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得心应手

2019-05-28 18:51阅读:
康熙: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得心应手

《少年康熙》剧照


1669年6月23日,康熙在历数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般罪行之后,当廷宣布处分决定。除圈禁鳌拜及其一兄、一子,处死班布尔善等九名死党外,其他概予从宽,或减罪,或免职留任,或免于查处,就连遏必隆也被“免其重罪”,得到宽宥。


在鳌拜擅权期间,凡受其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均分别情况一一予以平反昭雪。康熙亲自批示:恢复苏克萨哈世职,由其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儿子苏常淑承袭;苏克萨哈族人白尔赫图在冤案中一同被害,亦恢复世职,由其子白尔肯承袭;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追赐谥号,按法定礼仪祭葬,又送三大臣的儿子入监读书,并分别给以官缺。


对鳌拜集团的处理,涉及权力更迭,人事关系甚为复杂,但康熙仅用十天时间就干净利落地处理完毕,而且法外施仁,颇得民心,这些都表明年轻的皇帝确实已日趋成熟。
康熙: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得心应手


《少年康熙》剧照


对于十六岁的康熙来说,1669年这一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随着辅政体制的彻底终结,属于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康熙时代”开始了。


在清除鳌拜集团前,康熙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即预示他下定了与以辅臣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分道扬镳,重新恢复顺治朝开明政治的决心。1669年8月,南怀仁等三名传教士为汤若望等人鸣冤叫屈,礼部接到诉讼后予以驳回,康熙对礼部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进行重审,并要求将“是非议明”。


汤若望案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首告杨光先都从未能够提供任何确凿证据。最为可笑的是,杨光先并不懂治历,当朝廷要他去钦天监任职时,这位老兄只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加以推托。朝廷不准,硬让他当上了钦天监监正,结果他在推算时错误百出,连闰月都能算错。杨光先曾经大言不惭地狂言“宁可使中夏(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鲁迅幽默地评论道:“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也学不好的。”


“汤案”以前碰不得,系因它为鳌拜等人所定,如今鳌拜已经倒台,皇帝又下达了要求将“是非议明”的旨意,自然不难查清。康亲王杰书很快就领衔奏复,报告汤若望案确属冤案,汤若望等人“并无结党乱行之处”,乃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诬告”。


汤案终于得以昭雪,案中的所有受害者都“照原官恩恤,其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各复原职”。议政王大臣会议原拟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康熙念其年老,才加以宽免,此人后来也病死于被遣回籍的途中。


此时汤若望已经去世,康熙下旨恢复其原官衔,重赐“通微教师”称号(原为“通玄教师”,因避康熙御讳而改)。12月8日,他赐地厚葬汤若望并为之撰写祭文,下葬之日,还亲自随同孝庄莅临墓前致祭。


1670年10月,康熙“命改三院为内阁”,接着又重新设立了翰林院,至此,由顺治朝开始的内阁和翰林院都成了定制。与此同时,对于父亲的施政,康熙也不是无条件地予以认同和继承。顺治生前对太监过于放任,康熙则始终对宦官干政保持着足够警惕,康熙一朝,宫中太监不仅数量少,而且管理十分严格。太监们平时不允许随意出宫,如果有事请假出宫,白天出去,晚上一定要回来。


在康熙看来,太监不过是宫中的奴婢仆从,和洒洒水扫扫地的用人无异,根本没有资格也不能让他们干预政事。他和身边的一些御前近侍太监关系很好,但也只会让他们干些跑腿打杂的事务,平常大家说的都是“家常闲谈笑语”,而从不涉及国家政事。


太监会干政,其他近侍也会。辅政期间,辅臣们借顺治遗诏对太监势力进行清除,上三旗包衣趁势而起,特别是鳌拜擅权时,不少官员往往勾结宫中包衣,形成了“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的歪风。康熙严禁近侍干政,并郑重宣布以后如果谁再不遵禁例,“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孝庄身边的近侍——尽管康熙十分尊重祖母,但他绝不允许别人通过这一特殊渠道来干预政务。
康熙: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得心应手

《少年康熙》剧照


鳌拜擅权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让他知道,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做到指挥如意,得心应手。一俟擒拿鳌拜,康熙就立即收回了辅臣原有的代为批红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从无代书之人,直至晚年,在右手因患病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他宁可用左手执笔批旨,亦“不假手于人”。


康熙从鳌拜事件中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教训,是不能坐视大臣们怀挟私仇,互相陷害。自鳌拜倒台后的三四十年间,再没有发生过大臣相互攻讦的事,更不用说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那样的惨剧了,康熙后来很是欣慰地说:“此一端,朕心颇以为善!”


宦官、近侍不能干政,又无大臣互讦,这就让内阁大学士的职能得到了正常发挥。康熙废除辅政体制后,首先对内阁中的满人大学士进行了调整,索额图因功由一等侍卫迁升内三院大学士,恢复内阁后,他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像其父索尼生前一样,成为了内阁直至朝廷中最有权势和声望的大臣。


顺治时期的内三院大学士已逐渐形成“三满三汉”对等制度。一般来说,汉人比满人的学问要好,而在汉人中,南方人比北方人的学问又要更好一些。康熙比较重视推动南人入阁参政,他的办法是先从翰林院中选拔南人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者主要帮助皇帝学习汉文化,也用来咨询时政,虽然官职并不显要,但升迁较快。以熊赐履为例,他是湖北孝感人,首任翰林院汉掌院学士,在康熙亲政初期,他因一再上言针砭鳌拜而受到康熙的器重。鳌拜倒台后,熊赐履充日讲官,每日在殿上为康熙“上陈道德,下达民隐”,康熙也“每虚己以听”,几年后,终被超授为武英殿大学士。


至康熙朝中期,内阁共有大学士六人,其中两名满人,四名汉人,四名汉人中,南北汉人各半。这是康熙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结果,体现的是满汉联合,南北汉人共同参政的政治理念。在全新的体制下,大学士们以不致重蹈辅臣覆辙,侵犯皇权为前提,应皇帝要求积极赞襄机务,使内阁真正起到了中枢机构的作用。


(节选自关河五十州《康熙大帝:领导力是如何炼成的!》)
实体书《康熙大帝:领导力是如何炼成的!》已出版上市。


康熙: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