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
苗雨时
回眸上世纪末20多年至今的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从思潮变更的视角加以考察,那么,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它的总体趋势,是此起彼伏如轮转、呈梯队式、方阵式行进的:先是现实主义的复苏,接着是朦胧诗划时代的崛起,之后是新生代的反向推进,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又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乃至九十年代后期更有“下半身”的肉身狂欢,越过世纪之交的节点,诗歌彻底告别了单调、单一而展现了多重色彩、多种声音的斑驳与喧哗。对于这各式各样的诗潮的涌动,与其冠以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等多种不同的命名,我宁可把它们看成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追求的各不相同的艺术样态。正如加洛蒂所说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朦胧诗是现实的历史反思,新生代是现实的现象学把握,而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立场之争,不过是本土意识的超拔开放和回归下沉的互否而互补。中国新诗潮的运行,之所以呈现短暂性、浮躁性和戏剧性,其原因除了改革开放之后“他者”侵入,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文学思潮集中在短时间对我国诗歌的冲击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作为诗歌生存基础的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历史转折之后出现的急剧的戏剧式的动荡和变革。从根本意义上说,新诗潮的波澜迭起,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历史情绪和审美心态的调整和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诗歌的内部来审视,这些诗潮的演进,也确实促动了诗歌向其艺术本体的回归。具体表现为诗歌实现了从工具性到主体性的转化,从个人主体性到生命意识的深潜,实现了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由形式技艺而进到语言本位。诗歌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真正自觉。
然而,进入新的世纪,一个更加宽松、平和的人文气氛正在形成,在多元并峙、多义共生的诗歌自足自在的一派热闹景象下,我们的诗人们既已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炼和各种诗艺的实验,当下,既少外在压迫,又无内在闭锁,他们正处于葆有空前的极大的创作自在的状态中,但却为什么还产生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具有重要性的诗歌作品呢?而任何时代若是只有众多的多样的诗,而没有重要的诗,这无论对于哪个时代都意味着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提出了对一个时代的诗
苗雨时
回眸上世纪末20多年至今的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从思潮变更的视角加以考察,那么,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它的总体趋势,是此起彼伏如轮转、呈梯队式、方阵式行进的:先是现实主义的复苏,接着是朦胧诗划时代的崛起,之后是新生代的反向推进,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又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乃至九十年代后期更有“下半身”的肉身狂欢,越过世纪之交的节点,诗歌彻底告别了单调、单一而展现了多重色彩、多种声音的斑驳与喧哗。对于这各式各样的诗潮的涌动,与其冠以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等多种不同的命名,我宁可把它们看成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追求的各不相同的艺术样态。正如加洛蒂所说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朦胧诗是现实的历史反思,新生代是现实的现象学把握,而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立场之争,不过是本土意识的超拔开放和回归下沉的互否而互补。中国新诗潮的运行,之所以呈现短暂性、浮躁性和戏剧性,其原因除了改革开放之后“他者”侵入,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文学思潮集中在短时间对我国诗歌的冲击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作为诗歌生存基础的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历史转折之后出现的急剧的戏剧式的动荡和变革。从根本意义上说,新诗潮的波澜迭起,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历史情绪和审美心态的调整和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诗歌的内部来审视,这些诗潮的演进,也确实促动了诗歌向其艺术本体的回归。具体表现为诗歌实现了从工具性到主体性的转化,从个人主体性到生命意识的深潜,实现了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由形式技艺而进到语言本位。诗歌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真正自觉。
然而,进入新的世纪,一个更加宽松、平和的人文气氛正在形成,在多元并峙、多义共生的诗歌自足自在的一派热闹景象下,我们的诗人们既已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炼和各种诗艺的实验,当下,既少外在压迫,又无内在闭锁,他们正处于葆有空前的极大的创作自在的状态中,但却为什么还产生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具有重要性的诗歌作品呢?而任何时代若是只有众多的多样的诗,而没有重要的诗,这无论对于哪个时代都意味着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提出了对一个时代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