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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2020-09-03 17:00阅读:
说完帖学该说碑学了。
碑学本是一件好事,但却成了现代丑书的主要来源。
要说学书法临碑其实很早就有了。
秦代李斯用小篆刻石,既是宣扬皇帝的功绩,也是为了传播文字和书法。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秦李斯《峄山碑》拓本
东汉的《熹平石经》也具有传播儒家经典和标准字体的双重作用。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历代的书法家也没少临碑,甚至自己亲自去拓印拓本的也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要到了清代才有“碑学”这一说呢?
还不是被“文字狱”逼的!
连写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会被砍头的环境下,谁还敢乱写乱说话啊?
所以文人学者都埋头做学问,寻找散落在民间碑刻就成了文人学者们研究的新方向——所以,百度百科定义碑学是“指研究考证碑刻源流、时代,鉴别碑刻拓本的种类、年代、真伪和考证识别刻石中古文字结体的一门学问”是没错的,最初碑学就是金石考据学。
只不过在发掘、研究这些碑刻的时候,文人学者们发现这些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碑文,由于加入了刻工的“再创造”,比起法帖别具一番风味——这就像天天吃海鲜吃腻了人,看到了山珍就稀罕得不得了。
这种风味被称为金石味。
关于“金石味”,潘天寿说的最为透彻:“石鼓、钟鼎、汉魏碑刻,有一种雄浑古朴之感,此即所谓‘金石
味’……古人粗豪朴厚,作文写字,自有一股雄悍之气。然此种‘金石味’也与制作过程、与时间的磨损有关。金文的朴茂与浇铸有关,魏碑的刚劲与刀刻有关,石鼓、汉隶,斑驳风蚀,苍古之气益醇。古代的石雕、壁画,也都有这种情况。这些艺术品,在当时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自然已经很好,而在千百年以后的现在看来,则往往更好。”
从清初傅山(就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里面的一代宗师傅青主)开始倡导学碑,再经过邓石如、何绍基、包世臣等人身体力行、大肆宣传,以及“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等人的名人示范效应,再加上学帖的越来越僵化,刻帖的质量越来越差,书法也确实到了要求新求变的时候了,所以碑学渐渐发展壮大,大有压倒帖学之势。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傅山 书法对联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清代篆刻家邓石如书法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何绍基 行书联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艺舟双楫》包世臣 著 碑学代表理论著作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郑板桥 书法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金农 书法
碑学战胜帖学的最关键的战役是康有为完成的。
康有为从自己的保皇变法的角度出发,写了一部《广艺舟双楫》,以守旧党开新党之争来比附当时帖学碑学之争,将开新者视为碑学,把守旧者看成帖学,对帖学加以全面否定。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康有为 著
在这段时期,碑学也不仅限于研究石碑了,钟鼎彝器、钱币镜铭、玺印兵器、墓志造像、陶砖瓦当等,无不成为碑学研究借鉴的对象。
相比之下,帖学书法因缺乏新的活力来源,更显得势单力薄,已无力阻挡碑学书法一统天下的趋势了。
这个时期的著名书家如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等, 无一不是碑派书法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的影响甚至流传至今。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清 赵之谦隶书《经神金楼》八言联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杨守敬 书法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吴昌硕 书法
郑板桥、康有为、吴昌硕…这些人才是现代丑书的祖师爷啊 康有为 书法
但是,碑学研究、学习的这些文字遗迹,很多不是出自名家,大部分都是古代的基层官吏、底层文人、市侩商人、石匠刻工等人所写,书法水平良莠不齐,康有为等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学说,不惜纠枉过正,把碑学捧到“无碑不佳”的地步,这也是过分了。
影响更大的是,“碑学”的兴起还意味着把非名家的碑刻也纳入到了书法学习的对象之中,这样,书法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书法的边界也变得更加模糊。
一笑也说不上来这对书法来说是好还是坏,也许兼而有之。
好的地方是降低了书法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容易进入书法之门;扩展了书法取法的范畴,让书法有了更多的表现形态,也融入了更多的表现技巧。
但坏的地方就是让书法慢慢丧失了标准,不但优劣难别,甚至连一幅作品到底是不是书法都搞不清了。
到了现代,否定经典、打倒传统成为时尚,古代的“民间书法”被追捧,乖戾恶丑之书代替了以和谐为美的唐晋风韵,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书法界的上层主流。
一笑认为:我们学习书法,对待历代碑帖,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绝不可盲目崇拜,也不能一笔抹杀 ,兼收并蓄,相互印证借鉴,才是最合理的学书之道。
实际上,康有为在晚年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将碑帖决然对立的做法欠妥,他在1915年致罗棪东信中说:“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
可惜的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尤其当他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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