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个深夜，当我心力交瘁时，我会反复深入到我崇仰的大师里尔克的精神氛围中。这种空的满，灭的生，有如尖锐的冰凉的刀片，划开我的心，让它流出鲜热的本质。这样，我会得到一种近乎宿命般的抚慰。是呵，对于存在，我们又能说出什么?特别是对诗——这种深入生存又一再被生存逃离，追问，否定的语言形式——我们究竟能说出什么?那种在生存与诗语的临界点上走钢丝的人，难道真的能够解剖，剥离，判断，扬弃出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而不会坠身于这冰冷的钢丝之下吗?这简直是一场无望的赌博!那末，一个不是出于自发而是自觉地选择了诗歌批评的人，就是一个主动寻求困境，主动吁求灵魂一次次寂灭再返生的人。我是在严格的事业意义上谈及诗歌批评这种特定的理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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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深夜，当我心力交瘁时，我会反复深入到我崇仰的大师里尔克的精神氛围中。这种空的满，灭的生，有如尖锐的冰凉的刀片，划开我的心，让它流出鲜热的本质。这样，我会得到一种近乎宿命般的抚慰。是呵，对于存在，我们又能说出什么?特别是对诗——这种深入生存又一再被生存逃离，追问，否定的语言形式——我们究竟能说出什么?那种在生存与诗语的临界点上走钢丝的人，难道真的能够解剖，剥离，判断，扬弃出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而不会坠身于这冰冷的钢丝之下吗?这简直是一场无望的赌博!那末，一个不是出于自发而是自觉地选择了诗歌批评的人，就是一个主动寻求困境，主动吁求灵魂一次次寂灭再返生的人。我是在严格的事业意义上谈及诗歌批评这种特定的理论行为
的。
所以，真正的诗歌批评并不能妄想获取一种永恒的价值。它只是一种近乎价值的可能，一种启示：它索求的东西不在它之外，而它却仅是一种姿势或一种不断培育起来又不断主动放弃的动作本身。重要的是永远抗拒结论，不断抵制下滑，而且同时要有将灵魂的囚牢跌穿的勇气!
苗雨时做为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我灵魂的朋友。这位诗评家七十年代末从踏进理论界那天起，就注定了一场与自身弱点相格斗的抗争。他所受的教育本来应使之成为那种盲目顺从普遍意识规范的人，这样的人简直多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但是新时代人文意识的艰难演进和他血素中固有的近乎偏执的叛逆力量，使他终于开始了对自由生命意识和价值确认方式转变的倾心。他的诗论，一方面对新诗潮夺目的实绩给予了毫不含糊的评析；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不断地粉碎自己那种传统思维中的惰性，那种精神内核中愚顽的、工具式的人格因素。所以，我读着他这十年来的诗论文章，看到的始终是一个不断给自己的精神进行放血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说，他在相当多的时候，行文时是以自己灵魂的另一方面为敌的，这就使这些文章显得深沉(虽则未必是深刻)，显得结实(虽则未必是理论强度)。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位师长的理论和评论之中荡穿着的一种正气。正是这种正气，使他赢得了我和一些诗友们的敬重和热爱。我与苗雨时是不同的两代人。在我这里，并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甚至是绝对的意识背景。一切都是启示，一切都是某种可能性的操作。我或者选择个体生命的主体性，选择一无依恃的反叛、捣毁，这一切都十分自然；或者选择以人的整体存在为本位，强调承担、本质、理性，这一切也都十分自然。而苗雨时则不同。在他的大脑沟回里，已经牢牢植入了那种集团的、受体的、忧患的质素。如果说真正的承担是相对于充分的个体主体性而言，那么，在苗雨时的理论中，不断深入而犀利的方面恰恰在于这一点的由隐到显；我可以在一夜间写出那种强硬的、尖刻的、带有某种挑战性的文章，而不必劳心伤神；而苗雨时则会在写作的同时伴随着真正痛入骨髓的、渗进灵魂的互否和酷烈格杀。与谢冕等中年诗评家一样，苗雨时所受到的拷问不仅关涉到外部的意识形态，而首先关涉到自己业已定型的灵魂。在这里，我深深理解了他们这一代理论家。那种心灵的颤抖，那种不断粉碎自己又重新组合的勇气，简直是付出了深入地狱然后未知能否上升的代价呵!我们这一代所承受的苦难是单向度的，对它我们甚至可以一时采取某种不买帐的态度。而他们这一代所承受的苦难是双向的。如果可以这么说，我想说这是尴尬的一代。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他们的理论每前进一步，就伴随着灵魂内部嘎嘎的断裂声，那是一种持久、坚定、孤独、自明的声音。过去，我对这一代批评家的态度是近乎专横的，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本真的价值及意义。今天，经过了各种风暴的淘洗，我开始稳重、清醒，一种温暖的、后来人的体谅之情涌上了我那颗石头一样的心。正是他们对自我的粉碎、扬弃和我们对他们的包容与超越，才构成了新时期文论反抗和自省双重活力的源头。如果否定这一代人，那我们的智力就不免要受到历史的嘲笑，事实上，现实已经嘲笑了我们!
苗雨时的诗歌理论，从本体上自觉于形式这一原则，而从个人方式上则坚持了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原则。今天，所有主题在中国其实只是一个主题，苗雨时理论中“人”的因素显然受惠于一九八四年之后理论界关于主体性论题的广泛展开。这里，我不想评判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因为它是不言自明的。我想说的是，在苗雨时一九八六年以后的某些诗人论中，特别强调了个体主体性这种因素。虽然这种强调不免左右顾虑，但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在平和的、曲折的语言中突现出来了。这是带有某种实质性进展的东西。持这种观念，他在对青年诗人的论述中，特别是对某些带有先锋色彩的青年诗人的论述中，我看到了那种掩饰不住的冲动、激动。冲动使他在局部的言辞中稍稍夸大了这些诗人的意义，而激动又使读者受到情绪的感染而原谅了他在立论上的倾斜。但是，在对某些虽图有进取但基本格局不变的中老年诗人的评论中，苗雨时的这种倾斜就显得有些矫情，有些难以让人原谅。如果说苗雨时对同代诗友中出现的任何一点新的因素都报以激烈的掌声是可以理解的，那末，一位在理论的跋涉中已达到某种标度的人，还会不时地动摇艺术立场，就不能不使人遗憾了。在对新诗潮的追踪和判断中，苗雨时在艺术上始终旋转在意象——象征的指代范围内。他坚持意义这一古老原则，这样一来，那种单向隐喻性的、整体象征性的诗歌成了他关注的基本对象。他不讳言对诗而言他的审美理想是内容上揭示生存的、重要的诗歌。而早期朦胧诗那种忧患感、庄重感、判断的直率性、情愫的宣言性，是那么迅速而合拍地汇入了他业已不再年轻和朦胧的生命图景中。他喜欢的诗人被他看做民族意识换血的英雄，他将在审美上并无更多新鲜可言的某些艨胧诗看做是庄重的、辉煌的“奇观”。就这样，他与朦胧诗一道受难，一道欣悦，一道面对垂直降临的新生代诗歌感到茫然。艺术发展中巨大的落差，使他这一代批评家忽然变得幼稚，但他没有畏缩，更没有随流扬波，而是在思索，在善意地默默地注视，祝福。这种姿势令人感动。那些见风使—舵，低昂随压的所谓理论先锋人物，在一夜间掉转枪口的我们见得多了，这样的人不但不能使人原谅他们中年的年龄，更不能使人原谅他们的人格。所以，如果我们能不怀偏见地将苗雨时的宏观诗潮论述，放置到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将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不该也不会随着新艺术的变构而失去昔日的辉光的。尽管我与苗雨时在诗歌观念上颇多龃龉，但我从内心深处理解他并能不断从他那里获益。
从写作态度上看，苗雨时不是以学者的而是以描述性批评家的行为进入诗歌文本的。所以，他的文章写得时效性、针对性强，时时焕发着一脉冲腾的漩流。那种意象化的标题，诗化的行文风格，丰沛葱笼的文气使这些文章不是等你去读，而是主动迎向你去。这些文章在丧失了某些东西的同时，得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加强：对诗人情感流程的忻合无间的深入与体谅。说到底，理论和评论是两回事，前者是在对艺术的回忆中结晶成的理念，而后者则是另外一种艺术，如果忽略具体时间，甚至可以说它是与所论对象共时产生的音响。我认为，我们当然需要客观的、科学主义的批评，但象苗雨时这种带有印象色彩又不忽略文本的写作态度，毕竟也是漂亮的。前者关涉到学识、材料，而后者却是用自身的生命力做为学识和材料的。这种重审美感受的批评，在今天不是发展得过火，而是还不够充分。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在艺术批评中并不存在一个先给定的罗马。即使到不了罗马又怎么样呢?对理论价值的解释权毕竟是在每个个别的人心里。
现在，苗雨时的诗歌批评集就要出版了。返观这些年来他走过的深浅不一的足印，我不知道这位魁梧的、淳朴的老师会有何感慨。是的，他“辛劳的脸庞在双手中得以休息”，“可谁敢断言这样就是存在?”，就能持“有一丝感觉”?
那末，让我对这位老师和朋友说，你本身的姿势就已经是一种存在：那种前倾的、自审的、沉重的、真挚的姿势!对于一个主动寻求困境的人来说，没有终的，只有行走本身才是存在的唯一证明呵。
所以，真正的诗歌批评并不能妄想获取一种永恒的价值。它只是一种近乎价值的可能，一种启示：它索求的东西不在它之外，而它却仅是一种姿势或一种不断培育起来又不断主动放弃的动作本身。重要的是永远抗拒结论，不断抵制下滑，而且同时要有将灵魂的囚牢跌穿的勇气!
苗雨时做为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我灵魂的朋友。这位诗评家七十年代末从踏进理论界那天起，就注定了一场与自身弱点相格斗的抗争。他所受的教育本来应使之成为那种盲目顺从普遍意识规范的人，这样的人简直多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但是新时代人文意识的艰难演进和他血素中固有的近乎偏执的叛逆力量，使他终于开始了对自由生命意识和价值确认方式转变的倾心。他的诗论，一方面对新诗潮夺目的实绩给予了毫不含糊的评析；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不断地粉碎自己那种传统思维中的惰性，那种精神内核中愚顽的、工具式的人格因素。所以，我读着他这十年来的诗论文章，看到的始终是一个不断给自己的精神进行放血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说，他在相当多的时候，行文时是以自己灵魂的另一方面为敌的，这就使这些文章显得深沉(虽则未必是深刻)，显得结实(虽则未必是理论强度)。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位师长的理论和评论之中荡穿着的一种正气。正是这种正气，使他赢得了我和一些诗友们的敬重和热爱。我与苗雨时是不同的两代人。在我这里，并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甚至是绝对的意识背景。一切都是启示，一切都是某种可能性的操作。我或者选择个体生命的主体性，选择一无依恃的反叛、捣毁，这一切都十分自然；或者选择以人的整体存在为本位，强调承担、本质、理性，这一切也都十分自然。而苗雨时则不同。在他的大脑沟回里，已经牢牢植入了那种集团的、受体的、忧患的质素。如果说真正的承担是相对于充分的个体主体性而言，那么，在苗雨时的理论中，不断深入而犀利的方面恰恰在于这一点的由隐到显；我可以在一夜间写出那种强硬的、尖刻的、带有某种挑战性的文章，而不必劳心伤神；而苗雨时则会在写作的同时伴随着真正痛入骨髓的、渗进灵魂的互否和酷烈格杀。与谢冕等中年诗评家一样，苗雨时所受到的拷问不仅关涉到外部的意识形态，而首先关涉到自己业已定型的灵魂。在这里，我深深理解了他们这一代理论家。那种心灵的颤抖，那种不断粉碎自己又重新组合的勇气，简直是付出了深入地狱然后未知能否上升的代价呵!我们这一代所承受的苦难是单向度的，对它我们甚至可以一时采取某种不买帐的态度。而他们这一代所承受的苦难是双向的。如果可以这么说，我想说这是尴尬的一代。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他们的理论每前进一步，就伴随着灵魂内部嘎嘎的断裂声，那是一种持久、坚定、孤独、自明的声音。过去，我对这一代批评家的态度是近乎专横的，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本真的价值及意义。今天，经过了各种风暴的淘洗，我开始稳重、清醒，一种温暖的、后来人的体谅之情涌上了我那颗石头一样的心。正是他们对自我的粉碎、扬弃和我们对他们的包容与超越，才构成了新时期文论反抗和自省双重活力的源头。如果否定这一代人，那我们的智力就不免要受到历史的嘲笑，事实上，现实已经嘲笑了我们!
苗雨时的诗歌理论，从本体上自觉于形式这一原则，而从个人方式上则坚持了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原则。今天，所有主题在中国其实只是一个主题，苗雨时理论中“人”的因素显然受惠于一九八四年之后理论界关于主体性论题的广泛展开。这里，我不想评判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因为它是不言自明的。我想说的是，在苗雨时一九八六年以后的某些诗人论中，特别强调了个体主体性这种因素。虽然这种强调不免左右顾虑，但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在平和的、曲折的语言中突现出来了。这是带有某种实质性进展的东西。持这种观念，他在对青年诗人的论述中，特别是对某些带有先锋色彩的青年诗人的论述中，我看到了那种掩饰不住的冲动、激动。冲动使他在局部的言辞中稍稍夸大了这些诗人的意义，而激动又使读者受到情绪的感染而原谅了他在立论上的倾斜。但是，在对某些虽图有进取但基本格局不变的中老年诗人的评论中，苗雨时的这种倾斜就显得有些矫情，有些难以让人原谅。如果说苗雨时对同代诗友中出现的任何一点新的因素都报以激烈的掌声是可以理解的，那末，一位在理论的跋涉中已达到某种标度的人，还会不时地动摇艺术立场，就不能不使人遗憾了。在对新诗潮的追踪和判断中，苗雨时在艺术上始终旋转在意象——象征的指代范围内。他坚持意义这一古老原则，这样一来，那种单向隐喻性的、整体象征性的诗歌成了他关注的基本对象。他不讳言对诗而言他的审美理想是内容上揭示生存的、重要的诗歌。而早期朦胧诗那种忧患感、庄重感、判断的直率性、情愫的宣言性，是那么迅速而合拍地汇入了他业已不再年轻和朦胧的生命图景中。他喜欢的诗人被他看做民族意识换血的英雄，他将在审美上并无更多新鲜可言的某些艨胧诗看做是庄重的、辉煌的“奇观”。就这样，他与朦胧诗一道受难，一道欣悦，一道面对垂直降临的新生代诗歌感到茫然。艺术发展中巨大的落差，使他这一代批评家忽然变得幼稚，但他没有畏缩，更没有随流扬波，而是在思索，在善意地默默地注视，祝福。这种姿势令人感动。那些见风使—舵，低昂随压的所谓理论先锋人物，在一夜间掉转枪口的我们见得多了，这样的人不但不能使人原谅他们中年的年龄，更不能使人原谅他们的人格。所以，如果我们能不怀偏见地将苗雨时的宏观诗潮论述，放置到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将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不该也不会随着新艺术的变构而失去昔日的辉光的。尽管我与苗雨时在诗歌观念上颇多龃龉，但我从内心深处理解他并能不断从他那里获益。
从写作态度上看，苗雨时不是以学者的而是以描述性批评家的行为进入诗歌文本的。所以，他的文章写得时效性、针对性强，时时焕发着一脉冲腾的漩流。那种意象化的标题，诗化的行文风格，丰沛葱笼的文气使这些文章不是等你去读，而是主动迎向你去。这些文章在丧失了某些东西的同时，得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加强：对诗人情感流程的忻合无间的深入与体谅。说到底，理论和评论是两回事，前者是在对艺术的回忆中结晶成的理念，而后者则是另外一种艺术，如果忽略具体时间，甚至可以说它是与所论对象共时产生的音响。我认为，我们当然需要客观的、科学主义的批评，但象苗雨时这种带有印象色彩又不忽略文本的写作态度，毕竟也是漂亮的。前者关涉到学识、材料，而后者却是用自身的生命力做为学识和材料的。这种重审美感受的批评，在今天不是发展得过火，而是还不够充分。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在艺术批评中并不存在一个先给定的罗马。即使到不了罗马又怎么样呢?对理论价值的解释权毕竟是在每个个别的人心里。
现在，苗雨时的诗歌批评集就要出版了。返观这些年来他走过的深浅不一的足印，我不知道这位魁梧的、淳朴的老师会有何感慨。是的，他“辛劳的脸庞在双手中得以休息”，“可谁敢断言这样就是存在?”，就能持“有一丝感觉”?
那末，让我对这位老师和朋友说，你本身的姿势就已经是一种存在：那种前倾的、自审的、沉重的、真挚的姿势!对于一个主动寻求困境的人来说，没有终的，只有行走本身才是存在的唯一证明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