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1.
朱子永远是一身熨得妥妥帖帖的蓝色中山装,铮亮的三接头牛皮鞋,春秋季一件米黄色风衣搭在手臂上,没见他穿过。这派头不像大学生,倒像是大学校长。小分头梳得齐刷刷,那是在“四联”剪的,四联儿是当时北京最贵的理发店,在金鱼胡同西口路北。有一天我们同寝室的阿黄拿来一把推子,说他会理发。朱子说:“是吗?你给我推推。”我们都在旁边围观。推了一会儿,朱子摸摸推过的地方:“这儿,这儿再给我去点儿。”“哪儿啊?”“就这儿。”“这儿挺好的。”“你再推推。”阿黄只好给他推。又过一会,朱子又摸另外的地方,又让“再推推”。阿黄急了:“你他妈又看不见,你怎么知道这儿就该推呀!”“一摸还摸不出来吗?让你推你就推!”返来复去,俩人都白了脸。后来我们据此新创了一个歇后语,叫做“阿黄给朱子剃头——谁都不尿谁。”
朱子看书专看内容简介和小册子,掌握了大量知识。一次我们去潭柘寺,碰到刘海粟在画写生,夫人站在他身旁,当年潭柘寺游人极少。我们围上看,朱子上前一步,说:“刘先生,您是中国第一个画裸体的,您把人体引进了中国。”众人一片喝彩。那时刘海粟重新出山才没几年,不像现在妇孺皆知,更不知道这个画家是怎么回事。朱子一语点出了刘海粟的历史地位。从此,他落下了个“小册子派”的美名。
相比之下我就差远了。有一次当代文学课组织我们去人艺看《茶馆》,幕间休息时,在大厅里看见了萧军。萧军遭雪藏20多年刚露面,被文艺界称为“出土文物”,名气很大。同学们围上他,还是朱子主聊,评论、提问无不得体。萧军矮个子,叼着烟斗,答话简洁。我挤过去,接上他的话说:“萧老高见!萧老高见!”萧军连眼皮都没抬。过后,同寝室的小流氓们着实把我嘲笑了一番,我也觉着自己够傻的。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再后,不论遇到什么名人我都拔腿就溜,一句话不说。
毕业前,我们几个定了个计划,要吃遍京城的饭馆。那时,北京的饭馆零零星星就那么几家,实施计划并不难
。有一次先在我家集合,然后去前门饭店。刚要走,外系的痞子大熊来了,也跟着一起去。前门饭店的川菜当时非常不错。吃完一算账,每人出1块多。大熊摸摸兜,只找出了5毛钱:“对不起啊,我没带那么多。”朱子拈起5毛钱票子,用《水浒传》的修辞说道:“武松将那二两碎银子,丢还给李忠!”说着两根手指一弹,把票子弹回到大熊跟前。
毕业后朱子在铁路口工作。一天我去北京站接人,在广场上远远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他一身蓝色中山装,右手提着一个大铜火锅,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朱子,这是从哪儿回来呀?”朱子举起铜火锅晃晃:“大同开个什么鸟儿会,一人发一锅子。哥们儿就是奔这锅子去的。”

2.
王小波在人大念书的时候,也是一身儿蓝,但脏了吧唧,长头发油腻不洗,大长腿蹬一辆破自行车。我是听他家的世交李家兄弟经常提他,我考上人大后,李家兄弟告诉我:“小波也考上人大了。”记得大兴还跟我说:“小波写小说呢。”“写的什么?”“从水里钻出一个妖怪之类的……”说完嘿嘿直笑。但王小波不活跃,学校里认识他的人不多。
跟他外在的这种风格有一拼的,是南风。南风是经济系一怪,全校闻名。传说他每穿脏一双袜子,就往床底下一扔,换双干净的,等干净袜子都穿完了,再从床底下的脏袜子中挑不那么脏的穿。一件背心,买来就穿在身上,直到穿烂了才脱下来扔掉,中间并不换洗。上体育课时,男生穿的跨栏背心都是两条背带,他的只剩了一条,另一条耷拉着。
有一次上课讲黑格尔,老师没来(或其他原因,忘了),他上去讲,讲得头头是道,把同学都听傻了。他早在农村插队时就研究黑格尔,大学里教的这点儿东西,他根本用不着学。因此,他很少上课。反而是别的系有什么他感兴趣的课,倒时不时去听听。
他哥哥南生也是人大同届生,跟他不在同一个系。我是先认识南生,他介绍我认识了南风。结果自此以后,我跟哥哥基本上就没来往了,反而与弟弟嘻嘻哈哈摽在一起。这哥俩之所以在学校有名,学识之外,主要是他俩都参加了被视为高层智囊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改革发轫之初,就深度介入其中。同是干的经邦济世的大业,哥哥南生使命感重,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挑在肩头,话题宏大深沉。而弟弟南风,据我看,纯粹的研究兴趣是他的根儿,对一切事物必欲穷究其理的探索欲,推动他做这做那,外在事功,倒在其次。所以他那副不修边幅、吊儿郎当的样子,很对我的口味。
我拍的电视剧《花开也有声》里,男主人公有一个偶像,是胡同的邻居、一位四中的高材生,他每次去高材生家都像踏进圣殿,总是恭恭敬敬地向高材生请教人生问题。我在洛杉矶的朋友中迅看完电视剧后对我说:“我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偶像,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你的同学南生南风二兄弟!当时我们都住和平里,一进他们家,墙上都是自己用木板钉的书架,堆满了书……哇!那感觉,跟电视剧里一模一样。”
朱子给南风起了个外号,叫“白子”,我们也都以此相称。毕业后我们同寝室的几个人搞了个学习小组,计划每月研讨一个问题,但没几次,研讨的问题就变成了诸如“为什么朱子做香酥鸡时老炸鸡屁股?”之类的。白子来过一次,那时他是体改所社会室主任,随着改革深入,他的研究也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他给我们讲了“科层结构”,讲深了我们也不懂,他举了一个调查得来的例子:北京的保姆安徽无为人最多,这些人已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严密网络,刚从无为来北京的,先在普通人家当保姆,如果表现好,会把她介绍到处长家,处长家干得好,再介绍到局长家、部长家,层层往上升。进不去这个网络,别想找到工作,干砸了什么事,会受到处罚。大家听得很新奇,朱子赞叹说:“白子又深沉了!”
后来我与白子失联多年。再见到,别的都没变,外表却大不一样了:浑身收拾得清清爽爽,衣装不仅干净整洁,还搭配得挺有品位。这可是不简单!

3.
老刘是法律系的,我们在同一个日语班,座位挨着。他岁数大,不愿意在课堂上站起来说日语,偏偏老师经常爱点他的名。估计老刘一肚子不高兴。每次上课时,全体起立,老师用日语说“同学们早上好!”我们则集体回答“森赛(老师),早上好!”有一天我忽然听到老刘嘴里说的是:“孙贼,早上好!”我噗嗤一下就笑了,扭头小声质问:“老刘你丫说什么哪?”老刘回我一笑。
老刘什么都看不惯,爱说怪话。人民大学的校牌、徽章原来用的是美术体字,复校后,成仿吾当了校长,请华主席给题校名,校牌徽章都换成了华写的“颜体”。一天去学校我正好跟老刘坐同一辆公交车,到站下车往马路对面的校门走时,老刘指着校牌说:“你看看,这叫什么?还颜体?就是几个蚂蚱趴在牌子上!”把我给乐的,直拍老刘肩膀。太喜欢老刘了!我也爱胡说八道,但没人家说得精彩。
我跟法律系的好多同学都熟悉,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小洋写诗,而且一直写了几十年。他为人特别朴实,在不喜不怒的外表下,有一颗滚烫的心。但一喝酒,滚烫的就是脸了,而且变了个人。我从美国回来后第一次见面,都喝大了,分手时在大街上互相抱着紧紧贴脸,其他同学强行把我们俩给拉开了。俩大老糙爷们儿这么公然亲密,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小洋是律师,我读过他写的一篇辩护词,真是雄辩滔滔铿锵有力。晚年我发现他热爱毛主席。北新看上去年轻,实际与老刘同岁,他永远会对人微笑,不言不语,温和谦逊。他也是律师,也爱写东西,做什么都是默默的,但做什么都出色,可惜在去年癌症离世了。
他们班毕业时分配的工作都非常好,北新分在中央办公厅,小洋在人大常委会,其他大都类似。我没想到老刘会选择考研究生,而且一直念到拿了法学博士。这时我才知道老刘是学者的本质。没有花多少年,他已成了某个领域的权威。
有一次他去洛杉矶开会,正好赶上我的朋友中迅在家办party,我就把老刘也约去了。我给朋友介绍说,老刘是中国某某领域的No.1。老刘赶紧纠正,说:“不,我是No.2,上面还有一个,70多岁了。”几年后在北京,同学一起吃饭,其中有原本跟老刘不认识的,我告诉他们老刘是某某领域的No.2。老刘又说:“No.1已经去世了。”逗得大家直笑。
老刘还有很多金句,比如他说:别动不动就说“组织上”、“组织上”,组织是个鬼!你说它有?在哪儿呢?看不见摸不着。说它没有吗?它又无处不在,哪儿都有个“组织上”。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有一次有同学问老刘:“刘教授,那个××、×××都写了那么多本书了,您比他们厉害多了,怎么不多写几本?”老刘说:“白面就是白面,棒子面儿你磨得再细它还是棒子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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