗歌的新的呼唤，同时也警醒诗人：创作自由并不等于对自由承担的能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当下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人自我的精神定位；一个是诗人对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的情感立场和姿态。
这是一个需要重要诗人创作重要诗歌的年代。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社会向现代转型，话语霸权由政治而转为经济、科技。主流文化、精英启蒙文化，正遭遇着市场大众文化的全面覆盖。在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夹缝中，我们的诗人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立足点和人生取向？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代代言人、文化英雄、先知和预言家，也不再是人们习惯阅读视野里的生活的教师和百科全书，诗人已沦为一个普通人。然而，既然矢志作为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同广大普通人共命运的过程中，则应该成为自我灵魂的守护者，把诗作为自己人生栖居的最高形式。面对物化与媚俗的历史情境，他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性，为自己也为他人探寻生存的理由和确立生命的精神支点。所谓“边缘化”，那不过是诗人自甘落伍的解嘲和遁词。在人类社会，地位、权力并不决定人的精神高度。所谓“个人化”写作，它的确意味着诗人的“自我的解放”，并深拓了诗歌的经验界域，但既然“人生在世”，在张扬个性、书写个体心灵的同时，是否也应担当良知和道义的责任？一个诗人永远应该是时代之子，他感受时代的“甜蜜”，也感受时代的“疼痛”，他往往纳时代的批判于自我批判，来实现对未来理想的预约；他也总是通过自我灵魂的探险来提示潜藏在生活深层的奥秘；他甚至甘愿以自我的毁灭来换取神圣世界之降临，就像鲁迅自比野草，渴望地火来烧那样……。一个诗人永远不要轻贱自己，捉弄自己，不把别人当戏子，也不把自己当戏子。他要真诚、严肃地做人，以敬畏的态度写诗，诗在他心目中永远是精神的上帝。这从根本上是成就他作为一个重要诗人的先决条件。
一个重要的诗人要创作重要的诗歌，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诗与现实的对话。现实关怀永远是终极关怀的基础。不论什么风格、什么流派，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是诗歌生长的内在命脉。而面对当今外冷内热的诗坛，虽也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一派风光，但却总使人感到有些空幻、迷茫和寂寞。“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诗歌疏离读者，正是它过于高蹈或平面化、无深度的必然结果。重要的诗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重要的诗，是真正勇敢地楔入当代现实的诗。那么，诗歌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呢，或者诗人如何重新认知现实呢？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生境况。诗歌对这样现实的观照，既不能是乌托邦式然而急功近利地对生活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切割，诸如浮泛的昂扬、奋进之类，也不能是把生活看作庸常、卑俗、烦琐然而无奈的一片灰色风景；而是把现实纳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它看成是这一进程中的人的生存背景所在的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价值关系的变异、演化和相互纠缠、渗透，看作是诗人的灵魂挣扎其间的各种时代因素——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利欲与道德、终结与开始、上升与下沉等以现代化为轴心所纠结成的动态的“历史结构”和立体的社会力场。这应该是我们的诗人所直面的现实，对这样的现实，他不能做旁观者、局外人，而要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急切焦灼的热情，以冷静而紧张的思考，探索时代的更移和走势，“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理解和表现”，使人们有可能认识自己的活动，即认识历史的某些本质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他们的创作被赋予了与社会历史同构顺应的更加包容、深邃的尺度和更加开阔、多层的艺术空间。这些诗，就是我们时代所要求、并可能产生的重要的诗。重要的诗，不限于重大题材，生活的浪花、草木的摇落，对时代来说也可能是重要的。重要的诗使我们不仅看到个人，而且通过个人悲欢的体验看到整个时代的气氛和情调，从中感受到特定时代的特有精神。重要的诗人是概括性的，他具有巨大的综合能力和包容心态，他的创作不论写什么，总是能抵达时代的中心，并最大限度地把它诗化。
面对众多的诗人们，最后我想提请大家思考波兰诗人米沃什这句话：“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但愿你们中出现我们时代的重要诗人，创作出理解我们时代的重要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